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日两国关系紧张由来已久。早在俄国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日本就伙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干涉苏俄革命。1918年春，日本出兵俄国远东地区的海参崴（本属中国），强占俄国的远东沿海地区，并积极参加1919年秋冬反对苏俄的“十四国远征，”试图将刚刚诞生的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之中。尽管苏日两国于1925年在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中国北洋军阀政府的首都北京建立了外交关系，但视苏联为其侵略中国障碍的日本并未因此改变反苏立场，反而变本加厉地与苏联为敌，多次制造事端。1927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抛出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后，加快了对中国侵略的准备步伐。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整个东北后，与苏联远东边防军的摩擦频繁发生，关东军不断制造紧张局势，挑起边境冲突，1935年发生106次之多，1936年头3个月，就有22次。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苏联采取了支持中国抗日的立场，在军事、经济和外交上给予了全面和广泛的援助。日本则于1938～1939年间多次向苏联的远东边境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试探苏军的虚实，以便为其北进作准备。虽然日苏双方于1939年10月签订了停战协定，但由于积怨已久，随时都有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1] 

1941年3—4月，日本外务大臣松冈洋右（日本语：まつおか ようすけ）访欧，企图再次借助德意力量促进日苏关系的改善。前后途经莫斯科，同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总书记斯大林（俄语：Сталин）、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俄语：Молотов）进行会谈，4月12日达成协议，次日正式签订此约。条约共4条，有效期5年，主要内容是：双方保证维护两国间的和平友好关系，相互尊重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如缔约一方成为第三者的一国或几国的战争对象时，另一方在整个冲突过程中保持中立。并同意暂不签订有关北库页岛权利转让的附属议定书。签约同日，双方还发表声明：“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日本语：まんしゅうこく）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俄语：Монго́ль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这显然是对中国内政的无端干涉，也是对《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严重违背。自此苏联对华援助逐渐减少。^[2] 

中华民国外交部长王宠惠于日苏条约签字后第二天发表声明指出：东北四省及外蒙古是中国领土，满洲国是非法的，中国政府决不承认苏日中立条约，中国政府与人民绝不承认第三国妨害中国领土与行政完整的任何决定，苏日两国公布的共同宣言对于中国绝对无效。^[2] 

时至1945年4月5日，苏联政府在欧洲东线战场作战取得胜利后，才在盟军的要求下声明：鉴于日本帮助德国进行反苏战争，并同苏联的盟国美英交战，中立条约已失去意义，提前一年废除。莫洛托夫在莫斯科召见日本驻苏大使佐藤，宣布苏联政府的正式声明。声明不久，苏联对日正式宣战。^[2]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与日本天皇陛下，深愿巩固苏日两国间之和平与友好邦交，兹特决定缔结中立条约，因此双方任命各自代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任命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兼外交人民委员长维阿彻斯拉夫·莫洛托夫，日本天皇陛下任命荣膺一号神宝章之骑士、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及荣膺一等旭日章与四等金鸢章之骑士、日本特命驻苏全权大使建川美次陆军中将，为各自代表，双方代表互阅国书，均属完好妥善，当即议定条款如下：

第二条    倘缔约国之一方成为一个或数个第三国敌对行动之对象时，则缔约国之他方，在冲突期间即应始终遵守中立；

第四条    现行条约当从速呈请批准。批准证件当从速在东京交换。

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即昭和十六年四月十三日立于莫斯科。

松冈洋右、建川美次（签署）

遵照苏日于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缔结之中立条约精神，苏日双方政府为保证两国和平与友好邦交起见，兹特郑重宣言：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

苏联政府代表莫洛托夫（签署）日本政府代表松冈洋右、建川美次（签署）^[3] 

（2）此条约的签定，表明苏联在中日战争中，由支持中国转向中立的立场，这是苏联在中苏关系问题上的一个倒退。因此，它在政治上是对中国抗战的一个打击，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也损害了社会主义苏联的形象。此条约不仅引起了国民政府对抗战前途的忧虑和对于苏联政府的恶感，而且也使得中国其他方面对“条约”表现出不满。甚至中国共产党对于“条约”露骨的民族利己主义和强权政治倾向也进行了委婉而严肃的批评。^[4] 

（4）“条约”签订后，苏联援华物资锐减并逐渐中止，这就削弱了中国抗日的军事力量。^[4] 

（6）《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直接导致了苏联境内的东北抗联部队停止向东北派遣队伍、与日伪军作战，从而使抗联战士不得不长期留驻苏联境内。但在严酷的自然环境和日伪“篦梳山林”式的“讨伐”追索下，这也使得抗联的有生力量得以保存，从而避免了更大的牺牲。抗联留驻苏联境内，进行野营整训，并成立教导旅，有利于对原本分散的力量实现统一领导，有利于抗联战斗力的加强和中共东北党组织的集中领导。抗联派往东北的小部队，不但在东北继续进行抗日斗争，而且为苏军对日作战提供了宝贵的军事情报，为苏军准确打击日军提供了可靠保证。在苏军打击日军的战场上，抗联部队是战事的直接参加者，是苏军的有利配合者，加速了对日作战胜利的进程。^[5] 

《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使日本解除了南下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后顾之忧，日本开始积极南进，日美矛盾急剧尖锐。而此时已制定了“先欧后亚战略”的美国为了保证与其利益休戚相关的英国不被击败，面对日本的攻势，只好继续采取牺牲中国利益、部分满足日本要求的绥靖政策，美方在1941年5~6月间接二连三提出的《日美谅解方案》的修正案，就是这一政策的具体体现。在美方的三个修正案中，都把通过“友好谈判解决‘满洲国’问题”即承认满洲独立作为其主要内容, 并同意日本在中国驻军。但是，日本的贪欲是无止境的，日美之间的矛盾必须通过战争加以解决。随着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苏联和美国也卷入了世界大战的漩涡，反法西斯国家包括中、美、英等国结成了反法西斯同盟，中国从此摆脱了对日作战的不利局面，并最终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在签订《苏日中立条约》时所不可能预见到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 《苏日中立条约》孕育着中国抗战最后胜利的因素。^[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