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高考和我家两个孩子的故事

1976年，我们一家还都在西藏，大女儿在农场畜牧队当知青。当时有一个推荐上大学的名额，因我女儿劳动好，讲藏话、跳藏舞、吃糌粑、喝酥油茶，晒得黝黑，工人说她“象我们的普嫫（女孩子）一样，就推荐她去。报到管人事的那里，说是你爸爸妈妈都上过大学了，你还想上大学？让工农兵的子弟去吧。于是乎“凭手上老茧上大学”的资格也被取消了。到了1977年恢复高考时，女儿心灰意懒说：“大学不是给咱上的”，放弃了报名。她弟弟跑到拉萨中学报名站去报名，那位接待的女教师说：“什么？初中学历想报考大学？大学是那末好上的？你还是回去上了高中再来吧！” 可是我的儿子正是由于初中毕业时已超过十六岁，被不允许上高中的。当时我们出差在外，儿子就被稀里糊涂朦回来了

1977年我家两个适龄青年连考大学的名都没报上。

1978年大学继续招生。娃们的爸认为这是孩子们最后的考大学的机会。因为考虑到他们被文革耽误了中学学业，年龄也大了。与应届高中毕业生竞争升学，越往后越困难。就坚决叫孩子们报了名。这次我的儿子也报上了名。他报考北大图书馆学系和川大中文系。

孩子们准备考试直到发榜期间，我在百公里外的乡下“蹲点”。有一天县里有人捎信（只有县上能通电话）来说，单位叫我马上回拉萨，家里有事。我设法搭车赶回家里，才知道孩子们高考结果。女儿以280多分被甘肃农业大学录取。儿子却没得到任何通知。

当时考生可以在发榜之前去看自己的得分。我儿六门科目都及格，总分有300多。他看完分出来时听见一位老师说“这孩子考得不错。”他满怀信心，庆幸自己终于能当上一个名副其实的学生了。可是左等右等。直到后来听说连考了不到200分的同学都的到录取通知书了。他和爸爸才跑去拉萨西郊内地大学招生组驻地查问。当时人家已结束工作，听了情况，很热心地仔细核查录取名单和试卷档案，结果说：你们的资料根本就没送过来。四川大学的老师说，我们就没见过300分以上的成绩。（当时在西藏—包括来自西藏驻内地单位—报考录取的几百名考生中，300分以上的文理科考生，统共只有40名左右。）

于是父子二人又去西藏自治区教育局去查问何以档案没送给学校招生组。父子二人据理力争，官员推托搪塞。你有千条道理，他有既定方针。说招生已结束，任何情况都无法补救，好在大学的门已敞开，明年再考吧。现在下班了。老实巴交的父子二人，回到家里，一筹莫展。

儿子受到此意外打击，头两天不说话，也不哭；然后就开始写信向有关当局申诉，向报纸电台发信请求披露事实，实行舆论监督。年轻淳朴的心仍然寄希望于党的英明，政府的清廉，社会的正义。效果可想而知。只有光明日报回了信，虽是爱莫能助，也算关注了一下。儿子这样成天不吃不睡地写，爸爸受不了啦，还是叫妈妈回来分担困难吧。

这件事已经过去正三十年了，可是今天叙述起来，我仍感到骨梗在喉，气愤填膺。主要是气自己太蠢，太迂，太信任共产党干部的文化水平和道德品质。那位潘姓局长之无知无耻使我大为震惊。他先说我的儿子腿有残疾，不宜上大学。我们要求他拿出政策依据；他又说孩子有残疾不能适应学习生活。我们告诉他儿子能骑车、打篮球、会开拖拉机，他说空口无凭；我们专为此去到自治区人民医院检查，外科专家觉得好笑，就抱打不平，郑重其事地出具了“能胜任文科专业学习”的证明。潘局长手捏着证明，无奈地说：“唉，北京是我们国家的首都，有许多外国友人。看见一个有残疾的大学生，会影响不好的。”我们问他：小儿麻痹后遗症患者数学家华罗庚世界都知名，罗斯福还当总统呢，也有碍国际观瞻吗？那潘局长也许没想起来谁是华罗庚和罗斯福，瞠目结舌一会儿，想出缓兵之计：“要不然，给你一个西藏农牧学院的名额吧？”这时他竟然忘记腿有残疾不宜上山下乡了。我们断然拒绝了他的“offer”。交易没做成。让他一辈子保留着这件亏心事吧。

这就是三十年前恢复高考引起我家的一段故事。

后来我的儿子就连北京的大学也不上（考不上）了，下决心出国留学。历经磨难，居然拿到一所洋大学的Master学位。得到儿子寄来方帽长袍照片时，真想与潘局长分享愉快的心情。并告慰于他：“请放心吧，残疾腿的学生，跑到外国去妨碍他们的观瞻了。您尽到捍卫祖国尊严的责任了！”

正是：回忆涓涓和泪写，怪事咄咄带笑谈。

2007年五月十六日记于Sydney，Austral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