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五年，那场触及灵魂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爸爸上班被整挨斗，回到家里当然也情绪不好，星期天常硬拉著我哥俩去玄武湖照相，回来自己把照片洗出来自己欣赏。我们从心里不愿意去公园，因为别人家都是爸爸妈妈一起带孩子去，只有我们，身边只有爸爸一人。总有些喜欢双胞胎的人会问及妈妈，讓我們尷尬。
不久文革进入了高潮。一天夜里，我们被一阵疯狂的敲门声惊醒，一个个目呆呆地站在厅里。进来一大帮人，宣读了关于爸爸是国民党残余，里通外国的特务嫌疑，要审查抄家的决定。爸爸被关进了牛棚。家被抄了个底掉，家里的存款，粮票全部没收。我们熬了一夜，第二天五姐弟忐忑不安地照常上学。不知怎么那么快，同学们都知道了，我们在学校被孤立了。从此，我们姐弟五个，就像一群受伤的小老鼠。没人同情，只能自己可怜自己了。由于断了和妈妈的一切联系，爸爸又被关了，我们生活的很苦。但生活的苦我们一点都不怕，难过的是事事被歧视，处处受排挤。无论您如何小心翼翼，总是不能得到信任。
一九六八年底，我们小学毕业被分配到南京八中上初中。那年初春，金川河上的薄冰刚化，河边的小路还很滑。我和几个新认识的同学，刚看完电影“南征北战”，回家特意绕道到小河边玩。一路上，大家讨论著电影里的内容很起劲。在过一条小沟时，我学著电影里敌军长的腔调对前面的同学说“张军长，看在党国的份上，拉兄弟一把吧.”话刚落音，只见同学小平拉长了小脸，狠狠地看了我一眼。我知道坏了，我闯祸了。
第二天清早，我刚进学校大门，就被通知说学校工宣队的陈队长要我去他办公室。我把心提到嗓子眼，不知走了多久才到陈队长办公室。一进门见一个肥头大耳一脸芝麻的中年大汉坐在里面看报。自报了姓名后，我战兢兢地站著等待处罚。
“知道为什么请你来吗？”
“我不应该学电影里坏人说话”
“您爸爸是干什么的”
“在银行”
“现在干什么”
“隔离审查”
“妈妈呢？”陈队长的口气越来越凶了。
“......在香港”我迟疑了一下还是说了。
“在香港干什么？”
“我已经不记得她了，现在也没联系”这是真话。
陳隊長狠狠地丟下報紙﹐瞪著眼珠:“学电影里说话，要用阶级分析！你小小的年纪，头脑里被刻进了很深的阶级烙印！你不记得了，但资产阶级思想还在你脑子里。好好写份检查，要从你资产阶级家庭里走出来!”说完，把我帶进一间空教室，让我写检查。第一份没通过。再写第二次还是不行。一连写了四份，每份都是两三页。这时已是下午三点多钟。陈队长不得不来 启发我了。
“你的检查没有触及灵魂！你要从你怎样和反动家庭化清界限角度来写。”他是要我批判爸爸妈妈.
没办法，我只好极不情愿地把爸爸妈妈在检查里批一通。最后过关时已是 下午快五点了，学校里空空的。我一人背著书包饥肠辘辘地回到家。吃过晚饭，我就倒在床上睡著了。夜里我梦到了爸爸妈妈:"...我坐在爸爸的自行車後﹐不小心 把脚圈进了后轮，疼的厉害。妈妈着急地帮我把脚往外拔...”;醒来是自己的脚插在床框里。我把脚收回被子，眼前一片漆黑。我睡不着了，睁著两眼等著天亮。第二天，在全班的批判会上，我读了饿著肚子用一天时间写出的检查，偏偏跳过那我最不愿读的一段。还好，那好心的老师帮我混过去了。

那年代我们兄弟姐妹遭遇这样的打击数不胜数. 我们自己也不知道这"黑锅"要背多久.但我们都坚信,妈妈不是坏人. 总有一天会揭开这口"黑锅"让我们重享阳光的温暖.

一九六九年，爸爸被释放了。回家不久，我们全家就被下放了。爸爸当时看起来很高兴，一是在“光荣下放”的通知上，爸爸被称为“同志”；二是我们都逃离了这个是非的城市。到了农村，我们和妈妈反到有了断断续续的联系。在离别十二年后，我们五姐弟一起给妈妈写了第一封信。我们从来就没忘记妈妈，我们是多么想有一个和别人一样的家，和别人一样的妈啊！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