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者，《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也。宋代学者朱熹将其合辑，编著了《四书章句集注》，1313年起成为中国科举必读书，一直到1905年。
余生也晚，传统文化香火无存，外来文明支离破碎。上学则学说普通话耳，放学则无书可读、无功课可做。当年的老师们虽有拳拳之心，爱护学生之意，叵耐心中所学有限，家中所藏无几。至于学校，则普遍资金不足，馆藏无多。记得初高中时寒暑假就找书读，在某人家里颇借了一些书，而图书馆却找不到几本可读的书。
上了大学，到了另一个城市。大学的图书馆终于有了比较多的书，这时候也才开始见证了“书海无涯”的真理。
中共在大陆建立政权之后的三十年，各种政治运动搞得大陆如兵荒马乱之后的沙漠；不仅是物质的沙漠，更是文化的沙漠。这就是我少年时找不到几本书读，找不到几个好老师的历史背景。
知道“四书”是什么，应该是大学时候了。至于拥有第一套《四书集注》，应该是工作之后不久的事儿。然而买书和读书是两件事，买了书而不读竟然成了常态。知道什么是“四书”，虽然比许多人强一些。但从未读过“四书”，则与一众“传统文化盲”看齐了。
最近几年，书买的少了，但是居然开始读得多了些，以至于终于读完了一遍“四书”。不揣冒昧，来分享一下：
读《论语》就好像和一个好学、忠厚、诚恳的长者交谈，感觉如沐春风。《论语》让我亲近了孔子，亲近他的思想与抱负，涤除了对他以及儒家的种种偏见。读完《论语》，我有点喜欢孔子这个人。他脚踏实地，实话实说。比如他提倡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未知生焉知死”。他不把自己看得高高在上，觉得自己最大的优点是“好学”，没有什么成王成圣的念头，只想着能够通过复兴古代的政治制度，从而为饱经动乱的春秋各国民众带来幸福。很显然，孔子是有点朴素的人道主义思想的，比如马厩失火，他问人如何而不问马。
读完《论语》，一个最大的感受是：似曾相识。虽然是第一次通读该书，但是该书中的许多名言、典故或故事早已在我之前的阅读中接触过。看来《论语》早已融入到汉语文化，特别是华文书籍之中。即便你没读过它，你也已经被它的某些看法、思想、故事影响到了。然而，零敲碎打与完整地阅读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别。再加上许多华文作者的一知半解或故意的断章取义，要了解孔子其人其思想，读《论语》是必经之路。
读《论语》的另一个感受是：孔子这人很现代。三千年前的他的思想一点也不过时，依然可以有效指导21世纪的人们的思考与行动。比如，“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又比如，“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名不正，则言不顺。”
《孟子》读起来颇有不同。孟子好辩论，喜欢用寓言手法。辩论固然可以体现逻辑的力量，但是有时不免用力过度，或者逻辑推导到了极端，就有点尴尬了。比如， 孟子崇尚“仁”，认为周武王代表仁，商纣王代表不仁，他说：“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怀疑《尚书》的记载是否真实。他又说，“不仁而得国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他说的不错，但是在他去世之后不到七十年，秦国吞并六国，一统天下，靠的绝不是“仁”。
《孟子》中的寓言手法说理固然比较形象，但是有时就会牺牲逻辑的严谨。比如他的齐人的大老婆与小老婆相对而泣的故事，要说明世人追求升官发财的方法会让老婆蒙羞。但是这个不是禁不起推敲。说这个齐人很穷，如果很穷， 如何养得起两个老婆。故事里齐人骗老婆说：他天天和富贵之人吃饭，实际上是到墓地乞食。那么假如他真得是和有钱有势者吃饭，他的俩老婆应该就不觉得羞愧了吧？
虽然有些不足，然而孟子确实发展了孔子的思想，从“仁”到“仁政”、“王道”，等等。也提出了一些创见，比如著名的“民贵君轻”的民本主义看法。受中共意识形态洗脑的一些人曾运用“诛心术”，把孟子的民本思想视为为统治阶级辩护的遮羞布；完全是“贼喊捉贼”，可笑至极。孟子依然是诚恳真实的，被称为“亚圣”也是公道的。然而他所处的战国时代，儒家被墨家与杨朱学派挤兑，他被迫以辩论的方法来推广儒家，就使得《孟子》有点夸张，有时有走极端的嫌疑。然而总体而言，《孟子》依然是值得阅读的儒家经典。中国人常常说“孔孟之道”，而把荀子、朱子等人都省略了去，因为说到底，孔子与孟子的创见最多，奠定了儒家思想的坚实基础。
《大学》和《中庸》我最后读，碰巧符合了朱熹的建议。然而，我对于这两本书不是太有感觉。这两部书是《礼记》中的两篇，原本不引人注目，似乎是唐代的韩愈开始关注这两篇，朱熹的老师程颐大力倡导和推荐。最后，朱熹造出了“四书”的说法，且为它们作注，搞出来《四书章句集注》这样一部畅销近六百年的考试参考书。所以，这两篇文字是新儒家或宋明理学的重要经典。宋明理学是儒家学说的系统化与制度化，同时也是僵化的开始。孔孟那活泼泼的儒家思想之活水在宋明理学的系统化努力下，变成了僵化的教条。
当然，我的旧学和古文功底都限制了我对四书的理解。在读《论语》的时候，我还有幸同时参阅李泽厚先生的《论语解读》。老实说，李先生的有些解读尚有可观；另有一些阐发自己理论的部分就不过尔尔了。李先生生于1930年，小学时正逢抗战，该读大学时抗战结束但是国共内战开始。基于这样的大背景，我猜测他的旧学功底也有限。
李泽厚先生尚且如此，今日大陆的某些“叫兽们”更是微不足道了。小李泽厚五岁的台湾的陈鼓应先生，倒是着实给《老子》、《庄子》做了注解，或者旧学功底要强一些。然而他的《老子》我尚未通读，无法置评。
读了一遍四书，更觉得被大陆的教育耽误了，本该读一些好书的时候，却被中共意识形态洗脑，真是浪费时光！中共政权曾经地把传统文化一棍子打死，本来就是片面、反理性的。现在是听说又要复兴传统文化了！从一个极端摆向另一个极端，中共政权政策上的左摇右摆何尝造福过民众？不如多给一些学术自由、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多出一些包括四书在内的古书的注译本，鼓励中国人多读一读古书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