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同样造就了有着深刻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状的庞大人群。在几千年的封闭社会中，统治者不断的加害着人民，不断的踩踏着民众的底线，以至于最后这些可怜的人们，只要能够活着，就对加害者心怀感激，甚至为他歌功颂德，加害同伴。

　　 中国人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形成，依我看有几个必要条件：

　　 第一，统治者对中国人的控制非常严格，常常让他们缩衣少食，威胁最基本的生存，但是不至于活活饿死。杀一儆百，将敢于反抗统治的人当众杀死，甚至株连九族，有时将将反抗者杀死于闹市，尸体悬挂于城门外，有时进行秘密审判，将被害者有罪的谣言传播于社会。

　　 第二，森严的等级制度、活动范围禁锢制度加上严密的监视，使得中国人对逃跑深感绝望。在人民无法逃避的时候，就认为只有迎合统治者，才可以活命。偶尔也会给一点小恩小惠，中国人就会忘记了自己的悲惨命运是统治者造成的，反而充满感激和感情。

　　 第三，控制国家的信息来源、发布，禁止自由思想的启蒙。中国人虽然古可书信，今可上网，但是都在统治者的势力范围内，无法直接和被统治的国界之外联系。虽然这个空间足够大，至今也有960万平方公里，但依然只是一个封闭的“地窖”。在这个封闭的空间内，统治者能够很容易的对中国人进行洗脑、强行灌输有利于统治的各种理论和思想。

　　 几千年来统治者不断的强调本朝的各种好处，用心良苦的告诉你中国是如何一个美好的乌托邦，剥夺你是自由是不想你学坏，剥夺你的权利是让你减少危险等等。外面的世界是如何的凶险，每天都有无数人吃人的危险事件发生，外面的人都很坏，没有人会来解救你，都是利用你、害你。在“地窖”里，中国人接受的是一个无法选择的“纯洁世界”。

　　 谎话说一千遍，说谎者自己都会相信，何况天天只能听谎话的人呢。而思考可以教人辨别善恶，所以强权者不会让弱者思考，中国人也逐渐丧失了思考的能力。

　　 在这样一种恶劣环境中，人的本能自然告诉自己各种不适应、不舒服，产生焦虑、挫折的感觉，而在形成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之后，体现的是更多的“良性转化”倾向，这种倾向主要分两类：一是“酸葡萄”，二是“甜柠檬”。如果狐狸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是酸的，如果只能得到柠檬，就说柠檬是甜的，于是不为此感到苦恼。

　　 而中国人同时选择了二者。一方面，既然没有在国外生活，国外也没有什么好羡慕的，因为外面有“恶政”，也有“坏人”；另一方面，既然已被禁锢了，如果在认知中更多地强化悲惨境遇的观念，无疑会加深自己的痛苦。如果把被禁锢的事实理解为没那么糟甚至还不错，会降低内心焦虑和恐惧等负性情绪。

来源： 书相遇 2018.05.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