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草：关于习帝“两个三十年不可互相否定”之论有过不少批评批判的文章。这篇文渊的文章将那谬论的要害处讲得相当透彻。

此文转自CND网站，链接

http://hx.cnd.org/2019/04/26/%E6%96%87%E6%B8%8A%EF%BC%9A%E4%B8%A4%E4%B8%AA%E4%B8%89%E5%8D%81%E5%B9%B4%E4%B8%8D%E5%8F%AF%E4%BA%92%E7%9B%B8%E5%90%A6%E5%AE%9A%E7%9A%84%E8%A6%81%E5%AE%B3/ 

文渊：“两个三十年不可互相否定”的要害

发表于 2019 年 04 月 26 日 

一

四月一日是“愚人节”，不甘寂寞的一尊帝在“愚人节”当天出版的第7期《求是》杂志上发了“愚人”之文，强调“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这是他铁心复辟毛四九年以后的路线，复辟文革，顽固地拒绝一切政治改革的又一次誓言。其中并没有任何新意，只不过又热了一次2013年初登大宝后的剩饭，用前后两个三十年无法回避的价值悖论来“愚人” 而已。

他们在前三十年以革命的名义，用非法的强盗行径杀地主，抢资本家，“剥夺有产者”，使所有财产和财富都归到名义上的“国家”手中。不仅原来的无产者继续赤贫一无所有，所有的有产者也都沦落为真正的无产者，成了“国家”的奴隶。而这个国家为党所有，党又由毛来独裁，成了新型帝王，于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后三十年，这些统治者又以改革的名义，利用手中的权力和国家机器，巧取豪夺，将“国家”的财富公开地放到自己的口袋里，他们和他们的后代，个个成了富可敌国的新资本家和地主，成了他们前三十年要打倒、要剥夺的对象。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前三十年抢劫，后三十年分赃。他们前后的行动互相矛盾，无法自圆其说。所谓“前后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其要害就是维护中共极权的合法性，企图堵上已成燎原之势的恢复历史原貌的思潮，并将其妖魔化为否定中共红色革命历史价值的“历史虚无论”。

其实，这番“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谬论早已被驳得体无完肤，正如《北京之春》主编胡平所言，“如果你当年的革命是对的，那你后来的改革就错了；反过来如果现在的改革是对的，那就证明当年的革命是错的。总不可能当年的革命是对的，今天的改革也是对的。而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它都对当前的共产党一党专制，构成一个根本的否定。如果你革命错了，而共产党专政就是建立在这个革命的基础之上，所以共产党专政当然没有存在的理由；如果你当年革命是对的，现在改革是错的，因为你已经完全背叛了原来的共产党专政的根据，那么你现在的共产党专政也不应该存在。”

裴毅然在2017年11月18日的《纵览中国》上也指出“既然‘改革开放’恢复私有制，此前铲除私有制的‘三大改造’还有价值吗？为完成‘三大改造’进行的天翻地覆慨而慷的红色革命还有意义么？既然回到私有制，此前国际共运所有的一切还如何享有‘历史价值’？中共革命还有什么必要？以公有制为旨归的马克思主义怎么办？倡导暴力革命的列宁主义咋办？”

二

一尊帝抛出“两个三十年互不否定”的谬论，就是要为中共极权独裁的合法性寻找理论根据。如果从此角度来看，他的说法倒也符合实际，无可非议。中共从四九年用武力夺得政权后，迄今已近七十个春秋，尽管经历了毛、华、邓、江、胡、习诸朝，其统治手法在政治、经济层面上各异，甚至从表象上来看是矛盾的、完全相悖的，尤其是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但却始终是承前启后，贯穿着一条黑线，一脉相承的就是要维护中共一党专政独裁统治的合法性，维护一小撮特权利益集团非法获益的正当性和合法性。无论前三十年的“革命”、“阶级斗争”，还是后三十年的“发财”、“改革开放”，其最终目的都是如此。

一尊帝之所以如此喋喋不休地重复这个悖论，与他耿耿于怀于庞大的前苏联共产帝国在一夜之间灰飞烟灭，而“竟无一人是男儿”密切相关。他自欺欺人地认为，苏联之所以顷刻崩溃覆灭是因为“历史虚无主义”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全面否定了列宁、斯大林，全面否定了苏共的革命历史而导致的。经历共产极权残暴统治七十年的俄罗斯人民，饱受独裁者之害，他们毅然地否决了苏联，历史也无情地审判了列宁、斯大林这些血腥屠杀无辜民众的刽子手们的罪恶。一尊帝之所以把历史对列宁、斯大林之流的审判说成是历史虚无论，替崩溃的苏联叫屈，自然是担心中共政权有一天会落得同样的命运!

一个国家和一个人一样，路都是自己走出来的，苏联七十年的历史，劣迹斑斑，倒行逆施，他们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极权更血腥、更黑暗、更无耻，终将国家带上了绝路，使民众彻底绝望而被人民唾弃。历史，一个大国的历史，并不是随便什么人就可以轻易地“虚无”了。人在做，天在看，这个天就是普天下的人民，当你恶贯满盈之时，也就是你寿终正寝之际，任何邪恶都逃不脱这个历史规律，不管他看起来是如何强大、如何不可一世。

苏联和东欧共产极权倒台后，那些作恶多端的独裁头目们被清算、惩处，大开“夫妻店”将整个国家视为私产的独裁者、前罗马尼亚党魁齐奥塞斯库尤为甚。在1989年的圣诞节，齐氏夫妇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在行刑指挥官还未到达时，即被愤怒的民众和士兵赶到一处残垣断壁，乱枪齐发打成了筛子，脑浆迸裂，血肉模糊，罗马尼亚民众开心地评论说他们“像一条狗一样死去了”。

兔死狐悲，由此引发了中共独裁者们内心深处的恐慌，力图挽救正在苏联老路上狂奔的中共极权。中共红二代罗援2015年访问罗马尼亚时，不忘去为昔日的独裁者招魂。结果被告知：“埋在这儿的都是罗马尼亚政治局委员，但现在墓碑全都清空了，墓地被挖成了深坑。”联想到受万民唾弃的中共，罗援惊呼，如果自由民主派得势，“最后共产党人连骨灰盒都不能留下”。历史是公正的，虽有时会迟到的，但它既不埋没正义，也绝不会放过邪恶，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些坏事做尽者、那些丧尽天良者自然会惧怕“连骨灰都不能留下”。

三

为了维护中共极权独裁统治的合法性，从四九年他们用枪杆子夺得政权后，就编造、篡改中国历史，神化、美化他们自己的黑党史，无耻并毫无底线地为毛和中共涂脂抹粉，把他们打扮成进步、正义的化身，是中国人民的代表和希望。

毛蹬腿成了僵尸后，邓小平出于顺应、笼络民心和巩固自己权力和地位的需要，率先彻底否定了十年浩劫的文革，并将毛从神坛上拉下来。随着被禁锢和钳制了几十年的思想体系的稍有松动，随着八十年代的民主自由和宪政启蒙运动的深入人心，一些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和有识之士，开始小心地揭开了中国现代、近代史的铁盖子，从五四以来，甚至从太平天国以来历史的真面目才逐渐被还原出来。小心、客观地重新认识和评价了这些年代的事件和人物，特别是民国时期的政治、军事、文化教育名流和抗日战争的真实历程，各个政治力量所起得作用。

随着这些研究的深入和渗透到各个层面，从中共的真实面目，抗日战争的真实历程，四九年后历次运动中残酷和不可告人的黑幕，直到他们在正反两个方面树立的英雄、烈士和反革命、阶级敌人的样板。被中共压制、蒙骗、洗脑了数十年的民众，才发现原来真实的历史与中共以往塑造的完全不同，思想解放了的人们看到了一个与中共宣传了几十年的历史几乎截然相反的版本。当年中国人都确信“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就像当今饿殍遍地的朝鲜愚民依旧认为朝鲜人民的生活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一样，国门开启可以有机会睁开眼睛看世界后，国人无不被港台和西方世界的繁荣所震惊，遂醒悟，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并需要被解救的人，原来正是中国人自己。于是中共“伟光正”的形象一落千丈，轰然坍塌，代之的则是骗子、强盗和极权独裁。

面对中共形象声名狼藉的深刻危机和将被民众彻底抛弃的尴尬局面，巩固了地位、攫取了大权的邓小平自然不会坐视，让思想解放的启蒙运动自由发展下去危及中共一党独裁，于是紧急踩闸，企图制动、扼杀启蒙运动。既要享受对外开放的经济成果，又要严防西方自由民主思想深入民心，彻底摒弃共产独裁极权，对邓来说，这是一项极其困难的任务。邓小平翻脸之所以如此快，是因为在政治上他和毛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他们都是中共封建极权、独裁、一党专政政权的建立者和维护者，他们都是竭尽全力用铁腕手段残酷镇压、取缔一切民主、自由思想的暴君。他们都不可能放弃极权和独裁，也不可能进行任何实质性的政治改革，指望他们将中国引上民主自由的普世之路，不过是与虎谋皮的痴心妄想。

邓曾是毛的左膀右臂，助纣为虐，几乎参与了毛除文革外的所有罪恶。所以，他不可能彻底批毛和他的罪行，不可能彻底摈弃毛的意识形态和专制、独裁，甚至对连他自己都受害的文革的批判和否定都是及其勉强的。要彻底批判文革，否定文革，就必须要彻底批判、清算毛和他的路线，这是邓无论如何都不愿做，也做不到的。他骨子里仍是个坚定的毛主义者，他的“坚持四项原则”就是最好的说明。 他和刘少奇、周恩来不是一路人，所以毛从来没想置他于死地，在毛的心中他是个不可完全信赖，但也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这也是他能三上三下的原因。

于是就有了镇压以“西单民主墙”为代表的民主启蒙运动和以反官倒、反腐败为诉求的“六四”运动，并以太上皇的身份放倒了思想开明、有改革意愿的两任总书记。但打开的潘多拉的盒子再也关不上了，让历史倒车也非易事，开启的民智无论如何也退不回到万马齐喑的毛时代。老奸巨猾而又精明的邓小平也深知不可再蹈毛的覆辙走回头路，于是只好祭起“四个坚持”的大纛，再也不提任何“政治改革”，并堵死了政治改革的所用途径。

毛自四九年以来，沿用前苏联“一党专政极权 + 计划经济 + 锁国闭关”的统治模式，结果将中国引向了崩溃的边缘。邓小平意识到如再不做些改变，一条道走到黑，中共将失去他们最后的机会。毛模式中的“一党专政极权”，也是邓安身立命绝对必要的硬件，自然是不可越雷池一步的，只能在后两项上打主意。于是他以“发展是硬道理”为由，采取“打左灯，向右转”的实用主义策略，一步一步向前推进“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的经济路线。提出“不论社和资”的“猫论”，打着“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旗号，利用中国无人权和人口红利的低成本，不惜遗祸子孙后代的环境破坏和污染，采用杀鸡取蛋式的掠夺性开发手段，引进贪婪的国际资本，一门心思发展经济。于是被钱迷心窍的朝野呈现一派发财致富的和谐与务实，鲜有人再去关注政治、关注改革，在高速发展的经济和不断改善的民生背书下，中共这个马列分店总算侥幸没有被“苏东坡”崩塌的大潮卷走，暂时躲过了破产、倒闭的厄运。

四

邓小平把持实权不放，垂帘听政直到死。江、胡继位后，基本上是“萧规曹随”，继续奉行邓的路线。虽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成了仅次于美国的经济体，但因没有任何相应的政治改革制约，在财富面前，一党专制造成的没有监督的绝对权力终于恶性膨胀、泛滥成灾。向钱看，一切为了金钱，官商勾结，无官不贪，贫富极端分化，社会奉行“丛林法则”，失去了公正和正义，道德迅速沦丧，人性、人伦、人道普遍丧失，各种社会矛盾激化、乱象丛生。全民造假，民众互害，诈骗随处可见，从政府最高层官员的文凭造假，到文化教育学术界的造假，以至涉及所有民生的领域几乎全面沦陷，几乎没有一处净土。

江胡时期虽也顽固于“四个坚持”，打压异议，但或多或少还留一些社会压力发泄的空隙，适当地容忍体制内外一些与当局不一致的思想言论和声音。以还原历史真相、揭批毛及其罪恶为主要题材的《炎黄春秋》等一批媒体尚能有一席之地，作为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多少还有点发表一些温和、不太激进的不同观点的空间，虽仍被排挤、不被当局待见，但好歹还能保住饭碗。

2012一尊帝登大宝后，面对满目疮痍，民怨沸腾的局面，以厂卫（东、西厂，锦衣卫）的方式选择性反腐，大张旗鼓地惩办了一批贪官污吏，一时竟令朝野刮目相看，以为横空出世，天降明君，国家有希望了。然而后续的动作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政治改革，更没有丝毫要改辙易弦，带领中国走上自由民主普世道路的迹象。这种治标不治本的反腐只能起到暂时遏制腐败的作用，不从社会制度的根子上解决问题，即如何有效地监管权力，将权力关到笼子里，腐败会如韭菜割了一茬又会长出一茬来。犹如粪坑里打苍蝇，不解决粪坑问题，苍蝇永远打不完。

非但如此，一尊帝还倒行逆施，竟公开为毛的僵尸招魂，妄图把罪孽深重、已被拉下神坛的毛再供上去。大开历史倒车，大踏步地向当年导致国家几乎崩溃的毛路线靠拢，要重走毛当年走过的路，以为这样就能永葆中共的一党独裁。处心积虑地复辟文革，竭尽全力为那个早已被全盘否定的文革正名，将十年浩劫轻描淡写为什么“艰辛的探索”，毛和他的四人帮的罪恶被一笔勾销了，其实这不啻于饮鸩止渴，所谓“两个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的谬论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笼的。

随后，标新立异开始了全面的“去邓化”，贬低、矮化邓小平，将邓路线中“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等一些务实、合理的内核逐渐剥去。在国内围剿私营经济，大造“私有经济退出”和第二次“公私合营”的舆论，频频插手搞乱香港，以武统恐吓台湾，恶化两岸关系，适得其反地助推“台独”坐大；夜郎自大，愚蠢地撕掉邓小平“韬光养晦”的隐身衣，在国际上四面出击，惹是生非，终于成功地将中国从西方国家的“伙伴”关系推到“最大对手”的位置，成了众矢之的。

又在一帮包衣奴才和奸佞们的策划和撺掇下，刮起了早已被唾弃、批臭的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的妖风浊浪，硬把自己要打造成毛以后的另一个“伟大领袖”，却因实在拿不出什么像样的东西，闹了不少诸如“梁家河大学问”的笑话。在用非法手段攫取了大权、“定于一尊”后，又公然修宪称帝，利令智昏地要当毛二，狂妄地要超越邓而与毛同辉。终于将“改独裁为集体领导”、“废除领导干部终生制”这些邓小平时代仅有的一点政治改革全数倒退了回去。作为一代奸雄和资深的中共元老，邓无论从其见识、谋略和能力上都是公认的，历史地位和威望更是一尊帝所无法望其项背的。如果说一尊帝的才能连毛的一个小脚趾都不如的话，那么他也不如邓的一个小手指。其实“袁二”也好，“毛二”也好，充其量都不过是“二货”罢了。

一尊帝的倒行逆施，招致了天怒人怨的严重恶果，将邓江胡以来好不容易积攒的一点家底挥霍殆尽。惧于德不配位，才疏学浅，为了维护核心和独裁，只好用制造恐怖，钳制思想，控制舆论来挽救即将垮塌的大厦，然而这些都只能是枉费心机。如果他能墨守邓小平的陈规，也许一党专政的独裁政权还可以多苟延残喘一阵。

当年，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晚清重臣李鸿章以“裱糊匠”自嘲，哀叹尽管自己殚尽竭虑，但企图要用裱糊几张花纸来挽救大清柱倒梁倾的大厦，是自不量力注定要失败的。如今黔驴技穷的一尊帝，抛出这个荒谬、漏洞百出的“两个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根本就无法“裱糊”中共这个四面漏风的破厦，怎能阻止中共行将没落的颓势，又岂能挽救中共一党独裁极权必定覆亡的噩运。一意孤行，一条道走到黑，一尊帝就只有崇祯、溥仪的下场，只有齐奥塞斯库之流的下场，可能就是中共极权的“亡国之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