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风压倒西风，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的20世纪的6、7十年代，我们竟好到饿肚皮缺粮，甚至无粮吃的境地。大跃进的战鼓没有敲出一个丰衣足食的日子；三面红旗高高飘扬，却没有飘出吃饱穿暖。天天高唱：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人民地位高；但也未唱出温饱，更别提丰衣足食了。相反，全国六亿人民俱都陷入浮肿大饥荒。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金桥-------人民公社，把广大农民置于饥饿死亡的万丈深渊。在号称火红年代1960年第一春，农村业已饿殍遍野。中华大地竟然呈现：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景象。但毛主席老人家头脑依旧发热。我们大城市还在鼓干劲，再跃进，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为的是与老大哥苏联竞争，中国一定要率先建成共产主义；从而把把马列共产主义大旗从赫鲁晓夫手里夺过来，把世界革命中心从苏联莫斯科移到中国北京。

我们中学所在地------工人新村，五月的一天，突然宣布实现公社化了；中学也毫不例外的随之公社化了。所谓公社化，就是学生生活集体化，行动军事化、战斗化。夜晚挤住在自已的教室内，以书桌地板为床；白日吃学校大食堂做的大锅饭。这样刚一月，就因缺粮缺菜而被迫放弃解散。又各自回家吃住了。到了9月，天津人不管是谁，都要降低粮食定量。男教师一般为29斤，女教工都在26、7斤。饥饿已向天津袭来。学生普遍在原有定量基础上，下调二、三斤。大力提倡以瓜菜带粮，但实际既无瓜，又缺菜。天津每人一天连半斤大白菜也保证不了，别的更没有。各机关、企业、学校奉命都大搞小球藻------人造肉，其实不过是空喊而已。食堂大力推广科技新发明------增量法，其实就是把干饭多加水，变成稀饭，完全是自欺欺人。各单位的书记政治挂帅，已具体化为：书记下伙房，政治进厨房，亲自掌握食堂、粮库的钥匙。

入冬，以逸为主的新生活开始了。我们白日上课减少，下午早早放学。白日提倡教职员工多卧床休息。晚饭后更是完全睡觉，以免消耗体力。城市浮肿病业已开始蔓延。人们都饿得饥肠辘辘。可我们的报纸电台，还在拼命宣传形势一派大好。

我就在“劳逸结合，以逸为主”方针指导下，决定于1960年底，回乡省亲，见见四年未谋面的爷奶爹娘，看看故里老家到底有什么大跃进的辉煌成果，人民公社好，到底好在哪里？

12月30日中午，乘火车到洛阳东站。我出站后，进入当地最大的国营饭店吃饭。用半斤全国粮票，五毛钱，能买来的竟是一碗不含一点米面的野菜汤。可见这时洛阳国营大饭店已无米饭、粮馍供应了。一个九朝古都，新兴工业基地，地级市，竟差到如此地步，这是我根本没有想到的。而在当时的天津，凭粮票钱票，到饭馆还能买到纯粮制品。

天黑回到小集老家。发现我们住了五十年的祖居房屋、院落，已于1958年大办人民公社时被共产了。我家爷奶爹娘小妹五口被驱赶到邻居家一间小屋寄居，遮蔽风雨。公社大队食堂一日两餐，供应的最好食品是：全家五口每顿仅一大碗蒸红薯，大约有3斤吧。此外再无任何吃的东西。幸亏我平时省吃俭用，这次回家方能费九牛二虎之力，下了狠心，买了比凭票供应的糖贵10多倍的六元1斤高价糖二斤，一两一个的烧饼3斤；权作对家人的慰藉。只见村里墙上到处写着：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万岁和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反右倾、鼓干劲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一类大标语。家人乡亲都廋得皮包骨，面黄饥廋，许多人已患上浮肿病，村里已饿死了许多人。过去到处可见的鸡犬，已聊无踪影。乡村到处一派肃杀景象。丝毫没有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影子。根本没有半点“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喜看稻菽千重浪，桃花源里好种田，芙蓉国里尽朝晖”的影子。满目所见尽是：“千村霹雳人遗尸，万户萧索鬼唱歌”的局面。我在家勉强呆了3天，在爷奶爹娘的督促下，就赶紧返回了天津。惨不忍睹的画面，却铭刻于我心里。我为家人担忧，我同情乡亲的遭遇。今后他们可怎么活呀！？苍天大地都无应声。我也毫无救助办法。我一月29斤定量也仅仅勉强苟活。我不禁暗地偷偷思索发问：这是什么大跃进？怎么把人跃进到饥寒交迫，痛苦死亡之中？是人民公社还是饥饿公社？我迷茫，我困惑，我愁苦，我疑虑·····我百思难得其解。我们不是要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吗？不是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吗？人民公社不是好得很吗？现为什么弄得连旧社会、国民党时代都不如？为什么比抗日时的1941-----1943三年蝗旱大灾更严重好些倍？党中央毛主席知道吗？·····一个个疑问，浮现在脑海，寻觅不到答案。

1961年夏，大跃进不再高喊猛呼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出台，公社食堂解散了，开放了自由集市，允许有点自留地，农民稍微喘一口气。但饥荒仍在继续。我听了内部文件传达是：形势大好，问题不少，前途光明。国家进入三年困难时期，这主要是苏修背信弃义撤专家撕合同、逼债造成的，是天灾导致的。

我挂念家里亲人，要尽点孝心。我要为他们送点吃的，缓解他们的饥饿。于是我在1961年8月暑假又买了三斤高价糖；不要粮票的18元一盒不足一斤的饼干；3斤烧饼；以及校农场分得5斤小麦；不远两千里，冒酷暑将其送回老家。这时农村政策已有所调整、显得宽松点。我爷奶爹娘小妹，已搬回被共产的祖屋。村里各家业已各自烧火做饭。劳民伤财的开山凿河，战天斗地的强迫繁重体力劳动业已宣告停止。但饥饿局面还在持续，并未遏制住。家里、村里人仍在饥饿死亡线上苦苦挣扎。

不幸，天大的不幸，11月中旬，我56岁的母亲终于饿死了，我31岁的郑三婶及其小女也在其前后饿死了。我一个15岁投奔革命的热血青年，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利益努力奋斗的共产党员，竟无力救母亲、婶母摆脱饥饿，她们活活被饿死，也无可奈何，干瞪眼。这岂不是个大讽刺？我家当时在农村共有11人，饿死了3人，占36%。这岂不是家庭悲剧吗？后来听说全国饿死3千7百多万人，其中以四川、河南、安徽饿死最多。这岂不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大悲剧？

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62年夏我再回老家探亲，看见三叔家，上房屋正中墙上毛主席像两边，仍贴有1958年爷爷书写的：“人民公社好，幸福乐逍遥”的对联；觉得格外惹眼刺目。心想，倒不如改成：人民公社坏，农村遭祸灾，反更贴切。到家见不到爷爷，这时才知已75岁高龄的爷爷，随三叔去陕西逃荒要饭了。这无疑又给我当头一棒，可谓魂丧魄散。不由得寻思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毛主席，你这是为人民谋的什么幸福呀！大救星怎么不救饥饿的农民呢？

多少年后，才隐约听说：1962年初北京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说：这是七分人祸，三分天灾。此人祸现在始知，并非苏修加给，而是毛主席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共产风浮夸风造成的。可毛至死也未认真悔过、检讨，只轻描淡写的说，成绩是九个指头，缺点是一个指头。竟仍不承认彭德怀1959年夏所说：人民公社搞早了，搞糟了，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是对的。这怎能让人心悦诚服呢？

是谁把1959-1962年的中国大陆变成了人间地狱？到底谁应承担责任？那时的国人都不免思考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