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pe看看这个：郭沫若骂蒋投蒋始末zt

送交者: 福禄 2015年06月05日12:17:13 于 [五 味 斋] 发送悄悄话

一．骂蒋： 北伐后期，由于蒋北上受挫，又与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中央政府关系破裂，遭到排挤。且加上当时共产国际和中共的反对，以及国内复杂的其他因素，蒋介石当时可谓四面楚歌，局面极为不利。总的来讲，武汉政府挟中央正统之威，颇占天时、地利、人和。在很多人看来，蒋介石背叛政府，面临政府军的讨伐，又在北上时受挫，不久就会身败名裂。如果在此时挺身反蒋，支持武汉政府，是将来在武汉政府中青云直上的大好机会。在这个时候，杰出的投机分子郭沫若看到了一个好机会，于是干了一件很“英勇”的事情。 1 927年3月31日，郭沫若在南昌写成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号召全国军民起来反蒋。郭沫若一面派人将文章送到武汉《中央日报》上发表，一面在南昌印成小册子广为散发。一时间郭沫若名声大振，俨然是工农武装的代言人，俨然是武汉政府的反蒋功臣。 有人说，郭沫若敢于公开声讨当时的国家领导者郭沫若，实有传统文人的大无畏精神。其实不然，当时国民党内部分裂为两派，一是以蒋介石为首，一是以汪精卫为首，即为著名的：“宁汉分流”。而此时的郭沫若站在汪精卫一方，骂蒋并无性命之忧，绝非人们所说的大有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气势。 《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发表后没几天，蒋介石在南京发动“4•12政变”，成立南京国民政府。汪精卫在武汉以国民党中央的名义发表通电：“蒋中正屠杀民众，摧残党部，甘为反动，罪恶昭彰。已经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开除党籍，免去本人所兼各职。著全国将士及各革命团体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并任命唐生智为东征军总司令，准备武力讨伐蒋介石。  此时，郭沫若觉得时机对自己有利，便辗转来到武汉投奔汪精卫政府。然而令郭沫若意想不到的是，作为反蒋功臣的他，却遭到了汪精卫的冷遇。原来，汪精卫与蒋介石在“反共”一事上态度一致。郭沫若已经加入中共，因此也被汪精卫视为另类。不久，汪精卫在武汉下令“清党”，解散工农武装。郭沫若见事不可为，乃掉头南下。后来，宁汉合流之后，用尽心机的郭沫若在国内自然也就没有了容身之地，于是在中共安排下去了日本。 二．惭悔表忠： 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郭沫若从日本回国。周扬请他去延安，他拒绝了，却托国民党元老吴稚晖通融求见蒋介石。蒋介石虽然曾下令通缉过郭沫若，但毕竟十年过去了，值此全民抗战之时，十年前的那点过节就算不得什么了。1937年9月24日，蒋介石在陈布雷的陪同下会见了郭沫若，郭沫若受宠若惊，“恭恭敬敬地向蒋委员长忏悔过去的罪过，要求蒋委员长饶恕他，他要献身党国，将功折罪……”会见后，郭沫若赶紧写了一篇《蒋委员长会见记》在报上发表，文章中对蒋介石大加颂扬，三次描写蒋的眼睛：“眼睛分外的亮”、“眼睛分外有神”、“眼神表示了抗战的决心”。 人们皆知有郭氏有《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却不知此公还有《蒋委员长会见记》。也难怪，《蒋委员长会见记》在大陆已经见不到踪影，《郭沫若全集》当然也不会收录。如果不了解宁汉分裂时期的史实，人们会误以为，郭沫若在蒋介石的统治之下敢于拍案而起，还是个很有血性的人物。岂不知当时郭沫若身在汉方阵营，绝无性命之忧。1937年之后，这才真正是在蒋介石的统治之下，而此时郭沫若也只能写写《蒋委员长会见记》了。 三．郭沫若写的《蒋委员长会见记》原文。 蒋委员长会见记 从张群那里刚好回到居停处，赵处长有电话来了，说蒋先生叫我去谈话，立刻就去，有 汽车派来接我。不一会汽车业果然来了。 天在下雨，一个人坐在很宏大的一架汽车里面，觉得有点兴奋。汽车夫是用不着关照的，他只是开着车在走。 走了一些转折，到了一个地方，又被人引导着步行了一段路，到了一处朴素的住处。 刚进厅堂门，穿着深灰色的中国袍子的蒋介石远远由左首走出，呈着满脸的笑容，眼睛分外的亮。 ——你来了。你的精神比从前更好。蒋一面和蔼地说着，一面和我握手。 厅堂相当宽敞。当门不远处，横放着一张条桌，蒋背着门在正中的一把大椅上坐着，叫我到桌对面的正首就座。我说，我的听觉不灵敏，希望能够坐近得一点。于是我便在左侧的一个沙发椅上坐下来。 ——你的神采比从前更好，蒋又这样向我说了一遍。看来比从前更年青了，贵庚是？ ——是壬辰年生的，今年四十六岁。 蒋的态度是号称有威可畏的，有好些人立在他的面前不知不觉地手足便要战栗，但他对我照例是格外的和蔼。北伐时是这样，十年来的今日第一次见面也依然是这样。这使我感到轻松。 我也感觉到蒋的精神似乎比从前更好，眼睛分外有神，脸色异常红润而焕发着光彩，这神采就是北伐当时都是没有见过的。我见过西安事变后的蒋的像，觉得憔悴不堪。抗战以来的局面的确是是所有的人都年青了。 “目系而道存”，储蓄在脑子里所想说的话顿时感觉着丝毫也没有说的必要了。因为我感觉着蒋的眼神表示了抗战的决心。只要有这一决心就好，就能保证抗战的持久性。抗战既坚决而能持久，民（和谐）族的幸福还能有超过这一点的吗？自然，我并不是朴素的唯心论者，以为精神超过一切。但我们目前的中国是当以精神奋励为前提的，因为物质的供应虽然不周到，但已相当有了一些准备，如果大无畏的精神力毫不发动，则一切物质上的储备只是死物，而且会成为自己的累赘。现在，我们最高尚的精神力活动了起来，一切物质上的工具都赋予了新鲜的生命。生命是连绵继续的不断的流。生命诞生生命，要保持者它的不断的永续，那是物理的必然的趋势。所以我们精神力一发动了，必然地进求物质的充实，以维持活动力的持久。 蒋问到了我关于甲骨和金文的研究上来，问我今后是否尚有继续研究下去的兴趣。我说，只要有材料和时间，是仍然可以研究下去的；关于那类古器物学的材料，散在欧美各国的很多，将来如有机会时很想把它们收集起来。蒋说，将来可以设法。 又问到我有没有朋友可以做宣传工作的。我对于这个问题却答得很含糊：因为我以前的朋友大抵分散了，有的也改变了兴趣，回国以来虽然知道一些从事宣传的人，但不必是我的朋友。因此，蒋接连问了两次，我于咄嗟之间，终没有可能提出任何人来。 蒋又说，希望我留在南京，希望我多多做些文章，要给我一个相当的职务。 我自己也感觉着，我的工作是以做文章为最适宜的。我因为耳朵聋，没有可能参加任何的机构。别人的议论我既不能听取，自己的意见也就无从交流。我把这个情形直率地说出了，我说，文章我一定做，但名义我我不敢接受。 蒋说，一切会议你都不必出席，你只消一面做文章，一面研究你的学问好了。 我没有再多说话了。 蒋又问了我的家眷，又问到了我为什么到了日（和谐）本。关于到日（和谐）本去了十年的一层，我也回答得很直率。我说：我没有钱，在国内不能生活，又不能到欧美去，所以只好朝日（和谐）本跑。 此外还问了些我个人的私事，最后是说，我们改天再来详细地谈。于是我便告辞起身，蒋一直把我送到大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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