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年11月刚到中信公司没多久，我和玲铛就被派到石家庄太行机械厂去出差。太行厂原来是搞军工产品的，想转为生产民用产品并跟我们公司合作出口。

忘了是怎么买的火车票了。我第一次出公差，挺激动。到了火车上才想起来, 头一天晚上就准备好的牙膏牙刷没带，整整齐齐地落我们家桌上了。

人家玲铛也不含糊,跟我一样.该带的东西都没带。说是临出门，她们家的大老猫和二老猫跟她老打岔，嚷嚷要吃的。结果她把准备好的一小背包落猫食盆边上了。

整个儿俩马大哈.

在火车上我俩就开始贫，车厢里就听我俩噗哧噗痴地傻乐。一会儿 学"虎口脱险" 的台词. "打死你我也不说"； 一会唱"鸳鸯茶". 还抽空给公司几个有特点的人全起了外号. 什么小芝麻, 大面包什么的, 都跟吃的有关.

到了石家庄站,下车一看,来了四五个人在站台接我们，还有两辆吉普车。其中一个主要负责接待的长得跟虎口脱险里的"油漆匠"特别象。'油漆匠'在 前面帮我们扛行李。我俩跟在后头小声说 "怎么这么寸呢, 说曹操, 曹操就到。"

把我俩接到了招待所，安排住下。说我们是从首都来的, 又是中信公司的，所以对我们特别款待。晚上给我们接风，在招待所摆了一道丰盛的宴席。

第二天早上"油漆匠"来陪我们吃饭,生怕我们不习惯。问寒问暖的。光咸菜就要了六碟,外加花生米和粥。

吃过早饭。上午给我们安排了与厂领导的一个会。 会定在9点半。

都9点了，我和玲铛还在招待所里手捧公司的有关材料临阵磨枪，猛补习新概念呢. "换汇指标"、 "出口额度" 什么的.

我大概知道外汇配额好象用大白话的说法就是卖一个白薯得搭一斤粮票. 配额好象就是那粮票。

现背概念，都不熟，内容又太多，越背越糊涂。后来看来不及了就分工: 玲铛准备第一篇儿，我准备第二篇儿。这样，开会的时候,我俩可以互相补充。 而且还约好了——只要一咳嗽, 另一个马上就接过话来。

9点20了，听见外屋有人说话。从门缝里往外偷偷一看： "不好了,来了一屋子人！这厂里有这么多领导？"

我俩更紧张了，使劲看材料，眼皮开始跳。一目十行，看什么也记不住，脑袋开始发懵了。9点半了。实在不能再拖了, 做了一个深呼吸："好赖就是它了。上!"

一开门,'油漆匠'就建议："我们来了两组人，一组是技术人员， 另外一组是领导。会是准备分两组开。一组谈出口,另一组谈专利"

我俩心虚地使劲反对:"不用, 不用, 大家一起座谈就行!"

可'油漆匠'还是坚持分组讨论，楞把我俩给分开了。

硬着头皮，我俩一人一屋，各自应付一拨人。

我这屋谈的是专利的事。专利是什么来着，当时脑子发木，怎么也想不起来。生怕露怯，于是假装特认真地听人家介绍情况，不敢轻易发言。

还好，都是对方讲。原来太行厂有个工程师搞了一项科研，想先申请专利证书，然后由太行厂生产产品，通过中信公司出口。

基本上没让我发言, 没我什么事。等于给我上了一课。 闹明白什么是专利了。

我最后做了个总结, 保证回公司后马上向领导汇报,调查这个产品 在国际市场上的需求情况。同时我们让他们先去把专利证书拿到手,然后再与我们联系, 谈下一步生产与出口的具体事宜。

好容易开完会碰头, 我问玲铛：“怎么样？”

玲铛说:“摸清楚了!你呢？”

我说：“我这头也摸清楚了。晚上趁热打个报告吧。”

最后临离开石家庄的晚上,'油漆匠'非请我们到他家坐一坐。他们家在一个宿舍楼里, 楼是灰黑色的, 从外面看, 特别脏。他家里就别提多简陋了—除了床和破 柜子就一张桌子, 两把椅子。可以说是家徒四壁。他爱人在蒸包子, 特别朴实热情, 非让我俩尝她的包子.

从 '油漆匠' 家出来, 我问玲铛：“咱解放多少年了？”

玲铛数半天手指头又数脚趾头：“有37年了吧。”

“都37年了？ 怎么这儿还跟旧社会似的呢？我看他们家跟杨白劳那儿差不多！”

'没错，土豪看样子是被打倒了，可还没达到解放的目的呀！”

“咱得赶紧把石家庄解放了！说什么也得帮他们把这个项目搞起来。”

临走那天早上, 厂里又派吉普车把我俩送到火车站. 专门给我们买的软座。

火车马上就要开动了。'油漆匠' 突然想起什么似的, 说了一声:"对了" 然后跑回吉普车，和司机跑着从里面搬出两大箱河北雪花梨和四只道口烧鸡。硬塞给我俩。 让我们心里特别不烙忍.

一路上照样儿唱唱咧咧地，“左手一只鸡， 右手一只鸭…。”

到了北京站，车一停我俩才想起来，这么多东西怎么拿呀？！赶紧把头伸出窗外，盼着能瞅见个面熟的壮劳力，可偏偏看谁都眼生！我们只好大包小包的从车上几里咕噜地下来，一边嘴里嘟嘟囔囔地还贫呢："大小咱也是国家干部呀，就这么不受重视？怎么没人来接呢"

谁知话音刚落，不知从哪儿蹦出来一个蹬三轮儿的老大爷，吸溜儿着两筒大鼻涕， 特热情地说："有人接、有人接，我接你们！"把我们吓一跳。看老大爷长得象拍化子的，有点可疑。我俩马上特坚决地说："不用了，不用了，我们有人接，就在外边 出站口等着呢。"

然后赶紧拎着鸡，抱着梨箱子混在人群中头也不回地一溜儿小跑，跑得那叫快，愣没觉出东西沉来。跑出老远才敢回头，一看老大爷没追上来这才松口气。可一松气不要紧，走不动了。

那两箱雪花梨太沉了,每个箱子足足有40斤。实在拿不动了，干脆放地下踢着箱子往前蹭。踢着走一会儿， 再抱起来走一会儿。

我们都穿着大棉袄，背上背着大行李，胳膊上挂着小提包还得抱着雪花梨的大箱子, 手指头上勾着烧鸡。 那叫一个狼狈! 恨不能轰着鸡走。

我俩球似的慢慢往前滚。嘴还不闲着:"大城市就是不一样！在石家庄咱人五人六的,回到北京连小萝卜头都不如。"

"可不是！顶天了算一土豆，还是小土豆。"

当时公司有规定， 无论是国外出差还是国内出差， 只要是回来早，都要先回公司。这是荣老板以身作则立的规矩。我俩是新分进公司的，不敢含糊，大包小包的出了北京站就下地铁，直奔公司。从建国门 地铁口出来，满头大汗地朝着公司大厦挪。等挪到公司，腿肚子都转筋了。

到了公司，我俩直奔老总办公室。鸡一嘴鸭一嘴地先作了个口头汇报，把强烈要求'解放石家庄'的意愿重复了好几遍，最后还特郑重地把报告呈了上去。

老总听了汇报，扫了一眼报告就放一边儿了。看着我们特高兴地说：“你们俩能平安回来就好!这个事儿不急，先回去休息吧。”就把我们给打发了。

一个月以后, 一天早上刚上班，玲铛跑进我办公室, 喊"快趴下, 快趴下, 我看见 "油漆匠了"，正往咱们这边走呐!"

赶紧让小杰出去挡驾，让他说我俩都出差了。小杰特勇就冲出去了. 刚出门,又转回来了，问："那人长什么样呀？"

我们冲他语无伦次地喊:“是一个红脸！虎口脱险的 '油漆匠'，快去呀！”

小杰听明白了，特配合，大步流星地往外走。

我俩蹲在我办公桌下, 不敢站起来: “没听说他要来呀？ 怎么这么快专利就批下来了？”

“没办成事不能赖咱们，领导不重视咱能有什么办法？”

“就是！没准儿压根就没把这事儿当事儿，所以才把咱俩派过去了。”

“要不咱把烧鸡给人退回去？你们家那份吃完了吗？”

“早吃完了, 连骨头都没糟劲, 我家大老猫啃了好几回了。”

"雪花梨呢？"

“更没影了。我妈直说甜, 把核都给埋花盆里了, 等着发芽呢。” “

"吃人家的嘴软。 这可怎么办哪？!!” “‘油漆匠’要是告咱俩受贿, 可一告一个准儿。”

“感情这就叫受贿呀！当初还不如把鸡给大伙分了呢。”

正在这时，小杰回来了。

"你俩别卧倒了, 快站起来吧。 人家是到天津出差, 路过这儿,来看看你们俩。 我给支走了。”

“赶紧招了吧, 你俩到底作了什么亏心事了？我看着怎么这么可疑呢？”

我俩支支吾吾地说：“估计, 算是受贿。大概, 可能, 好象是受了贿了。”

小杰忍住乐问，“到底收了人家什么东西呀，吓成这样？”

我俩特委屈地说：“就两箱雪花梨, 外带四只烧鸡。”

然后又异口同声地小声补了一句“道口的, 道口烧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