有關中國的租界（摘編）

“租界”這一名詞在中文中出現的時間為1860年代。一般認為，租界要具備中外文件條約作為依據，有明確的地域四至，區域內的外國居留民行使獨立完善的行政、司法體系。中國的租界制度以最早建立的上海租界為藍本，並影響到其他租界。租界最主要的特點是內部自治管理，並不由租借國派遣總督，而是成立市政管理機構——工部局，擔任市政、稅務、警務、工務、交通、衛生、公用事業、教育、宣傳等職能，兼有西方城市議會和市政廳的雙重職能。

中國法律界指出，租界是指兩個國家議訂租地或租界章程後，在其中一國的領土上為擁有當地行政管理權的合法的外國人居留、貿易區域。一般由開闢國領事或由僑民組織的工部局之類的市政機構來行使這些權力，形成不受僑居國政府行政管理的國中之國。

租界分為兩種，一種租界是只有一個使用國的單一租界，一般的稱呼方式是“某某國租界”，這樣的租界是分佈範圍較廣的一種形式。但也有數個國家共同享有一個租界的行政權，如香港九龍城、廣州沙面、廈門鼓浪嶼等地，這樣的地區則被稱為“公共租界”。由於公共租界內的行政權分屬租借各國，治權劃分可能存在分歧，利於他人在租界之中進行不正當甚至是違法活動。

1845年11月，中國上海出現了第一塊租界。由於與被割讓的領土不同，租界在名義上其領土仍屬出租國，並且自身不具備治外法權的屬性。

普遍上認定歷史上租界使用國均是藉由本國通過不平等條約取得公民領事裁判權，許多人會認為中國是被殖民的一方，不過事實上許多租界其實是中國當局主動出讓的。1842年中英《南京條約》內文列明英國人有權居住在上海，並無允許在上海劃予英國任何租界。後期其實是上海道台宮慕久害怕中國人和英國人雜處、滋事而影響個人仕途，於是自願劃出上海縣黃浦江的河灘上一塊不毛之地予英國作為租界。宮慕久和英國人簽訂的開闢上海租界的條約，名叫《上海租地章程》，簽署於1845年，當時英國軍隊已撤離大清國土地很久，英方與宮慕久談判並簽約的是領事巴富爾，過程中英國軍方沒有參與談判。

這份《上海租地章程》，有文如下：“……為曉諭事：前於大清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年)奉到上諭內關：英人請求於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等五處港口許其通商貿易，並准各國商民人等摯眷居住事，准如所請，但租地架造，須由地方官憲與領事官體察地方民情，審慎議定，以期永久相安……”

那時中國二十七個外國租界中還有廈門鼓浪嶼租界，天津美租界（後併入英租界），比利時租界，意大利租界，廣州沙面租界等都存在中國當局主動出讓外國作為租界使用的情況。就如1843年在廣州，英國本想租用地塊是十三行對岸河南的數十畝田地，清廷當局並無異議，然而地方鄉紳“會齊四十八鄉，集約二千餘人”大肆反對怔地，英方並無付諸暴力，同意放棄選擇，所以後來直到1859年7月才正式與法國共同由清廷政府處租獲沙面。

中華民國二次革命時期，袁世凱的北洋政府為解決革命黨人在法租界進行對抗政府的活動，於1914年4月7日與法國駐上海領事簽訂一份條約如下：1、法國承諾中華民國：法租界不得窩藏革命黨，一有查出，立即逮捕法辦、或驅逐出境;2、中華民國政府同意：法租界面積擴展至15150畝。

可見由於內部政治等因素，中方政府不止一次自願甚至是主動劃割租界予外國，並非單純所謂外強威逼而已。而深層次上，有認為租界是外資嚴重不信任資金投放地司法狀況而產生的。

在1876年以前與中國有關的所有租界條約中，外國人居留地都只有土地的租賃使用權，而沒有佔有權。太平天國時期，其將領李秀成曾率兵攻至上海近郊，由於太平天國早先的政治領袖楊秀清曾公開要求外國不要插手干涉太平天國的活動，被外國人解讀為不支持本國勢力在中國的存在，因而他們在租界組織了“洋槍隊”，協同巡捕維護租界安全。原來租界沒有中國人居住，由於富商逃難而入，導致租界當局藉口人滿為患，擴大地界；藉口維護華洋雜居現象後的治安，設立員警和法庭；這些原本只屬於國家機關的行政機構不斷發展，並最終形成“工部局”（Municipal Council的中文譯名）。

後來，工部局成為一個擁有軍隊、警員、監獄和法庭的租界行政機構，又有徵稅、審判、管理市政設施、教育、衛生等各項權力，成為租界事實上的政府。這套制度在上海完善後，被推廣到其他口岸。1876年中英《煙臺條約》使之合法化。

中國公共租界出現了近代歷史上具有警察意義的公務員——“巡捕”。巡捕的組成不僅包括租界使用國公民，印度人、越南人、中國人也有擔任巡捕的紀錄。巡捕以租界使用國的法律為基準，加上部分中國籍巡捕存在有針對本國公民濫用職權等違法行為，故而經常被當地人稱為“漢奸”、“走狗”等具有民族主義情緒的稱呼。

租界一般分佈在沿海、沿河等通商口岸或便於貿易活動的城市中，換言之就是外國資本主義能夠進行經濟活動的地點。由於租界的特點，外國人多願意在租界投資辦廠或從事貿易活動，此外也建立教堂進行傳教、開辦具有本國特點的學校、醫院、墳墓等附屬設施。因而租界的經濟文化繁榮程度往往遠高於其周圍的地區，依照城市發展的方式，自然而然的成為該城市的商業中心，並以租界為中心向外慢慢擴張，為城市留下有別於傳統文化的，濃厚的外國特色。並成爲拉動城市部分相關行業發展的契機。對於相當多曾經是通商口岸的城市而言，其城市的幾何中心一般都有租界的影子，可見租界對部分城市區位因素的影響。

租界的法治清明亦直接促進大清施行司法改革。當年西人向清政府明着說“只要大清國改善司法公正問題，我們可以歸還租界 ”。這件事直接刺激滿清政府啟動晚清司法改革，廢除了凌遲、梟首等一系列野蠻酷刑，並初步建立大清國律師制度和人權保護的框架。

歷史上中國租界內的商務活動為拉動通商口岸城市經濟發展，刺激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產生，傳播近代民主、科學文化，提供宗教信仰和政治宣傳起到了很大作用，部分租界內共公設施完善，治安相對平穩，為部分政治流亡者提供庇護，如魯迅就曾在租界生活過，並影響了他的政治觀念。其《且介亭雜文》的“且介”二字就來自於“租界”兩字。租界繁榮的經濟發展，吸引了相當數量的中國上游階層，在那裡定居，消費。上海正因其繁榮的租界，被時人稱為“十里洋場”，並很快成為中國各地租界的代名詞。

1845年11月15日，上海道台宮慕久與英國領事巴富爾，簽定《上海租地章程》，成為中國第一個合法租界。這份章程是上海道台主動向英國領事提議，將黃埔江河灘上無人居住的土地，租借給英國，讓英國僑民居住。

租界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一直是發展遲滯的中國城市中最引人注目的地方。租界由於其不受清廷法律管制，煙館、妓院等大量不符合中國朝廷傳統管制思維的事物於租界中隨處可見。尤其是鴉片館，有說在當時很多中國人看來，租界許可這種摧毀中國人意識的毒瘤可以公開在租界中出現，是外國人對中國的蔑視和敵對的最好寫照。因而在租界煙館門外，時有暴發衝突。

在1860年《北京條約》簽訂允許中國人前往國外做工後，出現大量外國人通過非法手段透過租界將中國人帶往國外做苦工的事件。在西方，奴隸貿易早已被法律所禁止，而實際上中國勞工是被這些外國人所買賣，用於開發海外殖民地。

對於勞工出國協定，一般的華工根本不知其含義。在尋找出國華工的時候，廣東、福建甚至發生了外國人利用武力強制中國人簽約出國，導致一段時間內人們對華工出國一事噤若寒蟬。曾任美國駐華公使的伯駕就曾指出：“（中國的）苦力貿易原來同奴隸貿易是一模一樣的。”隨着華工出國現象產生了對這些工人的蔑稱“豬仔”。

租界是中國近代史中影響中國政局的因素之一。比如辛亥革命時期湖北軍政府和清政府的談判就是選擇在上海的英國租界展開。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也是在上海法租界秘密召開（後轉移到嘉興）。包括五卅運動在內的大量示威遊行路線也多經過租界，以示對外國勢力的不滿。租界在中國被政府視作主權喪失的象徵，中國歷屆政府都在為收回租界而與租借國展開收回租界的談判。1927年開始，各地的租界被中國政府陸續收回。

以下是部分租界收回的時間表：

1917年，中國參加歐戰協約國，對德國和奧匈帝國宣戰，收回了漢口德租界、天津德租界和天津奧租界。

1924年，蘇聯宣布放棄原俄國在華租界（天津和漢口）。

1927年1月3日，國民政府收回漢口英租界。

1927年1月10日，國民政府收回九江英租界。

1929年11月11日，國民政府收回鎮江英租界。

1930年9月17日，國民政府收回廈門英租界。

1931年1月15日，國民政府收回天津比利時租界。

1943年3月30日，日本將杭州、蘇州、漢口、天津四處日本租界交給汪精衛政權。應汪精衛政府要求，日方向法國維希政府施壓，迫使法國放棄在華租界。

1945年中國抗日戰爭勝利後，國民政府宣布收回所有的在華租界，自此租界的歷史基本上在中國宣告結束，除卻新界等租借地仍未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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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網上介紹以往中國租界的資料，明白了些此前並不知曉的事情。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