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背上的青春（76）：迟来感觉

贺长文

都说无知者无畏，知识青年可谓是“无知者”，所以敢于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赴汤蹈火，为扑灭山火，为抢救国家财产，哪怕是像金训华那样为一根木头牺牲自己生命也在所不惜，这都是从小教育的“硕”果。我至今还能记起锡林浩特医院门口看到的那一幕，几位兵团女战士们在医院外面相拥在一起痛哭，大楼里面正在抢救被烧伤的战友，她们都是救火英雄。

其实无知者也快乐。无知者的快乐基于温饱与无求。俗话讲，人有三件宝，丑妻、薄田、破棉袄。薄田、破棉袄就是解决温饱问题。在牧区从经济基础来讲温饱无忧，但快乐还需无求，思想简单了就快乐。

毛主席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我来到边疆与羊为伍。毛主席对青年人讲，“世界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我每天放羊比太阳起得还早，一直伴着太阳落山。不知道早期投身革命的先辈们干过几年农活，做过几年工，受过几年剥削，也不知道再教育的具体内容，不知道对自己的再教育要几年才能毕业。毛主席说我们“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我也想有所作为，但不知道我背负着什么希望？不知道怎样才算是有所作为？放羊、参加运动就是“有所作为”么？自己的希望是什么？一片模糊。那时没有招工与上学的出路，知青们一样都在接受“再教育”。没有了学习的压力，也没有了出路的选择，只能把自己交给命运，等着安排。没有了差别，没有了竞争，想到出路就产生郁闷，忘记了未来就平安度日，傻得单纯，乐得天真。

还有一宝，丑妻。这个选择有点背离了一般人的思维方式。

追求美是一切生物的通性，怎么会选个丑的做宝呢？不过在草原劳动几年後，当许多知青开始考虑成家问题时我还没顾及到，一个主要原因是我接触到女知青的机会太少。因为我们队的知青多分散在浩特里劳动，几年里仅与几位女生讲过几句话，大部分女生还是刚来时开知青会见过面。更主要的原因是不想因此影响“前程”，自己的“前程”还看不清、想不出，想两个人的“前程”问题就更复杂了，脑子不够用。进入社会几年了，虽然自己可以养活自己，也到了娶妻生子的年龄，但现在要谈养家还差得远。做根马杆子还那么费劲呢，盖房养家该多难啊！我并不想像其他盲流一样生活，还有“事业”。当然这个事业也很遥远，远到看不清，讲不明。

成家立业，成家在前，立业在後。但我们这些“新”青年通过长期的思想灌输往往想的是立业在前，成家在後。在学校时这个“业”，就是学业。初中赶上“三年困难时期”，我是在饥饿与混乱中度过的。这个混乱指的是我们的班级，初中全班都是男生，高中进入了男女合班的学习环境。男女学生朝夕相处难免生情。那时候男女学生交好都要暗地里进行，这种事的性质当时即使不归为“流氓”也得归类“黄色”，团组织自然要出面帮助拆散。班里也不时传出这方面的绯闻。我把学业看得重，从不在这方面用脑。我不完全相信“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但我相信两小无猜青梅竹马的爱是纯真的，也相信在工作中能互帮互学是爱情的基础。有了对“事业”的追求，就不会想其他事。可文革的发生为青年男女“私下”接触创造了更多的机会，成就了我们班里的四对美满姻缘。对他们情感的发展经历我在校时竟然一无所知。

下乡之後我依然坚守这个信念。这时候的“业”已经不是学业，而是自立。尽管扎根一辈子免不了娶妻生子，但不掌握生产技能，生活上不能自立，何谈“成家”呢？我们生产队里的北京知青高中生居多，那时多数没有谈婚论嫁的绯闻，也许是对这个问题持有相同或相近的认知吧。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事情在慢慢地起变化。回城无望，亲情太远，我也开始为自己未来在萨如拉塔拉的生活担忧。那时革命的知青都在喊“扎根边疆”，扎根就得一辈子，一辈子能不成家么？关键是不成家就意味着“扎根”思想不坚定。我没认真考虑过扎根的问题，但我却不能保证我不在此度过余生。

队里的北京知青陆续离队了。上调阿巴嘎旗的、当兵的、上学的，陆续走了几人，对他们的离去我没动过心。一方面认为大家都想去的单位会不要我；另一方面我也不肯屈身求人，更主要的是我还没搞清自己想干什么，能干什么？可知青调离对我的影响就像多米诺骨牌，前面远处多少骨牌倒了，对自己不能说没影响，却都不大。但我前面那块骨牌一倒，我就不可能再“岿然不动”了。

周钟林就是排在我前面的那块多米诺骨牌。他到包头当教师走後，我若有所失，立刻有了举目无亲的感觉。这里还有个小插曲。周钟林还没有离开阿旗，我就反悔了。我打电话给来公社招老师的陆小路，问我现在还可以报名么（他到我办公室聊天时，我曾一口回绝去当老师）？他回答以後还有机会。我若有所失。新驯的小马在我上马时站立起来後仰倒下，把马鞍子砸碎，我有幸躲过一劫。这更让我觉得日子过得凄惨，想到余生都要消磨在这草原上，既不甘心也无可奈何，曾经膨胀的热情一下子瘪了，这时她的影像浮现出来。这源于两年前我们的一次单独对话，也基于我对上学或回京的绝望。

1970年秋，一天我在大队部水井打水，她肩上背着杆半自动步枪来到井边饮马。双方都干着各自的事，沉默中她冲我笑了笑，问我能不能给她换一匹坐骑。此前我们从没说过话。我想要参加运动又不脱产，今後不会再去放马了，只能去放牛，因为只有放牛才有自由支配的时间，可以继续参与运动。我略加考虑便把八匹马中我常骑的一匹马给了她。这匹马是春天从额尔敦高毕回队骑的马，据说它腿有点小毛病但不大，相对也比较老实。既然是民兵用马，给她也比较合适。其实除了它，我能支配的马也没有合适的了。我对马群并不熟悉，哪些马可骑，哪些马是自由身，我都不清楚。有关马群的事马克斯尔没有告诉过我什么。他是大马倌，不经他的允许，我也不能随便将马群里的马送给其他人骑。何况当时我离开马群数月了，能指认的马也就这匹。送这匹马给她，我并不存在其他想法，换个别人来，我也会这么做，就像我带到草原的照相机一样，知青谁来借我都会借的。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就是她受马克斯尔的提示想得到这匹马，因为马克斯尔对我的坐骑最熟悉。不过後来听说，不知怎么搞的，这匹马有一次把她掀翻在地，伤到了她。

因为交流少，也因为自己的封闭，我对其他男女知青的个人情况了解也甚少。除了毕业的学校、年级和民族，其他情况几乎一概不知，也从不打听。可以说她是我单独接触到的第一个女知青。所以此事过去两年了，我还是想到她的一笑。

她干嘛冲我笑啊？当了武装基干民兵想换一匹坐骑很自然，可她放羊就住在马克斯尔家。她与马克斯尔的关系比我与马克斯尔的关系要密切得多。马克斯尔的丈母娘就是她的额吉。她为什么不直接去找马克斯尔在马群挑匹好马啊„„ 越想陷得越深。她真有什么想法么？拿不准。

这时的她已经调到大队部小学教书。我从公社回大队几次，同在一个食堂吃饭，从来没有与她打过招呼，一切仅仅停留自己的想入非非，虽我行我素，但如何做人，如何办事，我有我的一定之规。我生活在一个封闭的世界里，有了一点儿想法，还没勇气冲出去。或许也是那时自己还没有下定决心将一生献给这荒芜的草地。我要为自己的未来负责，也会为将来的家庭负责，这个决心难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