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的父亲和我的父亲是堂兄弟，力是我远房堂哥。

      大学毕业实习去北京，我第一次见到了力。他是78年上的大学，当时已被分配在北京的一所重点学院做教师。力1米70出头，爱笑的方脸盘上架着副眼镜，幽默健谈。我们很聊得来。提前退休的堂伯母文弱多病，似乎连做饭这样的家务事都难以胜任。清瘦的堂伯父刚刚六十岁，但牙却全部掉光了，大概镶的假牙特别不合适不舒服，他总是最后一个吃完饭。他不是在嚼饭，而是在“磨”饭，一口饭放进嘴里，不知道要被磨多久，方能下咽。在我的眼里，他像一个80岁的老头。

      从北京实习回到省城，我和力开始通信。我们聊工作，谈人生，更多的时候是说他和玲。玲是他的表妹，是他小姨的女儿。力比我大一岁，玲比我小一岁。两年前的署假，玲到北京玩了一个多月，力经常伴陪在她的左右，一来二去，两人竟相互有了好感。表兄妹结婚，这在以前是不足为奇的，可现在人们都不认同。他们的事遭到双方父母及亲友的极力反对。力苦恼过，徬徨过，最后退缩了。力和玲不再来往后，我收到了玲的一封信，指责力是一个自视过高、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显然她对力非常失望。

      临出国前，我又见到了力。他也在积极准备GRE，联系学校留学。

      火车开动了，力自信满满地挥着手对我说，再见，咱们美国见！

       1989年六四事件爆发。我第一个想到的是仍在北京的力，我知道他不参与政治，不会被卷入的。我写信的目的只是想了解当时北京的事态局势。回信是堂伯父写的，万万没料到，力出事了。六月三日晚上，力原本已洗完了澡上床休息了。11点半的时候，他又爬起来，跟父母说，去天安门广场看看，然后就推着自行车出门了。他们家离天安门广场只有三站路。他这一去再也没有回来……由于他身上没有任何证件，家里人三天后才在一家医院的太平间找到了他……

      我至今还记得堂伯父信中的一句话：“北雁，如果他能早点出国就好了……”。

      如果他能早点来美国；如果他毕业后分配在外地工作；如果他和表妹玲能顺利地结婚；如果那天晚上，家里人能拦住他，不让他出门……但是，人生没有如果。

      我不知道堂伯父是怎么写完那封信的。一想起堂伯父，就会想起他坐在饭桌前，瘪着嘴，费力地咀嚼着的样子。更不敢想像瀛弱的堂伯母怎样去承受那突如其来的丧子之痛，两位心力交瘁的老人怎样度过他们风烛残年的余生。

      一个无辜的、年轻的生命就这样倏然消失了。我的堂兄那年29 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