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5年多以前我与大学同学们在班级微信群里的讨论记录，主题是当时香港的“占中运动”。鉴于目前香港正在经历更大规模的民主抗议，重读这些文字能给人一种时间与社会大势的连贯感，从而帮助读者更透彻地理解香港的大局，所以我把它们整理出来、与大家分享。这些微信讨论发生在2014年10月1日到22日之间。出于尊重同学们的隐私，这里只收录了我自己的文字，并且用假名字代替了提及的其他人。又为了忠实地再现当时的语境，我一字未改原来的贴文，所以语言还保持着实时网络讨论的风格，即兴随意、不完全标准，但应该不影响读者理解。

2014年10月1日@土子啊

读了你转的《香港死局...》，又读了@王里 很长的回帖，有点感想。

这次香港民主示威，几万香港人站出来反对大陆政府，根本在于后者言而无信，单方面撕毁具有法律地位的《中英联合声明》和相关的政治保证，摧毁了香港人对北京政府的信任。北京政府有军队，有国安，有香港地下党员和间谍网，控制法律和宣传。而香港相对只是弹丸之地。它的政治未来，因北京的无赖行为，突然变得风险重重。和大陆人一样无权，而又老实本分的香港人，被强大的北京政府严重欺骗和欺负了，有理无处说，除了示威还能干什么！？一般正直的人，自然同情被欺负被欺骗的弱者，并反对欺负人的强大一方。而作者米糕，自己可能只是个大陆屁民屌丝，内心却幻想自己与强权站在一起，打击作为弱者的香港人，猥琐可恶！

这次香港民主示威，不是香港人反对大陆人，不是香港人要“港独”，不是他们要回归英国（虽然很多香港人对比后，想念当年的英国政府，因为英国政府更言而有信，更遵守法律），也没有什么经济或商业上对大陆的新诉求。他们现在最主要的要求就是，回归1997年曾保证的“真普选”。作者米糕东拉西扯了很多香港和大陆间的问题，什么“亲妈”“后妈”等，像市侩吵架，遮盖了关键问题，侮辱了与我们一样同为中国人的香港人。香港人也是中国人，一点不比大陆人少爱国。本是亚洲骄傲的香港，如在回归中国后衰落了，则是全体中国人的耻辱，任何中国人都不应该讥讽嘲笑或幸灾乐祸。

米糕的文章，用廉价调侃来掩盖其逻辑的混乱和实事的不清。大陆人里面，糊涂的人很多，随声附和。 我们不应该轻信米糕这种廉价的蛊惑。

2014年10月4日 @Cindy

读了你的帖子，我有些想法。你离香港近，很希望听听你的评价。

我觉得，目前北京管理香港的基本思路是，政策利益输送给几个大资本家家族，换取他们的支持，或至少是政治上的忍耐。而对香港一般中产阶级及以下，北京基本无心也无力多理睬。北京对香港的这种政策，短期保证了香港头面人物不反大陆，香港平稳回归，并与北京基本相安无事，但长期的坏影响正逐渐显现。比如造成了你所说的“房地产等主要行业市场被几个金融大鳄家族控制瓜分”。当年英国治下的香港，靠商业和技术创新和冒险，从一个边陲小城，几十年一跃而成世界商业中心之一。那时社会机会较均等，法制清明，所以穷人也有机会成功。现在香港的富豪家族，那个时候大多是靠冒险，靠创新，而非靠关系或优惠政策起家，从底层穷人变成大富。那时香港社会阶层间流动性大，社会矛盾自然较少。而97后的几十年，香港精英逐渐习惯于靠大陆政治利益输送发财，而丢掉了当年的创新和冒险的勇气和能力。就像你讲的，北京生硬地压上海深圳以保香港，香港高新技术不再风光等等。这样的社会，贫富阶层相对冻结，阶级间隔阂，社会矛盾自然大。占中的社会背景，其实就是这个。香港经济不再创新，好的工作机会自然少，年轻人工作就难找。北京不计社会成本支持香港大资本家，让他们垄断房地产和金融业，使得年轻人即使有工作，薪水也不够买房。

从大原则上讲，解决香港这样的“贫富不均”，社会利益过分集中于少数顶层，而忽视社会大多数的问题，现代民主制度是个好办法。你还记得不久前我们讨论的美国两党制和泰国的“红衫军”问题吗？在现代民主制度下，因为一人一票真选举真民主，使得社会不可能再忽视社会底层的大多数。你说“香港人应该深刻反省自己的问题”。我倒觉得，就是因为香港人深刻反省，他们才发现，大陆的利益输送，最开始觉得好，像“味精”，但几十年长期吃下去可能让社会“致癌”。一大部分香港人已觉醒，他们认为真正能让香港长治久安，有光明前途的道路，就是民主。从非民主到民主，社会可能有短期动荡和成本，但这一步可能非走不可，早比晚好。英文中有句话“Freedom is not free”就是这个道理。

2014年10月5日 @Cindy

大陆开始对香港的全面影响和控制，远早于97年，大概应在80年代中期，《中英联合声明》签署附近。其实从更远的60年代始，北京就对香港有较大影响力，比如文革时红卫兵就大闹香港。但《声明》签署前，社会人心还是把英国当主角，北京影响力再大，也还是配角。《声明》签署后，人人皆知北京是香港未来的老板。英国虽还控制政府，但自知大势已去。北京势力则大举南下，公开地扶植亲北京政治人物和势力，收买媒体，用政治力威逼利诱立场不定的大资本家等。隐蔽地，地下党和军情特务机关如总参二部三部，外加亲北京黑社会势力，延伸到香港每个角落。同时期，倾向西方文化的中产阶级技术专才，潮水般移民出香港。大陆权贵子弟大举移民入香港。香港社会完成了整体性大换血。所以你到深圳的25年里，香港自始至终都是北京控制。你可能从没有近距离体验过现在香港人怀念的老香港。

1960到80年代的香港，社会经济文化科技爆炸式蓬勃发展，从一个人民吃不饱饭的小城，一跃而成世界瞩目的经济中心。在亚洲仅次于日本，各方面远远领先于大陆台湾新加坡等华人聚居地。当时香港的成功，不但是香港人的骄傲，也深深地鼓舞了全世界的华人，给华人提供了可以学习的榜样。更重要的是，给华人自信：我们中国人第一次可以说，中国人聚居的地方也可以像西方一样现代化。当时的台湾韩国新加坡等都把香港当作追随的榜样，甚至可以说，在经济社会等政策方面的模仿，到了亦步亦趋的程度。当时对香港的推崇，远超过政府层次，已深入到东亚各国人民之中。比如从汉城到曼谷到台北新加坡，甚至到东京洛杉矶，大家都看香港电影，听香港流行音乐，追香港明星。我多次在美国遇到年龄与我们相似的韩国人泰国人，竟然会唱粤语原版歌曲，对谭咏麟张国荣等比我了解的多得多，当时让我吃惊。

谈到创新，计算机行业之初的70，80年代，香港是亚洲反应最快的地方，比日本更开放灵活，领先于台湾新加坡等。记得个人计算机刚出现时（大概70年代末），我父母单位买的第一批现代化计算机就是香港华科牌苹果II仿制机。日本台湾生产的个人计算机整机，当时还没有出现。创新，不限于技术，更重要的是制度和商业模式的创新。香港在华人地区中，最早最坚决地采用全面开放的经济社会制度，第一个引入现代化连锁经营模式，拥有最开放的股票金融市场，在商业领域最大规模重用西方归来留学生，可能第一个（或最早之一）大规模为穷人建设公共住房，创造了廉政公署制度等等。你现在觉得平常的香港的“来料加工”模式，在当时也是新生事物。70年代末，邓的“改革开放”制度，无疑受到香港成功经验的直接启发。80年代末，赵紫阳的“两头在外”政策，就是照抄亚洲四小龙（香港最领先）的“来料加工”模式。

为什么同一个香港，以前是那么生机勃勃，而现在却如你所说“25年，从没有听说哪家香港公司靠技术创新”？很简单，北京几十年的政策，使香港完成了“劣币驱逐良币”式的改变。在同一个老板下，香港现在已和大陆一样：谁附庸权贵谁发达；谁正直谁倒霉；谁创新谁傻瓜。香港大多数创新人才，离开了。没有移民的，即使有能力，也不能或不愿创新了。成龙就是个例子，在港英时代，他靠玩命工作，靠独创的电影模式，从一个默默无闻的街头小子，变成亚洲家喻户晓的明星。北京管制时代，成龙继续风光。但明白人都懂，他现在的成功，关键靠和北京保持一致，为权力搽皮鞋。拼命和创新则已不值一提。最好的理解香港人的办法，就是理解大陆人自己。比如我们在大陆的的几十个同学，为什么寒窗苦读十几年后，大多放弃技术而做官经商，只有一两个人还在真正搞技术？利益也！在中国做技术，哪来钱？哪来权？哪来地位？查己可以知人，我们好好反省自己的人生选择，就可以明白香港人为什么不再创新。香港人面对和我们一样的，压制创新的，外在大环境。而占中就是要改变这个大环境，使香港重新回到靠努力靠创新求发展的道路上。最后我想讲，我们大陆人（包括深圳人）批评香港人“不创新”和“照抄西方技术”，不是“五十步笑百步”，甚至不是“百步笑五十步”；我觉得，也许至少是“千步笑五十步”吧。

2014年10月5日 @Cindy

谢谢你这么快，这么仔细的回复。

@Cindy @bill 你们觉得我偏激，我理解并认为正常。当听到新的，与自己不同的观点时，觉得对方”偏激“或“极端”算是很好的情况。觉得对方“大逆不道”都正常。“极端”不代表对错。评判对错的标准应该是论据和逻辑。下面我争取对@Cindy 讲的做些解答。我可能有错，你们指出时不用客气。

97年后，香港移民部分回归，但精英基本留在国外，回流的人质量相对逊色。市场不傻，别的国家也不傻。移民中能干的，外国资本家和政府都抢。那些能靠技术或本事自己创业的，西方的硅谷等地条件比大陆或香港好。另一更深刻和可能让人吃惊的情况是，同一个人，在中国或现在的香港，和在西方或过去的香港，可能表现出不同的人格。约二十年来，我遇到很多这样的人，如能留在美国，他们就兢兢业业，诚实认真地做事做人，努力靠学术或技术创新发达。如不得不回中国，他们就选择忽悠说谎，靠拉关系投靠权力生存和往上爬。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上篇讲到的成龙，本质上就是这样的人。最近王朔写了篇文章，就讲“中国坏人到了美国之后都变好了”，真是“橘逾淮为枳”。制度坏了，移民回流也不能把原来的创新和活力带回来。

你说得对，李嘉诚等大鳄，D不能像对待中产阶级那样轻易控制。这就是为什么D要大规模利益输送给香港大资本家，而不给中产阶级。大资本家也是人。D输送钱给他们后，他们至少会少说反对的话，让D高兴。李嘉诚等人，几十年从D手里收到巨大利益，可是现在也要放弃香港了，更说明在明白人眼里，香港的未来暗淡到什么程度。

深圳发展快，我为这个城市和在这个城市生活的同学们高兴。但多数人认为，香港在保护鼓励创新（如知识产权的转化和交易）和惩罚破坏创新的人（如打击盗版，打击偷窃知识产权和山寨）方面，比深圳好得多。@Cindy 同时讲“香港不再创新”和“深圳技术创新大发展”，可能是不公平的。需要强调的是，鼓励和允许山寨和偷窃版权，也能在特定时间和条件下，使某地的经济大发展，但那不是创新。我也认为深圳经济大发展本身是大好事，但“深圳高新技术公司很多发展好”不能证明深圳有创新。

至于我们同学里，到底有多少，甚至有没有，真正靠技术创新而升迁和事业发达的，每个人自己知道，我不想说太多。只是提醒，靠文凭不等于靠技术创新。升迁时要求技术背景，也不等于靠技术创新。靠技术创新发达，是你发现了一个别人和前人没有发现的技术，并因此得到社会承认而发达。谁有技术创新并因此发达？

评判D的“隐蔽战线”，不宜太仔细。

你说你身边去香港滞留香港的人都不是高干子弟，那只是因为现在高干子弟已经看不上香港了。D的高级干部就这样，对自己管不了的资本主义社会，充满羡慕和好奇，如70，80年代习仲勋对香港非常推崇，要子女都出国，其中就有去香港的。50年代前D的干部对当时的上海也很崇拜很尊重。高级干部抢着娶上海女子作太太，进城后都不敢像往常一样“打土豪”而选择睡马路。但当他们权力覆盖这样的社会后，他们就看不上了。上海经历了这样的荣辱兴衰，香港正在此过程中。现在干部子弟都去美国。

@Cindy @井青 你们都很珍惜这30年来经济的发展和生活的好转，认为什么理论大道理都没有这样实在的成就重要，并反对任何人任何力量破坏你们身边的成绩和发展。我很理解，尊重并实际上同意这种思路。世界各大文明，都有一个道德原则，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当你们用心呵护自己身边的发展成果时，也希望你们理解并尊重香港人对他们身边的发展成果的珍惜。香港50年代的起点，不比80年代改革初期的福建好。香港80年代最辉煌时，远比福建最好时更好。当香港人看到回归后社会的停滞和堕落，回想起80年代及以前的辉煌时，他们对过去的珍惜，比你们对现在的深圳福建的珍惜，还要强烈。他们对现在的香港，痛心程度，你们应当理解。占中就是无它路可走时，香港人奋起保护自己的利益和道路的新尝试。

@Cindy @井青 我们的讨论，集中于香港。我就不在此谈大陆了。

 2014年10月13日   @PX @木士水

我们都在国外，在有一定言论自由的国家。我们说话，都有人身安全保障，所以我在这儿，问你们一个较直截了当的问题。可能有些“挑战”味道， 但只是在思想交流范围内，不伤同学情。

香港学生为普选占中，但影响了交通，因此也影响了一部分市民的正常生活和工作，给社会造成经济损失。大家包括你们和我，都感痛心。你们因此反对占中，最大的理由是，学生违法。

现在，北京在习的领导下，开始把国内支持香港占中的学者，如传知行经济研究所创始人之一的郭玉闪等，因其言论，秘密逮捕，投入监狱。并秘密命令，禁止一批学者出版书籍。把已出版的，强行下架。这明显违反了中国的宪法。

你们怎么看？你们会同样以法制为理由，反对北京政府吗？还是因为对方是北京，所以放弃你们的“法制”原则？

2014年10月19日@bill

很多人都相信了国内的宣传：“香港是中国的，轮不到英国说什么”。其实那是不对的。依据1984年的《中英关于香港的联合声明》，英国有中国自己认可的法律依据来“说香港”。《联合声明》就是两国政府在平等自愿的条件下签署的一个国与国间的，有关香港的合同。因为这个合同的内容，关乎香港的基本法，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等，所以作为合同的一方，英国有权质询，考察和申述有关香港的基本法，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等。

2014年10月22日@王里

实际上，国内已开始推动权力独裁，搞个人崇拜和小文革。同学们不应太掉以轻心。

像对待香港，如前几天大家热传的刘亚洲的文字所揭示，北京从来没有认真准备过履行自己的诺言，给香港人真正的自主和自治，但却花了大量的精力和金钱，为可能的与香港的对斗和摊牌，几十年来精心地做了全方位的准备。北京不傻，知道自己生存和地位的真正根基是什么，就是以暴力为基础的权力。它要人民因恐惧而服从。它不要与人民商量或讨论。这种偏执已经极端到如此地步，任何与国内人民的谈判，在北京的眼里，都是耻辱，都代表自己的权力受到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