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复活》的女主角卡秋莎是公爵聂赫留道夫家的养女，地位介于小姐和婢女之间。她和聂赫留道夫一起长大，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后来聂离家到彼得堡去了，归来时已不复是当年那个纯朴的乡间少年，沾染上城市浮浪子弟的许多恶习，而卡秋莎依然是那个含情脉脉的纯情少女。复活节之夜，聂奸污了卡秋莎，不留情而留下了孽种，事毕后便离家再度回到那个堕落的城市，把这一夜风流忘记得干干净净。多年后两人再度相逢在法庭上，卡秋莎成了被控谋杀嫖客的妓女，站到了被告席上，而聂则厕身于审判她的陪审团之中。

小说花了许多篇幅来描写卡秋莎在被主人家发现怀孕后遭受的种种苦难：声名扫地被驱逐出门、产后大病欲死、失去孩子的悲痛、被迫堕入青楼的辛酸……在这一切苦难中，最令她心碎的却是一个简单的发现：她过去的人生观是错误的。作者说，初涉人世时，人们都有一种天然倾向，认定人性是善良的。这世上的人都像自己一样，以善意对待他人，从好处想人家，希望别人好。发现现实生活中的人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时，是一个人一生中最痛苦的时刻。令卡秋莎凄然心碎的，不仅仅是情郎的薄幸和主人家的无情，更是命运向一个善良天真的姑娘揭示生活的本相的那种突兀而残忍的方式。

第一次看《复活》是上初中的事，后来在文革中又看了好几次。每次看到作者这段议论我都要感受强烈的心灵震撼。那丑恶的政治运动使人性的丑陋面恶性膨胀。每当看见旧日的同窗从温文儒雅的读书人变成穷凶极恶的刽子手，在觉得恶心、痛惜、懊丧的同时，我都要情不自禁地想起托翁这段话来。

后来进了工厂，和一个十六七岁的学徒成了忘年交。那时我已经二十来岁，不但在那些小青年眼中是老头，就连自己也觉得老得不像话。一天车间开会，和我同龄的某老知青作了长篇发言，大家都有些不耐烦。散会后我那忘年交和我说：

“这老小子！看他那嘴能的！嘟嘟嘟一个下午，不就是想在女工面前出风头，好解决他那个老大难嘛！”

我目瞪口呆。虽说曾经沧海难为水，我从来也就没有真正学会像鲁迅般“不惮用最坏的恶意揣测别人”。虽然不知道那老知青是否真的“老大难”，我便做梦也想不到他发言的动机可以用这种全新的思路去探索。

沉默良久，我给那小友讲了托翁的话，问他是何时获得这种现实主义思维能力的。在新旧人生观代谢时是否感到蛇蜕皮般的痛苦。

小友轻蔑地看看我：“你们那代人真没治了！我们从小就成熟，根本就没有过你们发傻发痴的那一段！我从小就是这么看人的，用不着到后来才学会！”

说是没治，其实也不尽然。为了生存，最起码的招数还是逐渐学会了些，逐渐也就把这当成一个人从幼稚走向成熟的象征，是正常人的生活方式。可惜我快要出师便出了国，这玩意便成了屠龙之技，再也用不上了。犹记作学生那阵，我导师是副系主任。一次系主任请我去他家作客，我百般推辞无效，只得瞒着导师偷偷去了。不料第二天导师居然问我那派对如何，害得我几乎没一口气背过去，心想自己从此夹在两人的争斗中，只有被挤成肉酱的份了。要收拾我这个里通外国攀高枝的叛徒，导师只需紧紧我的鞋带，我就得咽气。没成想事情根本就不是我想的那样。不但系里两巨头的关系一直很融洽，而且洋人心眼大，便做梦也想不到请客吃饭里还会有这么大的学问，能害得一个势孤力单的外国学生足足作了两三个月的噩梦。

从此如鱼得水，再也用不着去伤那些无聊脑筋。偶尔回国，看到亲戚在劳累一天后回了家，还要心神不宁地琢磨领导关系和群众关系，痛悔某句话说错了，某同事一定会因此而痛恨自己一生等等，便要禁不住替他们扼腕，觉得这种活法实在太累。咱们真的有必要结成那种复杂而艰深的人事关系吗？难道人活下来，就是为了在地雷阵中苦苦摸索？

因为天性中对“毒眼”的反感，我没有多大困难便习惯了西方简单而疏远的人事关系。在那种松弛的环境下呆久了，当年的童心又回来了。我总是把人往好处想，戴着玫瑰色眼镜看社会与人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心里那个待人接物的道德尺度便在不知不觉中越提越高，最后便进到了“水至清而无鱼，人至察而无徒”的境界。

悲剧也就由此发生。在网上交友，根本就不可能看出一个人真正的性格来。你自以为了解对方，其实看到的不过是个数字电路装扮出来的蜃影。那幻像打破之日，也便是心碎之时，因为你放弃了“毒眼”，也就在那个幻影中注入了多到不现实的感情投资。

前段在坛上看到小衲先生谈金庸小说人物，说他最不喜欢的角色是灭绝师太那类大义凛然的“正面”人物，此话真是深得我心。世上最可怕的人是道德上无懈可击的“完美”的人。理想主义到了偏执的程度，便成了矫情的罪恶。我想，大概在被我得罪的朋友心目中，我也是那种角色吧。的确，和我这样的人交朋友，最后的结果便是两败俱伤。蒸馏水困死了轻信的鱼儿后，不但得受用鱼尸留下的腐恶，还得备受良心折磨。

害怕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