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学时，喜欢过两个当时已经红起来的女作家，当然后来就更红了。

一个是池莉，另一个就是唐敏，两人的文风完全不同，池莉以写小说见长，对武汉小市民生活及其人性的描述和剖析非常犀利准确到位，像我读过的《烦恼人生》、《不谈爱情》、《太阳出世》、《你是一条河》等等，莫不如此；

而生活在厦门的唐敏则以写散文见长，唐敏的散文有着浓郁的女性色彩，体现着女性对生活的观察力和对人生的感悟，细腻的情感和生动的情节让人读来爱不释手。八十年代比较有名的有散文《女孩子的花》、《心中的大自然》等以及报告文学《人工流产》，其中的散文被收入了中学和大学的课本里。

那篇《女孩子的花》是她散文中的代表作，事实上，我是后来才读到这篇散文的。我上学时读到的是她的那篇《走西口的长途电话》，收录在我们当代文学作品选的课本里。那文章我看了一遍又一遍，喜欢极了。

文章讲述了唐敏和舒婷一干南方作家到北京开会，由于大雪封门，大家都很想念远方温暖的家，患了思乡病，每天都在住处等待远方的家人打来长途电话。话说这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家里装有电话的人家很少，家人要跑到邮电局才能给她们打长途呢，由此引发的曲曲折折、先抑后扬在唐敏的笔下生动鲜活，读了让人既忍俊不禁，又为其中美好温馨的夫妻情分感动不已。以我当时的年龄，正是对美好爱情充满向往的时候，读这样的文章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说到这儿，我忽然记起我后来读新媒体课程时，老师说未来人们看电视，将是想看什么就看什么，打开就能直接找到自己喜欢的节目，很方便。老师说这话时是2000年，现如今在网络上看电影电视可不就是想看什么就看什么嘛。可是，当时我们班就有一同学唱反调说，想看什么就看什么？那还有什么意思！人是需要惊喜的，如果没有惊喜，就少了很多的乐趣儿。现在看来这同学说得也不无道理，如果不是当初打电话那么困难，我又怎么能看到唐敏写得这么好看的文章呢? 其中的悬念将不复存在了。

让我感到幸运的是，工作后我竟然有缘见到了唐敏本人。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唐敏再次成为了焦点人物，这是因为她当时刚出版了一本新书，书名叫《狱中手记：走向和平》。我这才知道，她当年曾有过一段不平常的人生经历。1986年她在南京的文学刊物《青春》杂志上发表了一部中篇小说《太姥山妖氛》，这是一部以她当知青时的经历为背景而写成的纪实小说。由于小说使用真名实姓描述了一些基层的腐败和丑恶，那些被涉及的人联名向法院起诉唐敏，认为其小说中所写的内容是社会上的谣传和捏造，造成了对他们精神上和名誉上的伤害。1990年，厦门法院判唐敏诽谤罪，入狱服刑一年。这案子当时挺轰动，因为据称这是首例作家因诽谤罪而坐牢的案子。而唐敏在完成服刑后的几年内潜心写作并于1994年出版了写她狱中生活的新书《走向和平》，再次引起媒体的关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和我的同事才有了去访问她的机会。

1995年3月，福州满目葱茏，遍布全城的榕树状如华盖，枝繁叶茂。

我们按照事先打听好的地址找到了唐敏父母的家。唐敏原来是《厦门文学》的编辑，出狱后，她离开了厦门，搬回福州父母家中居住。

唐敏的母亲给我们开了门，热情地招呼我们在沙发上坐下。那是一套三室两厅的单元房，餐厅与客厅相连，沙发正对着餐厅的饭桌。其时，唐敏正在餐桌旁拿着开水壶往暖瓶里倒水，她身穿一套粉色的休闲运动装，身量苗条，面容平静，好像没有察觉到客人的到来，正全神贯注地倒水。这功夫，我打量了一下四周的环境和家具布置，蓝白两色系，干净、漂亮、时尚，家具陈设也很典雅。在那个年代，那样的装修和陈设应该是有着不错的家境。

“这是我弟弟给我父母装修的，他做了点生意。”说话间，唐敏已经走过来倒了茶并坐到了我们旁边的单人沙发上，她肯定早都注意到我们了，主动打破僵局解释了一下。那天我们的谈话持续了有两个小时左右吧，自始至终，唐敏看起来都神态安详，温文尔雅，不急不躁，平静内敛，似乎在讲述别人的故事。

今天，当我试图回忆当时的谈话内容时，我发现能记住的细节已不多了，虽然我在采访后也写了三四千字的文字稿，发表在刊物上，但说实在，对当时的我来说，更关心的是唐敏本人，而不是她的案子，我想知道这个妙笔生花的偶像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现在我能回忆起来的只有一些支离碎片:

唐敏说她没有错，

唐敏认为作家有自由报道的权利，

唐敏说她愿意入狱体验生活，

……

其实，文坛的官司很多，一直以来，侵犯名誉权的案子时有发生，不过最终都是以赔礼道歉、赔偿损失了结。唐敏的案子也值得商榷，她写的是纪实小说，就是以真人真事为基础，然后加以概括、提炼、艺术加工而成，这样的小说是可以有一定的虚构性的。何况唐敏写的东西也不是为了攻击某些人，只是揭露某些丑陋的社会现象罢了。问题的焦点是小说能不能采用真实姓名，在这一点上，唐敏认为作家有创作自由，她的做法符合作家的创作原则。

    事隔20多年，我现在想起来，觉得唐敏的性格应该是外柔内刚，有着极其倔强的一面。其实她当时的那个案子是刑事自诉案，什么是自诉案？就是一般来说，刑事案都是由检察院向法院提起公诉的，自诉呢，是由原告直接到法院起诉，不经过检察机关。这种案子的特殊性在于定罪之前可以先调解，原告可以同被告和解，也可以撤回起诉。也就是说，如果唐敏当时肯低低头认错道歉的话，这事儿也就过去了，可是唐敏拒绝了。这事儿一般人估计做不到，在那样的境况下，马上就要面临牢狱之灾了，稍微软一点、“聪明”一点的人都会选择保全自己，认个错又能怎样呢？

唐敏给我们的解释是，她没有错，不会认错，她愿意入狱体验生活。她真是一个宁折不弯的人，也是一个为写作而生的人，为了写作，为了她的原则，她宁可飞蛾扑火。事实上，她确实也做到了，她在监狱里举办文学讲座，写演出剧本，不断积累生活，出狱后，她花了两三年的时间完成了又一个长篇纪实文学作品《走向和平》。本来唐敏就是知名的作家，其知名度在福建和舒婷不相上下，加上后来又蹲了监、出了书，拿现在的话说就是更红更火了。

但事实上，在那个年代，坐牢的经历意味着她不可能再进入体制内了，她几乎永远地失去了拥有稳定工作和固定收入的机会。她是搞文学的，也不可能去什么外企单位。那时候没有什么微信公众号，连互联网也没有真正普及，就算是红起来了又能怎样呢？当然，你可以说，在家写作啊，这才是作家应该干的。我告诉你，那个年代，稿费是非常低的，哪像今天，还有作家富豪榜什么的，靠网络甚至手机也能挣钱。虽然唐敏一直在努力写作，这是她唯一的经济来源了，但没有工资真的行吗？采访中，我们特别询问了这一点，因为我们实际上都知道，稿费是不靠谱的，在当时靠稿费生活是很困难的。虽然她有父母的接济，但那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啊。

唐敏倒是很乐观，她告诉我们，虽然她倒了霉运，人们仍然很尊重她，她在当地是名人，当地人视她为文曲星下凡，虽然落了难，但仍然是文曲星啊，所以，每当她外出办事时，总会有人帮助她，当她去商场购物时，人们会以最便宜的价格甚至是半价把东西卖给她（国内是可以讨价还价的哦），当她去饭馆吃饭时，也总有人会认出她，总能给她一个好的折扣，让她少花些钱。你看，这就是普通的老百姓，多么淳朴善良啊，唐敏说她特别感谢这些普通人，他们不但让她的生计得以维持，也给了她生活和创作的勇气和力量。

那天采访结束后，我和我的同事走在福州的大街上，阳光普照，很温暖。我们的话题一直围绕着唐敏。我的这位同事原是从西藏回内地的诗人，也是个文人，看来对唐敏的印象极好，他不无担忧地跟我说他很担心唐敏现在没有固定工作在家闷头写作的事儿，因为这会造成她与现实脱离，长期这样下去，她创作的源泉会不会枯竭？还能不能写出好的作品来了呢？

这里说个小插曲。

当天下午没事儿，我和我的诗人同事分头去逛街。那一阵儿，我总是和诗人一起出差，他喜欢在工作之余给他美丽的妻子挑选衣服，我那时年轻，也喜欢买漂亮的衣服，所以，通常是我们分别逛完街回来，都会展示一下战利品，互相评头论足一番。那天晚上，我穿上新买回来的一套粉色休闲装给诗人看，我发现诗人的眼光有点呆住了，过了一会儿，只听他说，“你这套衣服和唐敏穿的那身衣服很像。”接着他用商量的口吻和我说，“你愿不愿意把这套衣服卖给我? ”“那不可能，我今天去买的时候，这是最后一套了。”我断然拒绝了他。

回去后，除了完成规定的任务，我知道诗人又单独写了一篇有关唐敏的随笔，只是我没有看到文章，也不知道后来在别处发表了没有。现在想起来，我觉得当时自己是太年轻了，不懂得体察别人的感受，若是搁在今天，我立刻就把衣服送给诗人了。我明白，文人不都是相轻，文人也相互怜惜，我也明白，有一种美好和风月无关。而我自己当时买了那套衣服，也许也是因为看到唐敏恬静温婉的样子而在潜意识里受了影响吧。

书归正传。

靠着亲人、朋友以及相识不相识的人们的爱护和帮助，唐敏一直坚强地生活着。她没有禁锢自己，听说后来那些年里，唐敏去了成都又去了北京，但一直都笔耕不辍，相继完成了几部长篇小说。这包括描写基督徒生活的小说《圣殿》、写女词人李清照的小说《红瘦》、反映中国女权问题的小说《男女关系》、写年轻人流浪生活的《幸运大流浪》、反应中国福建沿海一带渔民生活的《冷情激荡》；同时她也出版了散文集《女孩子的花》、《纯净的落叶》、《青春缘》、《美味佳肴的受害者》等等。

再后来，时代变化了，机会越来越多。2000年后，唐敏在北京创办了中国首家民营出版经纪公司——汉青文化公司，包装捧红了安妮宝贝等网络写手，在出版界大展身手。

至于她的个人生活，听说她的丈夫去了美国，偶尔她也到美国去走一走，但她更愿意待在国内，因为在国内她有很多朋友，他们熟悉她，支持她，她能做更多的事情。也听说她后来皈依了基督教。

2008年，唐敏又在厦门开办了连锁书店---厦门伯大尼书屋，但似乎并不平静。唐敏的书店为了让读书人买得起书，努力降低成本，薄利多销，故价格比同类书店便宜，这引起了竞争对手的不满，诋毁谩骂之声通过短信、电话、网络纷纷向她袭来。不过这点风浪对唐敏来说不算什么，改变不了她做事的决心。

唐敏的人生似乎永远都在波峰浪谷上，从福州到成都再到北京最后又回到厦门，拿她自己的话说就是“我喜欢到什么地方去，我就去了，在那里住上些日子又离开，我享受了最多的自由。”她真称得上是自由、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而我后来也脱离了体制，过起了追求自由、居无定所的生活，后来还出了国。正因为如此，我对唐敏的生活也开始有了感同身受，我深深明白唐敏为那份自由付出的代价。我希望此生还能有机会再见到她，听她讲她的精彩人生，而我也能向她诉说这么些年来对人生的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