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打松沪会战的意图

    目前比较流行的看法，是说“蒋介石最担心的是日军从华北长驱直下，由北向南进攻。如果日军从山东登陆，整个北方必将全失。接下来，就只能退守长江了。蒋介石要改变这样的被动局面，于是他选择了将战线由南北作战改为东西作战，把日本由华北引导华东。由东向西退守，中国有西南腹地地理纵深的优势，便于打持久战。而持久战是地大物博的中国对抗岛国日本的唯一可能。因此，在蒋介石考虑的东西线作战中，位于中国地理龙头的上海成为首当其冲的考虑”。当然，也有人不同意蒋介石先生当时就有这种意图。

    这一战役持续了三个月。1937年8月13日，中国军队在上海进攻日本海军陆战队，打响了淞沪会战。是役日军投入8个师团和2个旅团20万余人，宣布死伤4万余人；中国军队投入48个师和24个旅60余万人，自己统计死伤30万人。看起来国军伤亡是日军的七、八倍，但中国军队与日军激烈对抗达三个月之久，最后主动撤离，也算是抗日战争史上国军表现相当不错的战役。

    其实支持上述看法的很多人也提到， “上海不仅是东西作战战略的地理出发点，而且经过百年开埠，上海已经成为远东第一大城市，各国势力在上海盘根错节。上海一旦开战，势必将战火引向西方各国。这也正是蒋介石的打算，希望把西方各国拉进这趟浑水，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乃至干预。出于多方面的考虑，中方决策者把目标锁定在了上海”。其实我个人看法，这才是蒋介石先生在上海和日军大打特打的主要意图。

    “而日本方面，却没有考虑华北南下的战略，也选择了进攻上海。因为在日本看来，上海是中国经济的龙头和基础，中国第一大商业港口，是中国的命脉所在。所谓打蛇打七寸，拿下上海，中国的基础就没有了。没有了这个基础，你后来还怎么打仗？而且，上海距离中国首都南京近在咫尺。由上海西进，可迅速攻占中国首都，达到战争目的。因此，日本人也做出了在上海开战的战略部署”。我认同这种看法，不过日本的战争决策者大概忽略了中国当时是个落后农业国的现状。也就是说，中国在上海一带的工业可以被摧毁，但国军依靠国土的辽阔纵深，和国民的自给自足性仍能进行长期的抵抗，只要有战斗下去的意志，国军就能长期地抵抗下去。

    松沪会战后期，战场上的形势对中国军队已不利。11月5日，日军在杭州湾金山卫附近登陆，迅速包抄淞沪中国军队防线背后。国军一些将领希望蒋能放弃前线伤亡惨重的抵抗，逐步后撤。但蒋不同意。“蒋介石很清楚自己的实力，他一开始把战事选择在上海就是希望能引起国际社会的干预。所以，从战斗打响开始，他就一直希望国联能出面干预。‘打’是为了将来更好地‘谈’。可以说，因为寄希望于国联，蒋介石错失了不少战机。结果是，国际社会干预没等来，战场上面也节节失利”。这里面说蒋“一直希望国联能出面干预。‘打’是为了将来更好地‘谈’”似乎是说蒋心里还是希望日本能停战进行谈判的。当然有这种可能性。中国当时毕竟无法有效地阻挡日本的侵略。后来日军在杭州湾登陆，蒋介石一看日军要抄后路了，只能放弃上海后撤。如是，中国形成两大战场，一个战场在华北方面，另有战场沿长江下游向西。中日持久战的局面形成。

    有篇历史文章“蒋介石因何自责‘太坚强’？”并不认为蒋介石先生在上海松沪会战之前就有引诱日军全力进攻上海，已形成日后对日持久作战的意图。会战激烈进行的时候，“大本营副参谋总长白崇禧、作战组组长刘斐曾向蒋建议，上海会战应适可而止，及时向吴福线既设阵地转移，以便更好地打击敌人，和保护自己的战斗力。十月初旬，蒋介石采纳了这个意见。对前线各部队向吴福线转移的命令都已下达，前线已开始执行。

    “但在下达转移命令后的第二天下午，蒋介石突然召集一次紧急会议，说根据外交部的意见，《九国公约》国家正在开会，只要我们在上海能继续顶下去，《九国公约》国家可能会出面制裁日本。因此，要收回撤退成命，要各部队仍在原阵地坚守。当时，白崇禧、刘斐表示反对，认为既然已经下达转移阵地的命令，各部队已经开始行动，在敌人的强大压力下要部队再回原阵地，一定会引起混乱，结果将不可收拾。蒋介石坚持不肯，说他可亲自赴前线说服各部队，于是他当天晚上就赴前线，并要白崇禧和他一道去了。”

   “上述说法，亦能得到诸多前线官兵之回忆资料（如工兵学校教官黄德馨）证实。简言之，蒋介石此番变卦，乃是其固有之‘战略服从政略’思维模式的产物——当日，战地记者卜少夫曾访问陈诚，向其质问：‘我们为什么要在淞沪一地死那么多人？’陈诚的回答是：‘你懂得什么！我们也要打给日内瓦国联那些代表看看！’”

    松沪会战最终以国军败退告终，国联也没有任何动作。至此蒋在日记中是有反省的。在松沪会战爆发时，蒋在日记中写道：“唯望神圣保佑中华，使沪战能急胜也。”可见蒋初始并无在沪长期作战之计划，“急胜”更显示其无意吸引日军变更其侵华方向。同一时期，蒋甚至还希望能够引入英国力量进行调停，迫使日军离开上海——“使倭得转圜离沪，以恢复我经济策源地”。

    1937年9月，北方战局的恶化，蒋介石开始考虑利用淞沪会战，“引其在南方战场为主战场”；但并无蒋纬国所谓的从容西迁以作持久抗战的打算，而仍寄望于坚守上海获取胜利，且深具信心：“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皆为我国所有，敌国焉得而不败乎！”“相持半年，迟至明年三月，倭国若无内乱，必有外患，须忍之。”

    “所谓‘天时’、‘外患’，乃是指自进入9月下旬以来，国际社会对日本之谴责、对中国之同情渐成主流。如10月5日，罗斯福发表《隔离演说》，将日本之侵略视为传染病之蔓延，呼吁国际社会进行隔离抵制。鉴于外部环境对中国极为有利，蒋介石遂‘不惜以战略迁就政略，一面派顾维钧为出席九国公约会议代表，一面加强阵地战，冀于战场上取得有利之态势，以为外交声援’”。蒋介石曾对唐生智说：“上海这一仗，要打给外国人看看。”故而，10月6日，国联召开九国公约会议，并接受中国申述；8日，蒋即命桂军加入上海战场。直至11月7日，蒋才在日记中转变态度——“保持战斗力以图持久抗战，与消失战斗力以维持一时体面相较，则当以前者为要”—— 下令中国军队后撤以保存有生力量；但另一方面，蒋仍在担忧，此一撤退之举，“于将来之战局有利，然于九国公约会议之影响，其不良必甚大，使此心苦痛不已。”

    1938年2月2日，蒋知道松沪抗战和后期的仓促撤退使国军损失极大，他在日记中检讨称：自己未能在九国公约会议之前，及早下令退兵于吴福线、乍嘉线阵地，“而于精疲力尽时，反再增兵坚持，竟使一败涂地，不可收拾”，究其根源，“此余太坚强之过也”。

    但正是由于松沪会战，使长期抗战的局面形成。至少，国军在上海的三个月的殊死抗战客观上改变了日军的战略进攻方向。这对中国的长期抗战有利。就算蒋当初并没有改变日军战略进攻方向的意图，松沪会也歪打正着了。我对蒋介石先生最大的敬意，就是他一直坚持抗战，无论被日军打得如何的惨，都没有屈服。然而，蒋总是希望西方列强能够真正地伸以援手的想法不对。列强在中日战争中只能在利益面前考虑是否干涉。美国在抗日战争期间援助了国民党中国，可在其后的国共内战中则基本上袖手旁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