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秃笔还是小毛笔的时候，那时是上世纪70年代中。毛爷还在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闹得全国人民不得安生，生活更是苦不堪言。

一天，家里来了一位戴黑框眼镜的高个子先生，有50多岁的样子。 他面容可亲，文质彬彬，言谈间出口成章。跟我父母谈的很是投机，大有相见恨晚的劲头。我在旁边眼看着他们三人喝了二暖壶的热水。当他走后，我才知道他是一位文学戏剧研究员。以后，我管他叫张大爷， 因为他比我父亲年长一些。

张先生早年是北平某大学的学生。40年代去了延安。也是那个时候入的党。在延安时作点文艺方面的事。解放后，进入一个大研究所作研究员。他在建国前后结的婚。可是他的妻子在五十年代中期就得了妇科病，不能再有夫妻生活。 所以，张先生几乎是有婚姻之名，而无其实。以后，无数回的政治运动更把两人的关系推到了冰点一下。到了60年代，他们早已分居了。 可是，那时中国的物质条件太差了，他们不得不在两间小屋中继续生活。而那位女人也坚决不办离婚手续，摆明了要跟张先生干到底，拖到死。那年月，人们的心灵都被扭曲了。 不但政治上的险恶叫人们如履薄冰，生活上的艰难也使人们出奇地不讲情理。明知二人早已势如水火，不想的是如何减少双方的痛苦，反而是最大可能地让对方痛苦。中国人的这份人心啊，到现在还是不理解。这得要多大的仇恨才能要在日常生活中同归于尽啊。

张先生家里得不到应有的家庭生活。四处吃饭，找地方睡。能不回家就不回去。58年反右浪潮后，他认识了一位被打成右派的女人。那女人其实只是一个爽快的人。 说了几句话，就被打成右派，丢了工作，党籍。苦闷地在家里过日子。张先生的性格是个爽朗的为人。出口就带笑，笑起来也是痛快淋漓。他好言安慰这落难的女人。 巧的是，两人的专业也是同样。一来二去，两人就来了电。其实，落难中的人，最是情感脆弱， 容易被人感动，也容易感动人。我在这里要特别说明，张先生不是一个风花雪月的人。他既不是趁人之危，也不是风流成性。 同在患难中的男女，产生同情,相怜是正常不过的。张先生秘密地同那女人约会几年，最后，居然使那女人怀了孕，产下了一个小女儿。 幸亏，那时那个女人是己婚的。也有了3个小孩。那时也没有DNA检查这回事。那女人就瞒过了丈夫，一个木纳的同行， 比她大十几岁的研究员。

说也奇怪，这非婚生的女儿，倒有几分像婚生的结晶，跟其他三个孩子长得还蛮像。大概，那被戴了绿帽的先生到死也不知道这个女儿不是他的杰作。这件事和他同那女人的来往，被严严实实地掩盖了多年。不但那女人的先生不知道，张先生的原配也不知道。 这也是我始终不能理解张先生原配对他仇恨的原因。要是她知道这件事，那也好理解。报复之心，谁都有之。可她到死也切实不知道。 所以，张先生同原配的恩仇我到底也没搞清楚。

转眼间，到了77-78年，张先生决定同原配离婚。那时候，离婚首先要打报告。这事，张先生的单位，倒是痛快地批了。 这时他的原配因癌症的关系，也接近生命的终点。半年后，张先生离婚成功。

可你以为离婚就完了吗？ 张先生的麻烦，不仅一方面是家里的烦恼， 还有单位的麻烦。他立即申请再结婚。这回，单位可不批了。这也是张先生的失策之处。他应当等它个一年半载的。单位知道这位女人，她的先生就在单位大楼内工作。所以，单位的几个头头们，要办张先生妨害家庭罪，作风不正罪。人家是有家室的人，你如何破坏人家的家庭, 将人妻女据为己有？ 那个年代，共产党的官员们就是法官。所以，党委一讨论， 就定了个作风不正的罪名，处分张先生。 张先生被行政降级，留党察看一年。78年130元的工资还是可以的吧？被降了30元。也算是损失糁重的。可张先生在一年后，坚决要同那女人结婚。他言切意真地说，我的年月不多了。你就是把我开除了，我也要同我爱人结婚。我快60了，我这生别无他求。那女人也写了一份说明附带了孩子们的支持信。 这下，党委没法再说什末了。人家当事人的态度是严肃的，连孩子们都支持。你不能再说人家是资产阶级思想了吧？ 无奈，党委不管了。两位有情人终于在1980年结为连理。

婚前，4个孩子都知道自己的爸妈不合。 也都知道，张先生和妈的感情。张先生在婚前的十几年中，视这些孩子为己出。每月的工资全都花在孩子们身上。婚后，得到名分，更得到孩子们的爱戴。由于张先生的涵养，孩子们全都乐意跟他交流。对那生父反而生疏了。老大对我说，他（生父）只知道自己，不知道别人。由孩子们的态度上，你可以看到张先生的品格。

张先生打75年开始到我家来走动。坐下后，就同我父母聊文学，喜剧，音乐。我那时正是求知若渴的年纪，就愿意坐在一边听大人们的对话。78年后，北京印了一批内部发行的世界名著，张先生买了10部送给我父母。当时，这也算是不小的礼物了。知识分子间，当时是不兴送礼的。张先生的礼物，我们家很看重。这是友情的体现。后来，张先生把我家当成一个据点，常常同他的爱人相会。这时，我们就知趣地走开，上街买菜去了。 有回，我下学回家， 走到胡同口，见我爸在那里站着，问他在干什模。我爸眨眨眼说，张大爷和张阿姨在家里说事呢。得，我也和我爸一起在外边站着啦。

难得的是，张先生对我和我姐这种十来岁的中学生也是认真讲话。有一首“波莱罗（Bolero）“ 舞曲，是张先生向我们介绍的。这首舞曲是音乐界学配器的经典之作。全曲只有一个简单的旋律。可是作曲者巧妙地利用不同乐器的组合，重复这句旋律，一回回地加入新乐器，加重效果，烘托了气氛。听完这首曲子，你真的佩服作者的灵巧构思，运用乐器的自如。打个比方，魔术师一晚上玩20个花样不算新鲜。一晚上玩一个花样儿不叫人烦才是真本事。 张先生向我们解释这首乐曲的作者，文化背景，欣赏的角度，等等。这为我们那时的音乐欣赏力很有帮助。

张先生讲话有个特点。他总是自问自答。虽然看着你问，他不等你回答，就说开他的答案了。基本上，你就听他一人在那儿唠叨。可是，你又不觉得他讲的枯燥，仿佛你也是他的对手似的。对于我们那个岁数的半大孩子来说，这种对话是很有乐趣的。

上了东黄城根的牛大后，只在周末回家。同张先生的见面机会少了。80年他结婚后，沉溺于自己的新家庭生活，来的也少了。后来，他和他的太太只是带已成年的孩子在春节，新年来过2回。最后见到他和他的家庭，是84年夏天。他因为有了渴望已久的家庭，而神采奕奕。倍加风趣，健谈。彼时，他正忙着大儿子（继子）的婚事。

几年后，我在北美的大湖区就学。一日，面对鹅毛大雪，突发奇想，冒雪开车去买了几块奶咯（cheese），全是当地的名牌。我突然想起张先生听说我要来北美就学，曾说起他喜欢奶硌的事来。 想找人把它带回去，孝敬一下张先生。后来，有人要回国，我提起这事，他表示为难，东西太多不好带了。于是，这事就搁下了。 谁想，半年以后，我母亲来信，说张先生过世了。她很难过。张先生应邀去河南讲学。晚上一人住在招待所里。半夜突发心脏病，无人知道。

这对我是一个震惊. 噩耗。

我对张先生很尊敬。他的学识，为人，我是很欣赏的。他有知识分子的文雅，豁达，博学，也有一般人的敏感和爱好。他最大的特点，就我所能理解的，是他的坦直。在那个年代里，当人人搞政治时，他公然“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他知道政治的黑暗险恶，决不多说一句。 这使得他在那个年代里，得以全身而退。 虽然检讨写了不少，可是真正的东西一点没露。他的单位有几个人总想找他的茬整他，居然没有一个借口。要不是在结婚的问题上，搞了他一把的话，他们还真无处下嘴。

我很幸运，不但父母极为兹祥，还有几位如张先生这样的忘年之交。他们的谈吐学识，对我后来的成长有很大的影响。

只是可惜了张先生的早逝。他再也品尝不到北美的奶硌了。这也成了我回忆中的一个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