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方：干校杂记（十二）

十二、非正常死亡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这是当时人们经常背诵的一段主席语录。用它来形容干校生活，却实实在在。笔者在干校的短短两年，就经历了若干起非正常死亡。

第一起死亡事件我亲眼目睹。郭谨仪阿姨是我们住进土坯房的室友，平时话不多，老实巴交的。干校没有自来水，我们的生活用水取自食堂边上的一口井，宿舍里的人轮流去挑。1970年9月的一天，轮到郭阿姨挑水，正赶上下雨。东岳的黏土地在雨天变得异常泥泞，徒手走路都很吃力，更何况挑水。水井离我们的房子不是很远，有一百多米。那天我们眼见郭阿姨吃力地把两桶水挑进屋，还把扁担挂在墙上，身子一软就瘫倒在地。大家都吓坏了，赶紧把她抬到床上，发现已经没有了呼吸、心跳。同宿舍的陈长源阿姨那时年轻，胆子也大，冲上去为郭阿姨做心脏按摩，并口对口地人工呼吸。她折腾了很久，累得满头大汗，也没把人救过来。一条鲜活的生命就这样在眼前逝去。

郭谨仪阿姨是经济所的合同工，在经济史组整理图书资料，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严格来讲不是学部的人，只因在经济所做工，只好跟着一起下干校，结果由于过度劳累把命送了。

第二起死亡事件发生在1971年初。这时干校已从东岳迁到明港，生活大大改善。工业经济组研究人员袁代绪那段时间在食堂帮厨。他四十岁上下，做事特别认真。春节快到了，为了给大家做年夜饭，他挨门挨户征求意见，问大家想吃什么。敲过几个门後，突然跌倒在地，很快就没了气息。待人们赶过来七手八脚施救，却已无力回天。

郭谨仪与袁代绪当时都是中年人，四十岁左右。两人的猝死或许是因为心脏本身有问题。可要不是在干校长时间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恐怕不会这么早离世。

干校在明港期间还发生了一起自杀事件。考古所高××因“五一六案”被整而自杀。他先是割腕，没死成。于是又上吊，结果绳子断了，跌断了几颗牙齿，还伤了太阳穴。最後取来新的绳子，还是把自己吊死了，足见死意已决。

“清查五一六”运动贯穿干校生活的自始至终，而且愈演愈烈。我那时候年纪小，弄不懂这个运动到底是怎么回事，只知道揪出来的人越来越多，周围的叔叔、阿姨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的就有：吴敬琏、经君健、张曙光、陈长源、俞大章、张守一„„其中一些“重点骨干”被关进干校牛棚，如吴敬琏、经君健、张曙光等。

近日打电话给经君健叔叔，跟他谈起考古所高××挨整而自杀的事。他说：“这不奇怪。我自己当时挨整，逼我交代‘罪行’和同伙。我实在是什么都不知道，被逼不过只好乱说、乱供，但总是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诱供的‘罪行’不断升级，上纲越来越高，而且看不到解决的希望，所以我也曾经动了自杀的念头„„”

其他非正常死亡还有：开拖拉机翻车被压死的、看露天电影过程中猝死的，等等。

以上这些死者都是学部普通职工，并没有引起很大震动。可是，当陆志韦这样的一流学者去世时，却引起了周总理的关注。他是个明白人，知道学部聚集了一批中国文科顶尖学者。这些人都是国宝，走一个少一个，对国家来讲是重大损失，为此专门批示，以照顾老弱病残的名义，将十一位一流学者提前调回北京。1971年元旦，这批人从干校返回，其中包括吕叔湘、丁声树、俞平伯、何其芳等。按说钱锺书先生绝对应该在这一批上调人员名单里，可不知什么缘故却没有他。到了1972年3月，又调回了第二批。这一批包括一些二级研究员，钱先生和夫人杨绛随这一批返回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