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的生日
儿子是在若干年前农历正月十五日出生的。那正是中国人高举三面红旗神志不清玩命的年月，饥馑的形势已开始露头，而我处于挺着大肚子被“监督劳动以观后效“饿其体肤，劳其筋骨的人生历程。眼看预产期快到了，男人被派出差外省。我为了能在产后多休息几天，——那时产假是56天——就不敢提前请假。自己收拾好一个小包袱，准备随时发作了就去住院。
我们单位在北京德胜门外马甸以北沙河以南，那时就是远郊区了。职工宿舍在单位大院里。平时要进城，须过马路站在马路西侧等候从清河发过来的班车，大概40多分钟一趟。我们的合同医院是北医附属医院，就在德胜门外。我想，到时候自己去，能憋到医院的。
不料到了正月十五凌晨，儿子（那时还不知道是儿子）发动了冲破黑暗的挣扎，肚子开始发胀疼起来。我急忙开灯，穿棉袄，戴围巾帽子，抓起包袱下楼。大院里寂静无声，正是三九天黎明前最黑最冷时候。我就着昏暗的路灯，走到大院的大门口，敲开值班室的窗户，请值班人开门让我出去。他先是揉眼，知道了我为什麽独自起早摸黑出门之后，挠了挠头，瞪眼看了我一会，最后说：“走路小心点。别着急。”在我背后吱扭扭稀里哗啦地关上了大铁门。
过马路根本不用担心被车撞着。连一条流浪狗都没有。我抱着小包袱站在电灯杆也是汽车站下面。冻得肚子都不疼了。终于远远地两条灯光照亮了我面前的马路，心登时感到温暖起来。
顺便讲一下当时我们那条线路的公交车，是解放牌卡车改装上木板车厢，只在前右侧开一个门，车后面背着一个烧煤的煤气发生炉，供给汽车燃料。驾驶座和车厢之间用木栏杆隔开，以免拥挤妨碍驾驶。
看见我站在那里，售票员从门口嚷着：“上不来啦，下一趟吧！”我急得嚷起来：“不行我不能等呀，我要上医院生孩子呀！”售票员跳下来看看说：“那更不能让你上车，挤着怎办？”这时，黑乎乎的车厢里有个粗嗓门儿说话了：“那让她黑灯瞎火在荒郊野地生孩子吗？”随着只听得车里七嘴八舌，“快，快上车！大伙儿匀匀地儿，让她上来。”就有人伸出手来拉我，又有人嚷：哎，小心点别抻着！上车后，后面有人让座，前面的人说：谢谢您啦。等走到您那儿，孩子就生出来啦！满车人都笑起来。前面的大汉，双臂分开撑着木栏杆，让我站在他的前面。扭头吵吵嚷嚷地说：别挤我啊，我保护着两人哪！到下车时，还听到有人嘱咐：“慢慢走！天儿黑！小心脚底下！”车厢里没有灯，我没有看见任何人的脸。
这是一群进城上班的工人。五十年代的北京工人。几十年来，对这些人、这件事的怀念，支持我没有放弃生活的信心。
下车后没人可以问路，清晨六点天还没亮。只慢慢向着有很亮灯光的方向走着，果然到了医院。经过检查立即收住院，忘了是谁帮我办妥一切手续，帮我躺到病床上，喝了一点热水。我觉得肚子里的小生命也复甦了。
八点，查病房。一位看来是资深权威的中年女医生，查到我的床头柜，见里面塞满了换下来的衣服，生气地质问护士：“这是怎么回事？你们没讲住院规则吗？”又对我说，这些东西应该让家属带回去的。我说家属没来。“那谁送你来的？”“我自己来的。”“ 好吧。来探视时叫他带回去。”是。我答应着。心想我还没法子通知他我在哪里呢。
折腾了一天，抽空吃饭、打盹儿。晚八点上产床，十点，生出一个头围40cm的男婴。哭声嘹亮，黑发红脸。那天夜里，病房温暖如春，北京“正月十五雪打灯”。一夜鹅毛大雪，早上隔着窗帘，屋里都明晃晃地。护士医生们上班都迟到了。
后来听说正月十五出生的人，命硬，命大。妨人还不好养活。果然，第二年他的祖父母和唯一的姑姑在都在四川老家饿死；自己在不到一岁时染上小儿麻痹落下后遗症。倒是好养活了。后来历经磨难艰险，身心伤痕累累，却是坚韧达观，算得个男子汉。
每年儿子的生日，我都忍不住讲讲这一段。其实，老话儿并不全都boring. Isn’t 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