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根大地≫导言----不要忘了我们的根

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

是的，为什么提出如此问题？难道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忘了自己的根吗？这个“根”又指什么？

记得10年前（2010年）在北京，笔者已经被中国社科院“扫地出门”，成了北京登记在册的失业者，每月仅领取700元失业救济金，那年我55岁，还差5年就该退休了。失去经济保障还不算，警察开始不断上门，特别是每逢所谓“敏感时期”，就会有国保大队、小区派出所民警和“协警”（为弥补警力不足招募的社会人员）24小时上门“站岗”，就是去超市买菜也会有警察跟随。由于这种关系，我和小区派出所的很多警察都熟了，一路买菜或散步时与他们拉家常，他们也愿意“帮着张老师拎菜”。那时的我不会提出“根”的问题，因为我自信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为了这块土地和这块土地上的人民，这就是“根”，自己就扎根在这块土地上，而且，自己这份努力和牺牲，“根”是了解的、同情的，甚至“陪”我散步的年轻警官们也委婉表示过对我的观点的赞同。

但2011年来美国後，笔者却经历了越来越多的惊讶。先是在纽约法拉盛参加各种民运活动，参加多了，发现这些活动永远是“老面孔”，很少新人，很少年轻人。这让我有些诧异。当然，可以把它理解为华侨的谨慎甚至恐惧，毕竟虽身在海外，大部分华侨仍与国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很多人与国内有生意往来，不愿“多事”。2016年国内一个游学团来纽约，和他们的座谈让我又吃了一惊，团友都是自由主义粉丝自不必说，但其中好几位表示他们在自己的微信群里是少数派，往往处于孤立被围攻的状态。OK，你还可以把它解释为微信是被监控的，人们未必敢说实话。但後来的情况更加不妙。来美国後得黎安友（Andrew J Nathan）教授推荐，笔者已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多年。上我课的学生多是有自由主义倾向或基本认同的，他们向我谈的情况引起我的更大注意。一位来自江西“老区”的学生就讲，当地百姓对基层反腐大体是满意的，生活也有了不少改善，“你和他们讲自由主义这一套，他们并不care，我们反倒成了自嗨”。甚至留学生的认知本身也在悄悄变化中，自由民主不再代表天然正确，“中国模式”似乎也有几分道理。这种情况近年来越来越明显，迫使我不断摸索与学生新的沟通方式，也深感孩子们的认知变化折射了国内中产阶层的认知变化。一位在香港教书的我的学生似乎证明了这一点，由于工作需要，他经常到珠三角各城市调研，私下里与各种人群聊天，发现很多人对政府的评价不错，这让我这位学生都很诧异。当然，网上时不时爆出官民冲突的新案例也是事实，但总体上讲，北京这些年大力反腐、强化基层治理是见到成效的。像华南一带本来一直是得风气之先的地方，近代以来就是如此，如今却看不到任何“革命”苗头，一派歌舞升平。无论这是经济进步的真实体现，还是共产党“完美独裁”的结果，还是二者兼而有之，总之这是一个极值得研究的现象。但法拉盛、华盛顿的民运圈依然革命气氛浓厚，“干柴遍地”之说不绝于耳，乃至“溃而不崩”的判断都被认为不够“激烈”而过于“温和”，各类关于中南海的道听途说、“八卦新闻”更是不胫而走。前两年还有所谓“爆料革命”，有海外大佬疾呼要与中共进行“最後的决战”。如此等等。我曾在喜来登酒店的一次会上批评海外民运“不接地气”，遭到现场几位朋友的反驳，当然很客气，不伤面子，但显然他们不接受这样的批评。他们似乎习惯于陈旧的、几十年一贯的观察中国的方式，也习惯于多少年不变的反共语言。一位民运领袖人物讲：“海外反对派就是要鲜明，就要把话讲得极端些”。我不同意这种说法，知道海外民运的这种“策略”已经让自己失去了大批华侨。但，考虑到流亡团体的特点和艰难，这种理性的“故意”倒也有几分可以理解。更糟糕、也更需要探讨的是——面对中美疫情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本能”反应。

这里的“本能”反应指新冠疫情去年底、今年初在中国爆发後，很多自由知识分子“本能”地批评中南海抗疫不力，不但打压舆论，且救灾过程中不断产生新的人权灾难。另一个“本能”反应是面对後来美国严重得多的疫情和美国政府的明显失误乃至不作为，我们的许多知识分子却视而不见，或给出各种莫名其妙的解释为美国抗疫失败开脱。这里举笔者自己的经历为例：4月底，我在《纽约时报》中文网发表文章分析“中国抗疫经验的是与非”，其中对大数据抗疫和举国体制有所肯定，指出作为行政体制的中央集权在抗疫过程中显示出较高效能，对其他国家有参考价值。这样肯定北京似乎违反了反对派的“政治正确”，文章果然在海内外一些自由知识分子朋友里引发“不平”。纽约有朋友就称福柯分析17世纪法国对瘟疫的处理已经证明“这种做法古已有之，严厉的隔离措施，封城封区，控制每一个人的行踪，同时又很细腻的安排人们的生活必需，等等，无须乎高科技大数据，也可以做得很到位”，“所以问题不是法国人为什么不学中国做法，问题是法国人为什么不学他们自己的老祖宗的做法。把法国人现在的做法和他们300年前的做法相对照，恐怕更有意义些。”另一位澳洲的自由派朋友马上跟进称“是的，不同的行为模式，基于不同的价值理念。如果以集体主义为主导，为整体而牺牲局部被视为天经地义。而在个人主义或自由主义框架中，每个个体的生命尊严和自由权利都至高无上，施政必须尽力尊重人权与人道。因而，在抗疫中也必须尽力选择保护个体人权的人道方式，即使这种方式可能意味着更高的集体代价。”其实，川普政府所为在很多场合和“保护个人权利”无关，如今美国18万人的死亡更证明这个“集体代价”已经高得离谱。这两位朋友其实是不愿正视中央集权制在抗疫中的优点，因为它发生在专制的中国。国内一些朋友的反应也很典型。在一次微信讨论中，有人批评我的文章“放大党国行为阴暗面”提法不妥，“D国阴暗面还需要放大？身处国内，从12月每天跟进疫情，目睹怎么一步步走到必须封城的地步。封城之後，还在以更大力度动用他们视为专政工具的那些力量压制真相，抓捕民间公民记者，利用疫情大规模入侵国民私人空间。疫情之前的恶，红会的贪腐、无能，警察城管的跋扈„„不仅没丝毫收敛，疫情本身还成了他们作恶、践踏底层民众的新由头。我一直以为，面对疫情，国内是两股力量。当局基本或大部是反作用，即使LWL（李文亮）事件引众怒後，他们在遏制言论上的作为和力度都超过真正的抗疫。”另一位朋友跟进“同意xxx意见，看看这个帖子吧，哪来什么放大问题。太多真相没揭开。微博上遭水军围攻，现实中被J方恐吓。这不是个案。武汉死难者家属要么闭嘴，一切服从安排，要么都这种待遇（警察上门威胁）。”我回帖“讨论问题切记主题和语境，比如放大，若谈压制，当然还有太多黑暗没有揭露，我完全清楚，在别的文章中也有严厉批判；但本文所谓放大指我们一些朋友不分集权和极权，把合理必要甚至必须的救灾行为如封城也称为野蛮的加以指责，这就有问题了。”朋友又回“如果说中国抗疫有可取之处，我认为第一要归功民间，归功千千万万普通人尤其武汉的普通人。第二要归功文化。比如意大利和美国华人社区感染很少，就主要是文化原因而非政府之功。文化相近的台日韩新，乃至同样自律和负责任的德国和北欧，都较成功，可见文化的作用。千万不要高估中国政府，其值得肯定的措施有两点，一是外地医护驰援，一是方舱医院。後期确实作用大。但此外无可取之处。其过远远大于所谓功。尤其真相不明、责任不明、甚至追责即为国家公敌的背景下，千万慎谈所谓政府之功。”这位朋友承认了政府有两点做法可以肯定，已经相当不错，但“慎谈所谓政府之功”的意向仍然很清楚、很强烈。为什么要“慎谈”？北京乃专制政府也。更有朋友干脆讲：中国是“专制抗疫”，美国是“民主抗疫”。在这个逻辑下，中国抗疫再有成绩也不能表扬，美国抗疫再糟糕也不能批评了。

後来笔者写了篇文章专门分析这种现象（文章已收入本书），我称之为“选择性漠视”。精神分析学有所谓“选择性遗忘”，指由于社会禁忌所造成的心灵压抑，这种压抑会阻止人们思考那些“危险的”东西，从而形成某些思维禁区，久而久之，人们对思维禁区的服从会变成一个下意识的过程，行为者自己都未必感知。这就是“选择性遗忘”，它是屈服于专制的结果。而“选择性漠视”则是反抗专制、对抗社会压抑产生的反向极端，它表现为行为者下意识地排斥一切和专制相联系（或似乎相联系）的东西。换言之，“选择性漠视”绝对否定专制及一切相关物，特别是当“民主”与“专制”作为比较的两极时。“下意识”意味着某种心理趋向，它并没有上升到意识层面。作为心理趋向，对专制的厌恶（由于专制仍然是现实，且迫害不断升级）已经硬化为本能性反感，这种反感会产生一个重大认知後果，那就是阻碍批判者客观析分事务的复杂。我们可以把这理解为迫害的另一种产物，或迫害在被迫害者那里产生的心理扭曲、异化。另一方面，有选择的漠视也和认知方式有关。这里指那种简单地黑白两分法，不承认灰色，不承认过渡，不承认变化，不承认一个对象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定义，不承认这些不同的定义可以共存于一个实际的捆绑体中。这种思维本来就是党国教育熏染、内化的结果，会以不自觉地形式作用于批判者的思考过程。而无论本能性反感，还是两分式认知模式的内化，其结果都是下意识地拒绝一切复杂性、拒绝事务本来具有的多面性、拒绝历史进程可能包含的紧张、拒绝所有不同于自己想象中“应该如此”的那些并非如此。

更让我担心的是，这样的选择性漠视会让自由知识分子离老百姓越来越远。疫情全球大流行如今已超过8个月，中国成功控制了疫情是有目共睹的，凭这一条，老百姓给政府竖大拇指并不奇怪。自由知识分子不能因为共产党仍在打压言论、控制舆情方面继续施恶，就否定政府在抗疫中的那些履责表现。该批评的批评，该肯定的肯定，批评才能获得公信力，才能获得更好的效果。可惜太多的反对派人士不懂这一点。他们会说“共产党自己成天表扬自己，用不着我们再去表扬它”。他们不明白，你在批评专制者时也如实指出专制者的某些善行，才是证明你不同于专制者的最好方式，因为你比专制者更宽广、更博大，你也才更能获得老百姓的支持。迄今为止，自由知识分子批判官方犬儒保留了足够的犀利，但似乎缺乏同样的犀利直面自己的认知和情感误区。自由派知识分子对专制的批判，本来是其勇气和心灵自由的象征；如今这种自由正在被反噬，因为批判变成了僵硬的教条，批判自然也走向自己的反面。批判者与专制当局的紧张，变成了批判者作为自由主体与批判者作为自身异化之它者间的紧张，且这种紧张很可能外化为他与整个社会的紧张。不要认为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已经为社会、为公众牺牲太多，公众就会永远支持你。这些年来，在很多场合，批判者原来对当局批判所享有的崇高和广泛社会认同，已经悄然不再。自由知识分子对当局的批评，哪怕在很多场合仍然是正确的，却越来越变成小圈子的自言自语，未必得到大众响应。李文亮之死、艾芬采访文章被封引发的瞬间网络风暴，并没有改变万马齐喑的总体格局。“愤怒的人民不再恐惧”只是自由知识界的美好想象而已。这难道不是自由知识分子与自己的“根”脱节的节奏吗？每每想到这些，都令我怅然而夜不能寐。

为什么要强调“两大历史任务”？

“两大历史任务”是笔者近年来不断在强调的一个命题，它本来是我研究中国近代史、重新梳理“百年国耻”、试图厘清近现代中国政治演变逻辑、纠正中共党国史观的努力的一个副产品，但它同样与“根”的问题有关。“两大历史任务”的基本含义是：自晚清、民国以来的近现代中国，既要建设一个强大民族国家以结束“百年国耻”，又要建设优良的民主政体以跨入现代政治文明（详见本书《我研究红色帝国的心路历程》）。已经有六七代中国人为此付出艰辛努力，期间坎坷不堪回首。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对共产党的专制感同身受，对共产党统治下的人权灾难如“镇压反革命”、反右派运动、大饥荒、文革、六四屠城等“如数家珍”，不少人还有遭受极权迫害的亲身经历甚至坐过中共的牢房，凡此均证明，百年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迄今是失败的，至少失败多于成功。笔者所以要用半个世纪的时间写作《从五四到六四》六卷本巨著，就是要深入总结20世纪中国人追求民主何以失败的历史教训。然而，吊诡的是，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虽坎坷多难，中国的民族国家建设却取得伟大进展。特别是40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真的“飞了”起来。如今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也达到了1万美元。中国有4亿人过上了相对富裕的生活，另外10亿人的生活也有不同程度的改善。然而，又一次“选择性漠视”，我们的自由知识分子似乎“本能地”不愿正视中国民族国家建设的成就，无论城镇化进展，还是5G通讯或北斗等高科技成功。——因为那是共产党才会大肆宣扬的话题，用不着你讲，讲了反而是“帮中共宣传”，甚至成了“中共大外宣”的一部分。“民族复兴”本来是很好的旗帜，共产党也确实在利用这面旗帜，把它作为新的合法性证明，而且运用得很成功，自由主义却偏把它抛在一边，不愿意去沾它，似乎沾了它自己的“洁白”就被“玷污”了。难道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希望“民族复兴”吗？不希望自己的国家强大吗？甚至，只因为这个国家在共产党治下，为了推翻中共，就反其道而行之，整天盼着自己的祖国发生“危机”吗？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是不是太小气了些，甚至有些精神错乱了！

我们这一代人没有经历过民国早期的四分五裂，没有经历过长期的战乱，没有目睹过缺乏强有力中央政府给一个大国带来的灾难性影响，没有体验过列强的军舰在长江等内河行驶时给国人带来的心理冲击。我们把和平无战争、生活稳定、平等待我的国际关系等都视为理所当然。这是我们的缺失，一代自由知识分子的缺失。我们不懂得民族国家意味着什么，所以也不珍惜它。而且，不珍惜的原因之一甚或根本原因，仅仅是因为中国民族国家建设的成功是在共产党治下取得的。我们真的太小气了！

海外这些年甚至出现了各种“独立”主张。“疆独”、“藏独”可以不论，虽然我不认为新疆独立、西藏独立是可行的，但作为遭受人权、宗教压迫的少数民族，一部分藏人、维吾尔人要求独立尚在可以理解之列。奇怪的是一些汉人也要求“独立”，不但有什么“大蜀民国”、“贵州独立”，甚至有“上海独立”，而“上海独立运动”竟然把合法性根据推到殖民时代的上海工部局！其中一些张罗者还是很熟的朋友！我只能说，我们对历史实在太无知了，如果你真是认真的，那么你一定会为自己的疯狂後悔。反共反到要拆散这个国家，想想看国内公众会怎么看你们？怎么看海外反对力量？附带说一句，当我们谈两大历史任务中要建设强大现代民族国家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时，这个中国语境中的“民族国家”当然不意味着单一民族或汉族，而是指同一国家主权下的多民族国家。从两大历史任务统一的角度看，这个多民族国家应该是体现民主宪政原则的政治-法律共同体和体现民族平等原则的历史-文化共同体的统一。这一点现在远没有做到，但这个方向是对的，值得争取的。在今天这个新丛林世界，“独立”对中国境内的任何民族都不是出路。

还有些海外民运组织和国内自由派同仁无条件赞成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所有指控，把美国严重的疫情全部归咎于中国政府，跟着对中国政府“追责”。他们会认为自己正义满满，自己的行为代表“受共产党压迫的中国人民”，然而在一般中国老百姓看来，事情很可能反倒成了这样：这些反共分子只会挑当权者的短处，只会跟在外国人後面，指责中国政府这也不对，那也不对，甚至要颠覆中国政府，简直就是“卖国贼”。这个指控固然冤枉了自由知识分子，但我们自己是否需要检讨一下，我们认知和行为中的某些缺陷，是不是给类似指控提供了“根据”？

一句话，作为自由知识分子或政治反对派，我们在批评共产党时，不要忘了自己是中国人。做一个普世价值的追求者和一个世界公民，与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并不矛盾。我们应建立更加全面的认知框架，它仍然是自由主义的、普世主义的，同时饱含深邃的民族情怀，在这份情怀中，有对这个家园曾经遭受的痛苦的深切感悟，有对它如今取得的成就的由衷高兴，也有对这个家园发自内心的爱。这样，我们才不会脱离自己的“根”。

作为中国民主运动战略策略的启蒙、民众动员和“接地气”

前不久，国内异议人士郭飞雄撰文，指出“中国民主维权运动有可能在历史上最终失败”，强烈的被迫害感觉容易产生极化思维，然“阶级斗争和官民‘死磕’，绝不是在中国本土实现宪政民主的可操作之路”，唯有“通过官民大妥协打造全阶级联盟，建成一个全民共享的宪政民主平台，（才）是中华民族走向现代政治文明的进程中必须完成的硬指标，同时也是这一代自由理想者必须经受的政治考试，如果考试不合格，一代仁人志士恐怕将被激荡变幻的历史所淘汰”。（ 见郭飞雄《中国民主维权运动有可能在历史上最终失败，除非„„》，载《世界宪政民主论坛》网站，2020年8月5日。） 我赞成这个提法。不仅维权运动，广义的中国民主运动都要找到并确定自己的立身之基，用本文语言，就是找到自己的“根”，明确今天自己奋斗的一切，是从哪里起源的，它的根本动力来在何方，它的最终归宿又在哪里。明确了这些，中国民主化才会有更准确的战略策略选择，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启蒙、民众动员也才能真正见成效，真正“接地气”。

以上文提到的“满意”问题为例。毫无疑问，当下中国公众对执政者的某种“满意”或“承认”，背後的认知逻辑和文化-心理因素需要进一步研究。一般来说，收入增加了、生活改善了都会有助于提高公众对政府的满意度，也会有助于接受当局对这种提高的解释，诸如“跟着共产党建设大中国”、“唯有共产党才是民族复兴的代表和领路人”之类。同时，这种认知和接受背後又有帝王崇拜、臣民文化之类东西起作用，这种东西在中国已经存在了数千年，今天仍然以某种文化编码形式遗存在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中，所以习近平的“一尊”才会有市场，颂圣文化才会沉渣泛起。对此，自由知识分子的合理策略是：既承认执政当局对民族国家建设的正面贡献，又要解构当局的民族复兴逻辑本身，必须让老百姓明白，这个民族复兴逻辑只是毛泽东的世界革命企图失败後，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合法性转换手段，目的仍是为了证明一党专权的合理性和不可替代性。其实前现代的皇帝也是希望“国泰民安”的，也是希望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北洋政府、南京政府都曾致力于民族复兴和民族国家建设，不能说唯有共产党才是民族复兴的唯一代表，更不能以此作为论证共产党垄断执政地位的历史或现实理由。自由主义反对派支持执政当局改善民生的所有努力，同时也毫不犹豫地指出这种努力必然遭遇的限制，那就是共产党不可能真的解决腐败问题、官民冲突问题，也不可能真的解决公权力的有效监督问题。中国历史上最大刀阔斧反贪腐的皇帝也至多保持官府清廉、社会清明不超过20年，邓小平的改革开放10年不到，腐败、“官倒”问题已经触目惊心，江胡时代20年，共产党几乎到了无官不贪的地步。那么习近平的强力反腐真的能解决问题吗？我们可以承认习的努力是有成效的，腐败确有收敛之势，但能维持多长？20年了不起了，以後又如何？恐怕仍然跳不出治乱循环的中国老陷阱。唯有宪政民主才是解决腐败顽症、保障公民权利（包括财产权利、言论自由权利、获得公正司法保护权利等等）的长远制度安排。这个道理，要靠我们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坚持不懈地去讲，到处讲，让我们的老百姓真正懂得这个道理。

关于中国外交，也有大量启蒙工作要做。比如，不管中国民族国家建设取得多少进步，它并没有否定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中国乃是党国政体和民族国家的捆绑体，民族国家利益

在外交政策制定中并非第一位，党国政权利益才是“核心利益”中排在首位的东西（保证政权安全，不允许颠覆制度，实为不允许质疑中共的统治或唯一执政地位）。但这样的政策造成一个巨大的问题、甚至是中国外交的根本困境：与美国为敌。历史地看，美国对中国本来是很友好的，就便列强时代，美国也是最以平等精神对待中国的“列强”，有大量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如退还庚子赔款帮助中国发展教育、医疗事业等。中共建政後，中美有很长时间处于敌对状态，那是冷战的结果，中共也一直把美国定义为“美帝国主义”。改革开放以来，邓一方面讲“对外开放就是对美开放”，不但要引进美国的产品，还要引进美国的技术、管理；另一方面又担心美国“亡我之心不死”，骨子里仍把美国视为敌人，只是不再称“帝国主义”而换成了“霸权主义”，邓和邓後时代的北京外交政策始终是以又要和美国交好又要防止美国“颠覆”的双重考虑为出发点的。然而，为什么怕人家“颠覆”呢？说到底还是对自己不自信，知道一个党长期霸住公权力不放、不允许公民提出任何质疑其实是不讲道理的、不能服人的，所以才反过来说美国人居心叵测，要“颠覆”中国云云。美国政府中要颠覆中国的有没有？有，但过去多少年并非主流。绝大多数关心中国的美国精英无非希望中国更进步些、更尊重人权、政治体制中更多些民主要素而已。就便中国真的实行了多党制，也不意味着共产党就一定下台，共产党完全可以在新的游戏规则下竞争执政权。——在政治学学理上，这些本来是常识。但中共执政者会把这些都视为居心叵测，都视为“颠覆”，而且为了抗拒这种“颠覆”而不惜与朝鲜、俄国这样的国家结盟，这就是问题了。当然，美国方面也有问题，美国民主的倒退、美国国家行为中的某种“新丛林化”倾向，正在给北京递刀子，帮助北京证明美国的“恶”。笔者近年来严厉批评川普政府的所作所为，特别是严厉批评白宫在疫情中的甩锅行为和对中国企业的新丛林式打压，恰恰基于上述考虑，同时也包含着对美国民主的爱护、珍惜，对美国民主倒退的痛心疾首。回到主题，中国外交中党国利益和民族国家利益的缠绕、在很多场合党国利益并不代表民族国家利益甚至与民族国家利益相冲突、中美之间本来没有必要如此敌对、中国只有实现了民主化才能最终消除这种敌对——像这样一些道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有责任把它讲清楚，让更多的中国民众了解、理解、赞同。

未来的中国民主转型将面临全然不同的社会条件、全然不同的内外环境，面临一个新的复杂世界。中共红色帝国崛起既是近现代中国180年演变、特别是当代中国40年改革开放的不期然结果，又是全球新冷战、新丛林化的产物。复杂世界，此之谓也。人民当然仍有不满，公共领域仍需要表达。但公共领域需要追得上变化的公共知识分子，而不是落伍者。如果你的言说仍然是陈旧的，不足以解释新的情景、新的矛盾，不足以击穿“完美独裁”的坚硬铠甲，不足以揭示新极权体制下自由追求的可行路径，不足以厘定一个崛起的中国与当今世界的复杂关联，不足以证明一个民主的中国不能再靠底层造反，而要在中产的、日益富裕的社会基础上使之成为必要、成为可能，你自然不会有听众。而迄今为止，自由知识界诸同仁于此相差甚远矣！岂不悲哉！

本书内容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汇总了新冠疫情发生以来笔者写下的6篇文章，按写作时间排序。《呼吁制定“李文亮信息公开法”！》和《场景切换：新冠重疫下的人间悲喜剧》）两文写于今年2月和3月初，谈中国国内疫情，对习近平提出批评。第三篇《大数据与举国体制：如何看待中国抗疫的是与非？》4月底发表在《纽约时报》中文网，是一篇引起争议的文字。第四篇《疫情分析与选择性漠视》概述了我对这些争议的看法，对自由派知识分子提出批评，时间为5月下旬。第五篇《蓬佩奥演讲错在哪里？析中国民意与中国民主的未来》在质疑美国国务卿蓬佩奥7月23日讲演的基础上提出中国民意的双重性问题，时间为8月初。第六篇《我研究红色帝国的心路历程》是最近刚完成的，该文是为即将出版的《红色帝国的逻辑》日文版写的序言，文章对原书观点做了若干调整、修正，坦率承认一味强调“围堵”中国并不妥，毕竟中国既是一个红色帝国，又是一个发展中的民族国家，有其合理的民族国家利益要维护。这是笔者深入研究百年国史後的心得，也是目睹川普政府种种新丛林打压行为後对原来理论重点的调整。为了方便读者对照阅读，本书把2018年写的《新极权、新冷战、新丛林》一文（此文是《红色帝国的逻辑》一书的核心篇章）附在了这篇文章的後面。

第二部分是作为背景或对比材料安排的，有两篇长文。第一篇《重新梳理“百年国耻”》节选自笔者正在写作的《从五四到六四》（第二卷）第一章，这是篇泣血之作，值得读者反复玩味。该文颠覆了中共史观的不少传统定论，重新阐释从晚清到民国历史演变的大逻辑，对一些重要人物和历史事件做出新的评判。但就本书而言，把该文摆在这里的目的却不在此，而是想请读者领略百年中国的艰难历程，特别是当年触目惊心的衰败与屈辱，方知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国成长之不易。我以为，为了不忘我们的“根”，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在这方面是需要补课的。

第二部分的第二篇文章是笔者14年前（2006年）在北京写的《中国宪政改革：背景、目标、实施步骤与约束条件》，这篇文章强调体制内外合作的渐进式改革和民主化，2007年在互联网发表时引起很大反响。把它纳入本书的意思是期待读者做些比较：看看14年前的中国与今日中国有哪些异同，中国的民主转型战略是否需要作出调整。我个人以为，中国作为超大型国家，其民主化转型仍然要强调朝野合作、创造条件、逐步推进。习的新极权主义虽然强硬顽固，终不可能久远，这方面，中国的民主事业追求者要有信心。14年前的这个报告没有涉及外交问题，而今，这已是民主转型必须考虑的重要领域。事实上，中国两大历史任务与中美关系的缠绕本身就是很值得研究的重大课题。在中国仍为党国体制的背景下，中美之间的关系带有双重性：意识形态的与民族国家的。这个关系比较复杂，中国的复杂在于党国政体与民族国家的双重缠绕，美国的复杂在于民主体制某种程度的倒退和国家行为“新丛林”特征的凸显。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中美之间的冲突是必然的，能否把冲突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将考验中美两国政治家的智慧。中国民主化後的中美关系相对简单了些，意识形态冲突化解了，但民族国家、地缘政治上的冲突仍有可能存在。那时中国是否还需要在红海、波斯湾、印度洋到南中国海之间保卫石油航运的安全，是否还需要保留从瓜达尔港到新疆的陆上石油管道，是否还需要巩固印度洋沿岸到非洲东海岸的战略“珍珠串”，是否还需要维持与俄国或者伊朗的同盟或准同盟关系，还真的不好说。未来的历史要由未来一代人写。但让这个世界更多和平、更少冲突，符合全体人类的利益。

作于2020年8月25日~27日，美国新泽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