舅舅的婚姻

舅舅俩口子回西双版纳了，打算就在那里养老。确切的说，是舅妈回老家，舅舅该算人家的女婿。舅妈？其实她才比我大４岁，比我舅舅小将近２０岁；我们都叫她玉燕。她是傣族人。先別着急问这是为什么，听我往下说。

“您都８０出头了，还是在北京好。如果在那边犯了病怎么办？”我刚知道舅舅的打算后总这么讲。他笑笑回答说：“玉燕想回去。我也觉得那边好。起码空气比北京好。”现在他俩说走就走了。也没什么人劝阻他们。我父母已经过世多年，他的同辈人都走得差不多了。“到西双版纳清静几年，我也该走了。到时候就找他们去。”舅舅半开玩笑地说。这时玉燕就狠狠地瞪着他。

玉燕，也就是我舅妈，是在小儿子研究生毕业找到工作后决定回老家的。他们俩口子应该是早就商量好了的；等他们的两个儿子工作和生活都安定下来就回西双版纳。西双版纳……

舅舅叫林墨，是才子，１９５２年毕业于北大；那时他２３岁，被分配大学任教，几年之内破格提拔为讲师。正是因为有才，心气高，找女朋友挑得很，必须得漂亮；还有嘛，那就是模棱两可的“谈得来”。他可不怎么精神，个子偏矮，肤色偏黑（所以叫墨），五官端正，但太过普通。第一任女友去苏联留学，时间长了“感情就慢慢淡了”（前女友语）。第二任女友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反右”运动一来，舅舅被打成“右派”。他的女友在批判会上揭发舅舅的“反动言论”。“大鸣大放”时舅舅天真地给院党委书记提意见。这后来当然是“反党”行为。

舅舅被打成“右派”后觉得实在是冤。第二任女友的背叛也让他伤心之至。去“劳动教养”之前他几乎自杀。三年之后“改造”完毕又重新分配工作；没几年“文革”又开始了。舅舅很快就“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因为他要为被划成“右派”翻案。他和其他企图翻案的“右派”们还组织了类似“造反团”的团体，到处奔走呼吁，甚至还在体育场开１０万人大会。这事情很快被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否定，他因此成了“现行反革命”，并被“隔离审查”。就在这个时候舅舅忽然失踪。那时他３８岁。

当时我们家族的人都不知道舅舅的情况，因为家族中的各个家庭几乎都成了被“专政对象”。我父母都分別被关进“牛棚”进行“隔离审查”。记得到了１９６９年初，我母亲被“隔离审查”结束，她到舅舅的工作单位询问其情况，回答竟然是“此人失踪”。母亲惊愕不已，再三询问有关情况。她得到的回答就是，１９６７年底在“隔离审查”期间突然失踪，很可能已“畏罪自杀”，但一直没有找到直接证据（意思是没见到尸体）。林墨失踪后曾报告公安部门立案。母亲追问“以后怎么办”，舅舅所在单位的头儿是这样回答的：如果三年之内都没有找到林墨，就按“人已死亡”处理。母亲震惊和悲伤，后来仅仅把舅舅的“遗物”领了回来。那是一个行李卷和几百本书。此后的十年，亲朋好友们都认我舅舅林墨在“文革”初期自杀了。

然而１９７９年秋天的一天，父亲在单位忽然被通知，他的妻弟，也就是我舅舅林墨一直活着！就在云南西双版纳的一个傣族村寨。这是云南西双版纳首府景洪镇公安局打给林墨原工作单位的。林墨原来的单位又通知了我父亲。我母亲因为早已退休，人家找不到地方通知。舅舅那时已在自治州首府景洪的公安局投案自首。这，太让人震惊了！我们全家人都可以是惊喜得语无伦次。

母亲立即就要亲自去云南西双版纳的景洪镇去看望舅舅。父亲劝阻，说可以第二天先打给景洪公安局打电话再证实一下，并进一步了解一下情况。大家没头苍蝇似的激动，“原来他还活着，原来他还活着！”

第二天上午父亲设法给景洪镇公安局打电话询问，果不其然有此事。那边一个管事儿的说，林墨很快就会没事了。１９６７年底他从“隔离审查”的地方潜逃一事，公安机关根本就没有立案追捕。鉴于当时是“文革”初期的混乱，“隔离审查”应属于“私设公堂”；而他的“右派”问题，现在全国正在搞“反右扩大化的平反”，公安局将派发证明让他尽早回北京办理有关政治遗留问题云云。

跟着，我们先收到舅舅从西双版纳打来的电报，说已经动身前往北京。过了几天他写来的信也受到了，讲他这些年一直生活在一个傣族的村寨里，并已结婚，妻子叫玉燕等等。哎哟，这简直像是天方夜谭嘛。随即我们见到了十几年未曾见面的林墨。舅舅五十岁了，我最后见到他大约是在１９６７年的夏天。现在他只是显得比原来胖了一点。我最关心的是，他是如何和我的舅妈玉燕认识并结婚的？

舅舅林墨在１９６７年“文革”中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关进“牛棚”，并被“隔离审查”。鉴于他积极参与“右派翻案”事件，当时就被单位专案组定为“现行反革命”，并不分昼夜地轮番审讯。那种审讯就是后来所称的“逼供信”。专案组的人们凶神恶煞，不断地威胁林墨，“如不坦白罪行，只能是死路一条”。他们谎称公安部门已介入“右派翻案”的“反革命案”。舅舅在被“隔离审查”后的第三天晚上，借上厕所的机会真的潜逃了。他后来讲，自认为“罪行极其严重”，要活命只能逃跑，因为专案组的人说“这是极其严重的反革命案，‘反右’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亲自定下来的。你们怎么敢翻案”。

他要往哪儿跑呢？林墨要去缅甸参加缅共的游击队。他要在战斗中“证明自己对党和毛主席的忠诚”。千万不要认为我是信口胡说。“文革”初期的人们对毛的崇拜是极其病态的；何况我舅舅当时是那么相信著共产主义。

接下来他乘火车到了昆明，一路上出奇的幸运，没人怀疑他为什么连个单位介绍信都没有。离开北京之前他把手表卖了，一路上就是用的这点钱。他所在单位专案组的人们呢？他们马上认为林墨是“畏罪自杀”，那些日子只是到处找他的尸体。谁也没有想到林墨竟然会潜逃。

到了西双版纳的景洪镇，林墨几乎没有一点钱了。他决定一路要饭去边界，到时候设法跑到缅甸去找缅共游击队。一个快４０岁的人如此想法是否太疯狂了些？可谁让他单身一人，而且自认为“死罪在身”。

两天后他在西双版纳勐海县快接近中缅边境的地方病倒了。因为怕被人询问，他干脆装成哑巴，要饭也是到傣族村寨里去要。林墨又累又饿，喝了不干净的水就拉肚子发烧。在一个傣族寨子边的小竹楼的女主人那里要到了糯米饭。可还没怎么吃就一下晕了过去。那小竹楼的女主人吓坏啦，惊叫著来到林墨身边，不断地喊他，并用湿毛巾擦他的脸。她就是玉燕。

玉燕后来讲，她看到这个“要饭的”是个“哑巴”好可怜。林墨一下子晕倒让她谎了手脚。在给林墨擦脸的时候她感觉到“要饭的”病了，正在发烧。林墨很快清醒了。他马上站起来要走。玉燕拦住了他。可这是个“哑巴”呀。看起来是个汉人，他为什么要饭呢？身上这么脏，这是从哪儿来的呢？

林墨也真的病得走不了了。玉燕扶著他来到寨子里，就在人们集会边上的一个竹楼里，也可以称为生产队队部的地方躺了下来。她还找来当地的傣医来看病。林墨说喝的药和中药差不多，很苦的，但管用。遵照医嘱，玉燕还烧了一大锅水，水里放上药，让林墨擦洗。她还从家里拿来傣族男人的衣服，让林墨把脏衣服都换下来。傣族的衣服换上，林默看起来就是个傣族汉子了。

几天后林墨的病好了很多，他决定走了。然而他和玉燕的眼神一对，身体里一下子起了“化学反应”；其渴望战斗证明自己豪情壮志的意志在减退。那是一对傣族少妇迷人的目光，其中还透著某种隐隐的渴望。然而他们如何交流呢？林墨是个“哑巴”呀。寨子里还真有傣族的哑巴。玉燕把他叫来和林墨交流。林墨是装哑巴，手语根本不懂，只是在那儿瞎比划。傣族哑巴和玉燕比划，意思是汉族哑巴的手语他不懂。那就玉燕自己来吧。她先和寨子中的几位傣族长者说着什么，那几位都点头后，她就领著林墨来到自家的竹楼里。上了楼，指著外间，比比划划，意思是“你別去要饭了，就住这儿吧”。林墨呢？身体里的“化学反应”更强烈起来，决定还是先住下来。

这玉燕，胆子也太大些了吧？可她为什么看上了相貌一般的林墨，而且他还是个汉族“哑巴”。当时林墨很多事情是不知道的。这个玉燕別看不到２０岁，可已经有过两次不幸的婚姻。她１６岁就嫁到这个寨子里来了。没想到丈夫一年后就病逝了。跟著再嫁给本寨子另一位傣族小伙子，又是才几个月就死了。于是寨子里的人都说玉燕鬼俯身，专门克夫。然而寨子里的人们也不能把孤苦伶仃的玉燕赶走呀。于是就在寨子边上单独盖了个竹楼让玉燕住。

玉燕和寨子里的长者们直截了当的说，她看上这个“哑巴”了。他身体那么结实，得了病好得这么快。这是菩萨特地送给她的人。长者们只是说，你们先相处一段时间看看。这傣族人，真是和汉族人不一样。那时全国“文革”已经搞得天翻地覆。可傣族寨子里没什么风吹草动，人们仍和以往差不多的过日子。

林墨那么聪明的人，能不明白玉燕的意思嘛。然而他不敢造次，自己毕竟是“畏罪潜逃”者。他继续装哑巴。不过玉燕已经察觉出来，“哑巴”是可以听见她说话的。于是她每次要林墨做什么事情都是一边比划一边说。这使林墨很快懂了些傣语。他平日都是跟著玉燕一起出去。应该说他也算是个公社社员了。傣族人干的那些农活，特別是男人干的对林墨来说是小菜一碟。我们妈妈家就是农村出来的，像我妈妈和舅舅从小就从事很艰苦的农活的。

然而林墨住下来没过半个月就出了事情。其实让寨子里的人看来并非什么大事，就是让林墨到公社革委会去，证明自己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公社里知道了这事情后总不能让寨子里的人收留一个不知来历的人吧。

公社的两名傣族干部一天上午到了寨子里和玉燕说了些什么，玉燕也觉得这没什么。可林墨顿时紧张起来。他随公社干部走在半路上，路过树林的时候就比划著，意思他要到树林里解手。那两个人对此事也无所谓，挥挥手就让他去。林墨马上逃跑了。他没有直接跑回寨子，而是在寨子外边的树林里躲了起来。那两个干部等了太长的时间，这才发现“哑巴”不见了。他们只好返回寨子，直接到玉燕的竹楼，问“哑巴”有没有回来。

玉燕一听“哑巴”丟了，顿时大哭大闹起来，她要公社的两个干部“赔她的人”。两名干部解释无果，狼狈而去，留下玉燕在竹楼里号啕大哭。她也不知道哭了多久，反正天都快黑了，忽然觉得有人悄悄进来，擡头一看，这不是“哑巴”吗？她扑过去死死地抱住林墨就是不松手。

那天晚上，林墨被请进了内屋。他不知道玉燕已经把他当成她的男人了。进屋玉燕就宽衣解带，林墨先是紧张得要命，后来身体里的“化学反应”到极高的“阈值”，也疯狂地忙乱起来。玉燕这才发现，菩萨送来的“哑巴”男人是个处男。她高兴得要命。林墨呢，幸福得满脸都是泪水。此后的事情顺理成章。公社的干部们不想再来了。玉燕在寨子里长者们的主持下和“哑巴”结了婚。

好像还得再补充些什么。玉燕是她告诉“哑巴”的汉族名字。不过她表示自己没有汉族的姓。她的意思是，现在她应该姓汉族“哑巴”丈夫的姓。林墨想来想就随便写了个“李大勇”三个字，并指著“李”表示这是他的姓。于是玉燕的汉族名字成了李玉燕。后来林墨也不再装哑巴了。他简单地表示自己是逃难而来，在家乡有人要抓他坐牢。他表示在外边他还是要装“哑巴”的，但在家里就不必了。另外，他要玉燕千万不要把他逃难的事情说出去，要是事情传出去，他会被人捉走。玉燕眨著大眼睛使劲点头，她什么都信。

相亲相爱的日子过得快，转眼１０多年就过去了。林墨虽然让外人看来是个“哑巴”，可他成了寨子里最能干的汉子。他养了猪和牛，还有家禽。到时候就由玉燕交给专门赶集的人到公社卖些钱。竹楼也让林墨修缮得闪闪发光。可是不知为什么他们一直都没有孩子。

１９７９年的一天，玉燕和林墨聊天，她说寨子里到附近乡里中学上学的学生回来说，他们学校里原来有个汉族“右派”。他原来是教师，现在平反了，当了校长。林墨一听眼睛都瞪圆了。第二天就跑到乡里找那位中学校长询问。很快他知道“右派”在全国范围内平反了！他回家后立即告诉玉燕自己的真实情况，并上要马上去北京平反他的“右派”问题。当年他是因为“右派”的事情才逃到这里来的。当然，他也告诉妻子，自己的汉族名字叫林墨。

玉燕傻了一样看着林墨。半晌才说“那我该叫林玉燕”。随后她忽然哭起来，边哭边断断续续地说了很多。林墨的傣语还没那么好，意思是听明白的。玉燕认为林墨可能去了北京就不会再回来了。不过她也知足了，十多年的婚姻她很满足。如果林墨真的不想回来了，他们应该找寨子里的长者们去说这件事情，需要办个斩断情缘的仪式。那样林墨也好能再找个女人来照顾他。林墨听完紧紧地抱着玉燕，“要我们分开除非我死！”玉燕听了后只是用手堵住林墨的嘴，让他別发毒咒，不能说死不死的。

舅舅的“右派”平反问题解决的很顺利。他的工作也在原单位恢复了。那“畏罪潜逃”的事儿随着“右派”问题的解决而解决。舅舅还被补偿了打成“右派”后“降级使用”的工资差额。他在西双版纳生活的十几年也得到了工资上的补偿。事情办完他就匆匆赶回西双版纳接玉燕去了。半个月后，我见到了舅妈。

玉燕真是年轻漂亮！穿上汉族的衣服还是那么漂亮，就是显得没那么有灵气；但绝对的纯朴。她言语不多，汉语毕竟有限。谁要是跟她讲话，玉燕就微微一笑；样子真迷人。玉燕来的时候还带了他俩的一些傣族衣服，看来在北京是穿不上了。他们俩有一天穿着傣族的衣服到照相馆特地照了相。真漂亮呀！玉燕显得妩媚。

因为舅舅所在单位暂时没有合适的住房，舅舅和玉燕就先住我们家。那时舅舅每天上班，还要为玉燕办理户口。办户口这事儿麻烦。玉燕是农村户口。舅舅给她办北京市户口的理由就是他被迫逃到西双版纳后结婚。好在玉燕是傣族，办户口可以走另外一条线。那时候舅舅总往民委跑。

可玉燕总显得忧郁。我母亲那时已经退休，时常带着玉燕逛街买东西。然而她就是快乐不起来的样子。有一天晚上，我们忽然听见他们住的房间里有舅舅大声斥责的声音。可是他说的是傣语，谁也不知道在说什么。跟著就是玉燕的号啕大哭。然后就是舅舅的小声絮叨和玉燕的抽泣。我妈都要冲进他们屋子里去，被老爸阻挡住了。这个谜在第二天早上揭晓。

玉燕又说要回西双版纳，她说北京太乱，她太傻。她要和舅舅离婚，让舅舅再找个好妻子。玉燕说她配不上舅舅。当时舅舅就发怒了，不断地大喊“我已经和你说了，要我们分开只能我死”。随后他搂着玉燕劝解，一万个道歉。他说“你答应到北京来看病，要治好怀不上孩子的病，现在怎么能走呢”。这么一说，玉燕就不提回西双版纳的事儿了。

看病就是去医院检查呗。查来查去，两个人都没问题。大夫只是开了维生素Ｅ。有一天林墨的同事告诉他，说山西有个中医治妇女不孕特灵。舅舅回来开玩笑似地和玉燕说了这事儿。他根本不信中医。可玉燕当时就说得去看这位中医。舅舅一想，不能驳妻子想法。于是带着玉燕就去了山西。哈！回来吃了几付汤药，玉燕怀孕啦！这下她再也不提回西双版纳啦。

玉燕生了个大胖儿子。过了几年她又生了一个儿子。人家是少数民族，可以不“计划生育”。舅舅乐死了。玉燕后来在舅舅所在单位的食堂找了份临时工。有工作干，玉燕虽然还是想回西双版纳，但心情好多了。我总看见他们在大庭广众之下手挽著手。

还是那句话，日子好就过得快，转眼２０多年过去，舅舅和玉燕都先后退休了。现在他们回西双版纳了。叶落归根。对林墨来讲怎么是叶落归根呢？自从他遇到了玉燕，他的根就在西双版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