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书为领导所写的文章就是名符其实的“官样文章”。

“官样文章”本来就是个贬义词，当然读起来味同嚼蜡。

官样文章是官场上的应用文，正常的人，或者说有正当职业的人，是不会读这种文章的。官样文章的效用，正如笔者下乡的第四生产队社员们所说的：是“脚拐子上吊——哄鬼”。意思是人要真想吊死自己就得吊脖子，吊脚拐子（踝关节处）能吊得死自己吗？那不是哄鬼又是什么？

读这种哄鬼文章，加上写这种哄鬼文章的人，都是一种职业，一种谋生的手段，就象工人要做工，农民要种田一样。拿当年毛主席的话说，就叫做“务虚”。所谓“务虚”，就是搞宣传理论工作的人，而“务实”，就是搞实际工作的人。

在当今中国大陆，以务虚为职业的人，保守的估计，也有一千万人之多。全国各级各地庞大的党政机关就不说了，工农兵学商，五行八作，方方面面，那个单位没有书记？没有宣传部？没有政工科？这还不包括大、中、小学的政治课教师。

中国真要改革，这一千万人就得失业。这些人失业了，他们以及他们的老婆孩子靠什么吃饭？

所以说改革不是说改就可以改的，管理国家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前面说了，给领导当秘书有两件事，一是给领导写材料，二是给领导提包。

给领导提包就是当领导的随从，跟班，领导下去检查工作的时候，领导的提包就交给秘书保管，领导要什么，一发话，甚至不发话，仅一个眼神，一个下意识的动作，秘书就得在第一时间里把东西从包里掏出来，如文件，笔，本子，香烟，开水杯什么的，交到领导的手上。

我还记得，当我的领导，他的右手大拇指，食指，中指拎在一起的时候，就是烟瘾发了，我就会立即给他递上烟，给他点上火，他深深地吸上一口，直到吐出烟圈来，一句话都不说，甚至连望都不望我一下。

这时候我就想，我与领导如此默契，我应该是领导的心腹了吧？

如果一个秘书一辈子做秘书，象五十岁头发就花白了的农委何秘书一样，那实在是太没意思了。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愿意一辈子写官样文章为他人作嫁衣裳，我是肯定不愿意的。

我知道，给领导当秘书，是官场上的进身之阶，所以当秘书虽然苦，虽然累，虽然卑贱低微，虽然没有人身自由，但也还是要熬下去。三十年媳妇熬成婆，三十年秘书熬成官。

其实要不了三十年，搞得好的，一年半载就见成效。

我也就是在大院里干了一年多就外派出去了。

我直接被任命为我们系统一个局的副局长。那一年我才28岁。

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

当时，很多人羡慕我，我自己也很得意，春风得意马蹄疾，新官上任三把火，我铁面无私，我主持公道，我要对得起提拔我的领导，我要干出成绩来，升更大的官。

现在回想起来，我那时候其实是目中无人，我幼稚而自负，我无情而执拗，我得罪了很多人，我干副局长的那三年，是我人生最糟糕的时候。

我直到现在还对在那糟糕的三年里所得罪的人心怀歉疚。

我在官场上的失败，不怪任何人，要怪只怪我的父母，因为我的父母都是普通的工人农民，母亲目不识丁，父亲也就是在解放军进城之后才读了个工农识字班。他们都没有从政当官的经验，不懂官场上的潜规则，也就没有给我那怕是只言片语的建议和教导，任由我独自盲人骑瞎马的闯荡世界，所以我的失败是必然的。

而那些父母是干部的同事，表现就大不相同了，当年在大院里跟我一起写材料的年青大学生个个都比我进步，有一位现在都混到副省部级了，我相信他们一定得到过其父母的真传。

炼成一个贵族，至少要五代人的努力。我一个工农子弟，混官场没混进大牢就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