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日兩國關繫緊張由來已久。早在俄國蘇維埃政權建立之初，日本就夥同其他帝國主義國家干涉蘇俄革命。1918年春，日本出兵俄國遠東地區的海參崴（本屬中國），強占俄國的遠東沿海地區，並積極參加1919年秋冬反對蘇俄的“十四國遠征，”試圖將剛剛誕生的蘇維埃政權扼殺在搖籃之中。儘管蘇日兩國於1925年在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下中國北洋軍閥政府的首都北京建立了外交關係，但視蘇聯為其侵略中國障礙的日本並未因此改變反蘇立場，反而變本加厲地與蘇聯為敵，多次製造事端。1927年，日本首相田中義一拋出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摺”後，加快了對中國侵略的準備步伐。1931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占領整個東北後，與蘇聯遠東邊防軍的摩擦頻繁發生，關東軍不斷製造緊張局勢，挑起邊境衝突，1935年發生106次之多，1936年頭3個月，就有22次。1937年“七七事變”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後，蘇聯採取了支持中國抗日的立場，在軍事、經濟和外交上給予了全面和廣泛的援助。日本則於1938～1939年間多次向蘇聯的遠東邊境發動大規模的軍事行動，試探蘇軍的虛實，以便為其北進作準備。雖然日蘇雙方於1939年10月簽訂了停戰協定，但由於積怨已久，隨時都有再次爆發衝突的可能。^[1] 

1941年3—4月，日本外務大臣松岡洋右（日本語：まつおか ようすけ）訪歐，企圖再次藉助德意力量促進日蘇關係的改善。前後途經莫斯科，同全聯盟共產黨（布爾什維克）總書記斯大林（俄語：Сталин）、外交人民委員莫洛托夫（俄語：Молотов）進行會談，4月12日達成協議，次日正式簽訂此約。條約共4條，有效期5年，主要內容是：雙方保證維護兩國間的和平友好關係，相互尊重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如締約一方成為第三者的一國或幾國的戰爭對象時，另一方在整個衝突過程中保持中立。並同意暫不簽訂有關北庫頁島權利轉讓的附屬議定書。簽約同日，雙方還發表聲明：“蘇聯保證尊重滿洲國（日本語：まんしゅうこく）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證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俄語：Монго́ль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這顯然是對中國內政的無端干涉，也是對《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的嚴重違背。自此蘇聯對華援助逐漸減少。^[2] 

中華民國外交部長王寵惠於日蘇條約簽字後第二天發表聲明指出：東北四省及外蒙古是中國領土，滿洲國是非法的，中國政府決不承認蘇日中立條約，中國政府與人民絕不承認第三國妨害中國領土與行政完整的任何決定，蘇日兩國公布的共同宣言對於中國絕對無效。^[2] 

時至1945年4月5日，蘇聯政府在歐洲東線戰場作戰取得勝利後，才在盟軍的要求下聲明：鑑於日本幫助德國進行反蘇戰爭，並同蘇聯的盟國美英交戰，中立條約已失去意義，提前一年廢除。莫洛托夫在莫斯科召見日本駐蘇大使佐藤，宣布蘇聯政府的正式聲明。聲明不久，蘇聯對日正式宣戰。^[2] 

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與日本天皇陛下，深願鞏固蘇日兩國間之和平與友好邦交，茲特決定締結中立條約，因此雙方任命各自代表：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任命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兼外交人民委員長維阿徹斯拉夫·莫洛托夫，日本天皇陛下任命榮膺一號神寶章之騎士、日本外相松岡洋右及榮膺一等旭日章與四等金鳶章之騎士、日本特命駐蘇全權大使建川美次陸軍中將，為各自代表，雙方代表互閱國書，均屬完好妥善，當即議定條款如下：

第二條    倘締約國之一方成為一個或數個第三國敵對行動之對象時，則締約國之他方，在衝突期間即應始終遵守中立；

第四條    現行條約當從速呈請批准。批准證件當從速在東京交換。

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即昭和十六年四月十三日立於莫斯科。

松岡洋右、建川美次（簽署）

遵照蘇日於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締結之中立條約精神，蘇日雙方政府為保證兩國和平與友好邦交起見，茲特鄭重宣言：蘇聯誓當尊重“滿洲國”之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日本誓當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之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

蘇聯政府代表莫洛托夫（簽署）日本政府代表松岡洋右、建川美次（簽署）^[3] 

（2）此條約的簽定，表明蘇聯在中日戰爭中，由支持中國轉向中立的立場，這是蘇聯在中蘇關係問題上的一個倒退。因此，它在政治上是對中國抗戰的一個打擊，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抗日熱情，也損害了社會主義蘇聯的形象。此條約不僅引起了國民政府對抗戰前途的憂慮和對於蘇聯政府的惡感，而且也使得中國其他方面對“條約”表現出不滿。甚至中國共產黨對於“條約”露骨的民族利己主義和強權政治傾向也進行了委婉而嚴肅的批評。^[4] 

（4）“條約”簽訂後，蘇聯援華物資銳減並逐漸中止，這就削弱了中國抗日的軍事力量。^[4] 

（6）《蘇日中立條約》的簽訂，直接導致了蘇聯境內的東北抗聯部隊停止向東北派遣隊伍、與日偽軍作戰，從而使抗聯戰士不得不長期留駐蘇聯境內。但在嚴酷的自然環境和日偽“篦梳山林”式的“討伐”追索下，這也使得抗聯的有生力量得以保存，從而避免了更大的犧牲。抗聯留駐蘇聯境內，進行野營整訓，並成立教導旅，有利於對原本分散的力量實現統一領導，有利於抗聯戰鬥力的加強和中共東北黨組織的集中領導。抗聯派往東北的小部隊，不但在東北繼續進行抗日鬥爭，而且為蘇軍對日作戰提供了寶貴的軍事情報，為蘇軍準確打擊日軍提供了可靠保證。在蘇軍打擊日軍的戰場上，抗聯部隊是戰事的直接參加者，是蘇軍的有利配合者，加速了對日作戰勝利的進程。^[5] 

《蘇日中立條約》的簽訂，使日本解除了南下發動太平洋戰爭的後顧之憂，日本開始積極南進，日美矛盾急劇尖銳。而此時已制定了“先歐後亞戰略”的美國為了保證與其利益休戚相關的英國不被擊敗，面對日本的攻勢，只好繼續採取犧牲中國利益、部分滿足日本要求的綏靖政策，美方在1941年5~6月間接二連三提出的《日美諒解方案》的修正案，就是這一政策的具體體現。在美方的三個修正案中，都把通過“友好談判解決‘滿洲國’問題”即承認滿洲獨立作為其主要內容, 並同意日本在中國駐軍。但是，日本的貪慾是無止境的，日美之間的矛盾必須通過戰爭加以解決。隨着蘇德戰爭和太平洋戰爭的爆發，蘇聯和美國也捲入了世界大戰的漩渦，反法西斯國家包括中、美、英等國結成了反法西斯同盟，中國從此擺脫了對日作戰的不利局面，並最終打敗了日本帝國主義。這是日本帝國主義在簽訂《蘇日中立條約》時所不可能預見到的。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 《蘇日中立條約》孕育着中國抗戰最後勝利的因素。^[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