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传统商人：富而不贵

问：为什么传统中一直瞧不起商人？

易中天：由于从秦始皇开始到清朝，一直是中央集权，但未必是专制主义，并不是中国历代王朝都是专制主义，应该说开始的时候是集权不专制，但是慢慢的从集权走向专制，从专制走向独裁，到了康熙、雍正的时候完全就是独裁了，不仅是专制而且是独裁了。这样的制度，是不允许民间资本超过政府的经济力量的，政府非常担心。

民间资本一旦超过了政府的力量，它就会颠覆政权，因此大量地制造不当舆论，比方说无商不奸、为富不仁。这样的词汇深入人心，以致于很多人一提起商业、商人、商品就认为是贬义词，甚至可以把商业、商品、商人作为一个贬义的前提来问你问题，比方说你对学术商品化怎么看？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隐含了贬义在里面，一旦商品化就是无耻的、下流的、没有底线的、不道德的，等等，这是误导。

问：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中，商人虽然有钱，很难得到真正的尊敬？

易中天：商人是富而不贵，商人还要想成为“贵人”。汉代规定商人再有钱，不能穿丝绸，不能坐什么车。商人觉得赚了那么多钱都白赚了，所以汉代有个规定是可以买官的，从汉武帝时就开始卖官了，政府的钱不够用了。商人就可以改换身份，像胡雪岩，就是为了换一个黄马褂。

问：所以他也因此受到诟病。

易中天：这个事情，我认为要给予历史的同情。当时，作为商人，第一要安全，第二是生存，第三是发展，都需要有官方背景，就捐官。平时胡雪岩也不穿官服，但是碰到一些官员欺负他，他的官服就起作用了。如果捐得个四品道台，县太爷就不敢欺负他，还得给他行礼。他获赏黄马褂，黄马褂是很管用的。

问：同时，胡雪岩也做大量慈善，与获取黄马褂会有关联吗？

易中天：不能说胡雪岩做慈善是为了黄马褂。他的黄马褂不是靠做慈善换来的，是给朝廷效力换来的，比如给左宗棠借军费，说是报效朝廷。

问：为了安全，和政治连接在一起，这是中国历朝历代商人的宿命？

易中天：宿命。

问：现在，从大众来看，大众喜欢追捧企业家；从企业家的言行看，他们是否真的改变了历朝历代的自卑？

易中天：我说中国的企业家不容易，尤其是民营企业家不容易。虽然他钱赚得很多，但是在人格和精神上好像总是低人一等，也由此造成部分企业家和富二代心理变态，暴发户到处摆阔，不懂得“朴素的牛B，低调的奢华”。民间称之为“大金牙文化”，敲掉真牙，装上满嘴金牙，戴一块金表。因为他除了钱以外没有别的，社会没有给那些确实靠自己的诚信、智慧、努力致富的人足够的尊重，总认为你的钱来路不明，当然我们也必须肯定有些人的钱就是来路不明，官商勾结，这也是事实。

但是也有企业家确确实实在扎扎实实地做事，他有钱不一定做了腐败的事情，他是有智慧的。比如一台机器坏了，谁都修不好，请来了一个美国的技师，美国技师拿着榔头敲一下，机器好了。说收费多少？一万。这一榔头就是一万呀？他说，这一榔头1美元，知道这一榔头敲在哪儿了就是9999美元。很多企业家能快速致富，他就知道钱应该投在哪儿，真的靠这种智慧致富也是合法收入，我们也要尊重，不能因为人家钱来的快就不尊重人家，这没有道理。

另外，我觉得我们的企业家应该很坦然，如果你钱挣得很干净，为什么不能挺直腰杆，堂堂正正宣布你的光荣？为什么就为富不仁？不能为富有仁吗？为什么说安贫乐道，不能安富乐道吗？

谈中国慈善基因：慈善观是儒家的“仁”

问：在美国，基督教新教是美国大商人积极做慈善的源动力。那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慈善基因”来自在哪些方面？儒家还是佛教？

易中天：传统社会，慈善观还是要归到儒家。仁义礼智信，第一条就是仁，仁者爱人，仁就是爱，孔子、孟子都说得很清楚。仁里有一条最可贵的，是推己及人，将心比心，也就是孟子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孔子的仁学结构，核心是爱，爱是基于什么呢？基于亲情，叫亲亲之爱，亲亲是儒家思想最核心的。孔子认为亲亲是爱父母、爱子女，这是不需要教育的，是人的天性，天然会爱。

但是这也只能做到爱父母、爱子女。所以亲亲又涉及两条：一条是对等相爱，一条是顺序延伸。对等相爱就是子女爱父母，这叫孝，父母也要爱子女，叫慈，一定是双向的。顺序延伸，从孝来讲，爱父母，还有爱父母的父母……往上延伸，一直到祖宗；爱子女，还要爱子女的子女……一直到子孙万代。横向是悌，悌就是兄弟姐妹之间的爱，亲兄弟姐妹要爱，堂兄弟姐妹要爱，表兄弟姐妹要爱……等同于兄弟姐妹的国人要爱。中国人做慈善的根基在这里。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这是“泛爱”。跟西方的博爱不是一个概念。博爱的前提是大家都是上帝创造的，大家都是上帝的罪人，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我们不是。

谈企业家做慈善：是权利，不是义务

问：民营企业历经30年发展，财富巨子越来越多，他们开始广泛捐款做公益慈善，但往往被大众认为是为了博取声名、美誉度，也就是其做慈善的动机时时被质疑。你的看法是？

易中天：我的回答很简单，四个字：不问动机。我一贯反对问动机。中国文化中有一个很不好的传统，就是先问动机。为什么不要问动机呢？第一，动机是无法证明的，永远无法证明，你不能一口咬定他做慈善是为了什么。第二，查明动机是没有意义的，有意义的是结果。如果一定要问动机的话，历史上很多事情都经不起问。

追问动机有什么意义呢？参加革命就是因为吃不饱饭，参加红军的人有多少知道共产主义、读过马克思？到餐馆吃饭，为什么不问厨师是为了弘扬饮食文化还是为了挣钱？兼而有之，不可以吗？我就不明白，到今天为止，中国人怎么那么爱问动机。

不要讨论慈善家是出于什么目的做慈善。关于我们的慈善事业，现在要讨论的是什么呢？我觉得是怎么做。怎么做比为什么做重要得多。因为结果是需要资助或帮助的人得到了资助和帮助。我们与其纠缠动机问题、道德问题，不如讨论方法问题，怎样把中国的慈善事业做得更好。

问：关于怎样把慈善事业做得更好，你有哪些建议？

易中天：我希望贵刊利用你们的影响力来引导舆论方向，比如怎样建立更好的慈善组织，怎么保证善款到位，怎样保证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实实在在得到帮助，我们还要研究哪些领域还需要人去帮助。我就很想你们搭建一个信息平台，因为现在很多人想做慈善，但是他把钱给谁？是吧。我觉得你们这个有影响力的刊物可以来做这个事，这本来是政府该干的事，你们可以做，告诉我们哪些哪些还需要善款，有哪些方式可以把善款送到位，他们需要实实在在的帮助，务实的。慈善家不可能亲力亲为，做不到，除非是从企业退下来的，很多人只是出钱而已，研究这些，比讨论动机重要多了。动机是个伪问题。

问：除了质问动机，还有一个问题。每有大灾难，社会都会有一股让企业家捐款的强烈声音，面对这种软性的“逼迫”，企业家大多“从了”，您能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解析一下原因吗？

易中天：这是没有道理的。我一再说慈善是权利，不是义务，有权行使，也有权放弃。我很担心在现在舆论环境下，把慈善从权利变成了义务，这就糟糕了。权利的特点是什么？可以行使，可以放弃，每个人都有慈善的权利，你捐款叫行使权利，不捐款叫放弃权利，都是合法的，都是正当的，不能够逼捐。

任何以道德名义进行的逼捐都是不道德的。不要说什么“死了以后还留下一大堆钱是可耻的”，这个话是混帐话，只要这个钱是他的合法收入，他爱怎么着就怎么着。

慈善不是一个人必须做的事，是他可以做，也可以不做的事，既然是他可以做又可以不做的事，那么怎么做那是他自己的事。因此他怎么做慈善也不关你的事儿。

他们的质疑为什么要听呢？可以不听啊，他们有权利说，你有权利不听，我们又不能说不准人家说话，言论自由嘛，不能违背。

问：问题是“逼迫”的声音太强烈，尤其借助网络，让许多人遭受困扰。

易中天：我要强调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是什么。作为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就是把企业做好，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为国家上缴更多税收，只要做到这两条，作为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就已经尽完了，他不再承担别的社会责任。

做慈善是公民自己的事情，企业家没有做慈善的义务。谁规定企业家有做慈善的义务？不管是法律要求还是道德要求，依据是什么？请他们讲清楚。慈善一定是公民个人的事情，不能用企业的钱来做慈善，不要跟企业绑定。

问：所以“在商言商”是对的？

易中天：是对的。

问：但是民间是一边倒的反对。

易中天：中国缺少法治观念，从来搞不清楚权利和义务。道德绑架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对我们这个民族产生的后果是灾难性的。

问：所以企业家移民海外，除了有官导致的不安全感外，恐怕也有对变相的“打土豪分田地”的担忧，因此影响做慈善的积极性。

易中天：这相当于以道德名义进行强奸。任何公民的个人收入，只要是合法收入，而且依法纳税，如何支配是个人的自由，是绝对的自由，任何人无权干涉，社会和媒体舆论可以提出建议，但是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对方。这是基本人权。不能强加，哪怕是多数的也不行，不能变成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

问：现在以网络为平台，确实有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易中天：这是不可以的，这不是民主，是民粹。

一个人的钱怎么花，虽然是个人的自由，但是有品位的高低。我们希望和建议先富起来的人把钱用得有品位些，仅此而已，不能强迫。希望不要摆阔，要把你的钱用到最该用的地方去，把钱用得合理，用得有节制。节制是最难的，也是最高的境界。其实说来说去就是节制，欲望谁都有。有节制的、合理的、科学的使用它，将赢得公众由衷的尊敬，当你们赢得公众由衷的尊敬的时候，将会觉得自己的生活是快乐和幸福的。

把个人的钱拿去做慈善是一种高品位的选择，我建议他们做高品位的人。但是他一定要做低级趣味的人，也是他的权利。当然，我们可以看不起他，我们有权看不起他，但不能逼迫他做一个高品位的人。

问：除了灾难、疾病和教育，您认为中国的哪些领域急需透过公益慈善寻求突破？

易中天：企业家的钱可以有多种用途，在我看来，一个企业家或企业收益的最好用途不是慈善，是扩大生产力，最好把企业做得更大些，解决更多就业问题。

做公益，但是去做哪一块，也有学问，可以用来救急灾民，也可以用来资助文化艺术事业。

我想提醒的是，愿意做慈善的企业家，扶贫不仅要扶物质贫困，还要扶精神贫困，现在很多地方不仅仅是物质贫困，精神也贫困，甚至我们现在精神比物质还贫困，精神的贫困已经不只是贫困地区和贫困人群，包括很多先富起来的人也是精神贫困。精神的贫困也是需要扶持的，也是需要善款的。这是我关于慈善的观点。

我们的终极目标还是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最重要的事情是全面提高国民素质。我个人倒是希望慈善家拿出钱来用于提高国民素质这个事业，把钱花在这儿。

来源：《中国慈善家》 作者：宋厚亮
新青年阅读2018 2018.05.26
“易中天：胡雪岩为何非要换个黄马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