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感恩节想起改变了我们命运的两个人 |
| 送交者: 高伐林 2011年11月24日16:21:16 于 [五 味 斋]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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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半辈子以来，帮助过我、让我铭感于心的人，数不胜数。不过在今天这个特别标以“感恩”的日子，我想起的是两位改变了我的命运、我们一大批人命运、更扩而广之地说甚至是几辈中国人命运的人
◆高伐林 大半辈子以来，帮助过我、让我铭感于心的人，数不胜数。不过在这个特别用来感恩的日子，我想起两位改变了我的命运、我们一大批人命运、更扩而广之地说甚至是几辈中国人命运的人。 想起这两个人，有个缘由。明年（2012年）2月，是“文革”后第一批通过高考跨入高等院校的大学生毕业30周年。我们武汉大学中文系七七级的校友，正筹办出版一本回忆文集。这段日子，我的同窗们纷纷提笔，捧献珍藏于心的往事给大家分享—— 1977年立冬那天，江西山区的生产队会计、代理队长李×辉，考大学报上了名。可那是刚刚熬过家家户户断了口粮的饥荒、正逢秋收冬种的大忙季节，他报上了名，兴头头地回村，却遭到大队副书记劈头盖脸的训斥； 在湖北广济县刚评上模范教师，在县里开会“吃了七天大鱼大肉”的雷×梅，去领高考报名表时，发放表格的王会计，一连三次错给了他中专报名表，还说“我可是为你好”； 广西连绵群山里17岁的回乡知青、文化扫盲班“土教师”、连电话都不会拨的林×，成为全公社数百考生中唯一考上大学者，轰动一时，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专门去看他家祖坟的风水，甚至有人想偷偷在后面不远处修坟； 湖北一个偏僻小镇医院的麻醉师柯×，听说镇上失火，扔下复习资料，冲去救火直至夜深，而第二天，他就要走进高考考场； 最倒霉的大概是好不容易刚刚进入武汉市广播电台的31岁的编辑赵×泳，新婚不久的妻子病重住院，医生都不敢再做手术了，他请假照顾妻子半个多月，领导发话：“再不来上班，就别来了。”雪上加霜的是，高考虽然获得近三百分，但直到大学开学了也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 而像老赵这样岁数的，还有北京的王××、武汉的於××……他们早在12年前就做过“高考梦”，却被突如其来的“文革”风暴卷得无影无踪。 还有我。身为武汉市冶金工业局宣传科干事的我，也面临工作繁忙、无暇请假的困境。于是整整一个月，每天白天下厂调查、劳动、赶写宣讲材料、领导报告，晚上摊开全然陌生的高中数学教材，生吞活剥——中国的天，风云难测，从1973年到1977年就翻了好几个个儿，今天阳光普照，谁知道明天是否风暴再起？赶上了就得拼命抓住，没有什么“来日方长”。 終于，我跨进了武汉大学中文系，汇入了由65个同学组成的集体。 考上大学，对我们每个人命运轨迹的影响之巨，是平生任何其它事件都难以企及的。这是我们每个人事业的起点。如果要求列出自己人生中最具有决定性、最影响命运的大事，别的国家，别的年代，别的人，可能有千差万别的答案。但我相信，我们这一代大学毕业生，占压倒多数的人会写下：“恢复高考，考上大学”。 因为我们是“文革”后的第一届大学生。 我还记得，1966年6月中旬，那时我是武汉市一中的初中学生，是班上的时事委员。那天，是我在班上宣读了《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爆炸性消息：北京女一中高三（4）班学生写信给党中央、毛主席，“强烈要求废除原有的升学制度”；紧接着，北京四中师生致信中央响应女一中发出的倡议。《人民日报》6月18日发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通知：招生暂停，以改革高等学校招考办法，废止现行办法，将来的办法是推荐与选拔相结合，要突出政治，要走群众路线。《人民日报》同时还配发社论，称“旧招考制度是资产阶级政治挂帅、分数挂帅，严重违反党的阶级路线，把大量优秀的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子女排斥于学校大门之外，为资产阶级造就他们的接班人大开方便之门”。 高考一停，就是11年。“文革”中期，在毛泽东关于“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最高指示”下，大学开始恢复了招生，但是进入大学的，都是“推荐与选拔相结合”，中间有多少貓匿、内幕和黑色幽默，难以尽述。 1975年还是1976年？我看过一部影响很大的电影《决裂》，剧情的焦点就是“什么人可以上大学”？我还记得男主角豪气冲天地举起手：“手上长满老茧，这就是上大学的资格！”在电影院的昏暗中，我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手：当了两年农民，五年工人，我手上似乎也有茧，但我有上大学的资格吗？ 这一套现在看起来何等荒谬绝伦，在“文革”中却如此天经地义！ 一代人能够迎来生命的最大转折点，许多人感谢当时刚刚第三次复出，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这是非常有道理的。他拍板中止执行1971年以红头“中共中央文件”名义下发的“全国第一次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决定当年就安排高考。 但是我想说，恢复高考的决策，与我们母校武汉大学，有更为直接的联系。 正是后来担任武汉大学校长的刘道玉，在教育部工作期间，筹办了那场教育座谈会；正是在会上，武汉大学化学系教授查全性大胆提出恢复高考的建议，得到了与会的邓小平的首肯。 后来很多回忆文章曾经写到这段经过、很多媒体采访过刘道玉和查全性。刘道玉《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一书中，回忆说：“1977年4月初，一天，我突然接到教育部的通知，说要借调我去参加筹备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大约一个多月以后，我突然被任命为教育部党组成员、高等教育司司长。” 1977年8月4日至8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科教座谈会，是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的第一次公开重要活动。他要了解“文革”期间受害深重的科教战线如何开展工作。邓小平要求，从中国科学院系统和教育部所属大学，各挑选15名有一定声望的学者参加会议。 此前担任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的刘道玉，经办这次会议的筹备，负责挑选参会学者。高校的15名代表，都由他圈定，其中包括当时57岁的查全性教授。2007年1月27日，中科院一级院士查全性对记者回忆了当时的情况：“当时我资历浅，要先听听前辈谈些什么，可感觉大家都有所顾虑，没有谈实质性问题，我有些坐不住了。”8月6日下午，会议的第三天，查全性写下发言提纲，发了言。 他直指当时大学推荐招生制的四个严重弊病：埋没人才，卡了工农子弟上大学，助长了不正之风，严重影响了中小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查全性语惊四座：“从今年就开始改进招生办法，今年能办的就不要拖到明年去办。”
查全性院士 听完查全性的发言，邓小平点头说道：“高考确实应该恢复，但今年恐怕来不及了。”其他与会代表急了。数学所吴文俊、上海有机化学所汪猷、中国科技大学温元凯等纷纷表示：“宁可今年招生晚两个月，不然又招来20多万，又有许多不合格的，浪费损失就大了。” 邓小平拍板了：“今年就改，看准了的，不能等，重新再召开一次招生会议就是了。” 这一年，教育部破例召开了两次招生工作会议。按邓小平的要求，1977年8月13日至9月25日举行第二次招生会议，否定了“推荐上大学”，将1977年的招生政策确定为：自愿报名，统一考试，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城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和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均可报考。
高考恢复已经34个春秋。今天的孩子们、家长们，对这个制度习以为常。这个制度当然不是十全十美的，在实施过程中遭到来自各方的批评。但是比去比来，仍然是所有挑选人才的方式中，最合理、最公平、最有效率、也最符合中国国情的方式。 作为武汉大学校友，我们不能不感到自豪；作为这个决策的第一批直接受益人，不能不由衷地感谢为恢复高考开了第一炮的查全性院士，以及为他提供开炮机会的刘道玉校长。不得不承认的是，这么影响深远、推动全局的巨大转变，还是“人治”而不是“法治”的结果——没有举行听证会（当然这个座谈会也可以算是准听证会），没有几上几下的磋商，没有征求各个领域的意见和建议，当然，更没有经历过任何法律程序（当时中国还没有几部法律，法律机构也极不健全）。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次恢复高考决策的“人治”色彩，甚至超过了11年前废除高考制度的决策过程。那一次，中国虽然笼罩在毛泽东的权威之下，但废除高考，毕竟还先由北京的中学生向党中央写信倡议，然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开会讨论，才做出正式决定；而恢复高考呢，则只是在教育部的学者座谈会上听了几位学者建议之后，分管副总理邓小平就当场一言九鼎，随后立即实施（当然后来还开了会，那只是讨论将这个决策具体化的措施和标准）。 回顾这段历史，我深深感到幸运。我们能上大学，固然有我们每个人洒下的心血汗水，但是也有许多人比我、比我们，都更优秀，堪称真正的人才，却因为家庭成份、父辈历史问题，或者所谓“海外关系”，以及莫须有的“不要求上进”、“只专不红”、“思想落后”，而被挡到了高考门外，丧失了（有些人甚至永远丧失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1977年，全国570万人报考，录取27.3万人；1978年，610万人报考，录取40.2万人。最近我遇到好几位朋友，他们当年的水平在我之上，有的甚至高考成绩也相当拔尖，但是后来却没有能够跨进大学校门，或者被分配到质量很差的学校。 1982年，我写过一首短叙事诗《一分》，后来被邹荻帆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诗歌卷》选入。诗本身写得很不高明，但揭示的却是一个普遍现象：一分之差，都可能筛选下十几、二十万人，命运的轨迹也就发生了极大的分化…… 我的女儿，我们的儿孙，他们了解父辈吗？他们知晓中国走过的弯路、跌入的深渊，知晓民众当年的呼声吗？他们领悟中国为什么要开放、为什么要改革吗？他们中有些人甚至还憧憬着“文革”……我希望我们校友们的这些回忆，能像一位学者所说的那样：“记录荣与衰，权衡利与弊，评议长与短，分析得与失”，探询那些隐藏在表象下的变革力量，告诉后代，吃一堑，长一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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