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雪儿是公司文件室的资料员，是从波兰来的。不知是因为她的脾气秉性和我过于相似，还是彼此的生活品味价值观有太多的契合点，我们俩非常投缘。我曾跟米雪儿开玩笑，假如轮回之说真存在的话，她的前世十有八九是个中国人。

十月初的一个周六，我和米雪儿相约两位同事在一家意大利餐馆共进午餐。吃罢饭，大伙说说笑笑走出来，我正欲钻进汽车，米雪儿突然叫道：

“差点忘了一件事，”她从手提袋里掏出一只粉红色的信封，“我的朋友玛瑞莎要过九十四的生日了，如果你能用中文在生日卡上写点什么，她会非常高兴的。”

“九十四岁的生日？”见我蛮有兴趣，米雪儿补充道：“玛瑞莎不庆祝生日，我每年只是给她买一张生日卡。九十四岁的人，要强又爱干净，春季和秋季擦两遍窗。”

“我一年能擦一遍窗就不错了。”我朝米雪儿做了个鬼脸。

我接过生日卡，工工整整地用中文写上生日快乐，签上名字，并标注上拼音。强烈的好奇心悄然而生，我问：“能多讲一些玛瑞莎的事情吗？”

“刚巧我过一会儿要去她家，有空一块去吧，离这儿二十分钟的车程。”米雪儿的邀请正中下怀。她打电话征得老人的同意后，我坐进了米雪儿的车子。

从早上起一直阴着的天，这会儿终于翻了脸。在沙沙的细雨声中，米雪儿开始讲玛瑞莎的故事。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玛瑞莎在波兰的一所小学做文秘工作，痴迷文学醉心音乐的玛瑞莎遇上了让自己怦然心动的男孩，坠入爱河的一双恋人很快订婚了。那时候的欧洲人是非常传统保守的，两个已经订了婚的年轻人，别说亲吻，连手都没有碰过。

战争暴发了，逃难中的玛瑞莎天天祈祷与她失散的未婚夫平安无事，然而事实却是那么残酷无情，她的未婚夫被德国人杀害了……也许正是从那时候起，她决定一辈子不嫁，独守终身。

玛瑞莎四十岁那年，为了照顾无儿无女体弱多病的叔叔，移民美国。不久叔叔去世。婶婶不是一个厚道的人，规矩甚多，不许她有自己的朋友交往圈子。婶婶家的后院有大片的蔬菜和果树林，玛瑞莎整天屋里屋外地忙活，一刻也不得闲。离房子百米开外，有一条小溪。夏天时，需要用人工一桶桶地从小溪里提水来浇灌蔬菜和果树。有一次，玛瑞莎一天竟拎回了一百二十多桶水……后来她终于找到一份衣服加工厂的活计，从婶婶家搬了出来。

婶婶病重，卧床不起。玛瑞莎说，不忍心看到婶婶孤孤单单地一个人躺在那栋房子里，她又搬了回去，精心伺候陪伴婶婶到最后一天。

婶婶临终前并没有把财产全部留给玛瑞莎，她把绝大部分钱送给了她的一个朋友。

几十年来，玛瑞莎的生活十分节俭，她几乎不买衣服，极少去餐馆吃饭。如果米雪儿执意请她出去吃饭，她就挑最便宜的菜点。善解人意的米雪儿每次去看望她，一定自备些食物与老人一块享用。

夏天的雨来得急，去得也快，当车子驶进通往玛瑞莎家的小路时，雨停了。

清风吹散了云雾，太阳欣然露出了笑脸。蜿蜒曲折的泥土小路在青翠茂密的林间伸延，小路的尽头是玛瑞莎的那座白色小屋。

由于沿途其它的邻舍几乎没有种植花朵，所以猛然间见到玛瑞莎那草木葱郁鲜花簇锦的园圃，委实让我的情绪大振。深深地吸一口清润沁人的空气，我像孩子似的一下子从车子里跳出来。

晶莹细密的小水珠在阳光下泛着光亮，把整座院落打点得愈发娇艳动人。若不是亲眼所见，你不会相信，这座小院是由一位九十四岁的老人独自料理的。

玛瑞莎在院子里和她的一位朋友聊天，见了我们便迎上来打趣道：“你们把太阳给带来了。”显然，我这位不速之客的来访使老人很开心。

她穿着浅黄色的短袖上衣，满头银发，谦和沉静，讲话柔顺轻细，一点也找不到我想象中应该有的强势。

庆幸自己随身带着相机，征得老人的同意后，我拍了几张照片。

屋子的周围有许多绣球花、杜鹃花和栀子花，可惜绣球花和杜鹃花已经凋落，栀子花的花蕾还没有展开。

在后院我注意到一台电泵水井，老人说她用井里的水浇花，这样既节约水又能确保每一簇花都得到足够的水分。她仍然习惯于用桶来提水浇花，洗菜刷碗的水也被她积攒下来。花肥是玛瑞莎用果皮、菜根和草叶沤成的，橘子和香蕉皮里的维生素是花儿宝贵的养料……看到老人一直在院子里转悠，我问，我的到来是否打搅了她的休息？玛瑞莎笑了，她说太忙，没有时间午睡，只要天气不太糟，她就在院子里忙活。

鲜花丛中，玛瑞莎的银发随风微微飘动。在她叨叨絮絮的细语里，我真切地感受到这位亲近大自然的老人，对她脚下每一寸土地的热爱，倾听到她与身边每一瓣花朵的交谈。

米雪儿在屋里煮好了咖啡，招呼大家进屋去喝午后茶点。甜点是米雪儿从家里带来的蓝莓酸奶小蛋糕，酸奶混合自制的新鲜苹果酱、香蕉泥，这种特殊的配料方法，使烘烤出来的小蛋糕风味独特，口感极佳。

玛瑞莎的朋友在银行工作，健谈风趣，幽默笑话一个接着一个。玛瑞莎静静地坐在一旁，笑微微地听着。离开了她的花，她似乎变得寡言起来。

老人的屋子陈设简单，收拾得十分整洁。卧室的窗帘、床罩、椅垫都是白色的，就连浴室马桶盖上的罩子也是白色手工钩织而成的，显然白色是她的最爱。

白纱窗帘被风掀起了一角，书桌上那盆毛茸茸翠绿绿的文竹借机朝外面探头探脑。文竹的旁边有一帧黑白照片，年轻的女人，鼻梁秀挺，短短的大波浪卷发梳理得一丝不乱，一双大眼睛在深深的眼窝中灵动流盼。玛瑞莎说，这是她三十八岁时，离开波兰之前照的。我说，有点像瑞典影星英格丽褒曼。老人不好意思地笑了，神情中竟带着几分少女才会有的羞涩和局促，她把照片的正面悄悄地翻了过去。

玛瑞莎指着五斗柜上的一座黄色陶瓷老者头像说，这是孔子。她知道中国有两个伟人，一个是孔子，另一个是毛泽东。她对中国历史的了解让我很惊讶，能够听听她对毛泽东的评价，一定很有意思。这时，米雪儿走过来说，看样子一会儿又要下雨了，我们还是早些走吧。

是该告辞了，我们是“顺路来访”的，呆得太久的确不合适。

淡淡的惆怅在心中漫延开来，似乎还有许多话要说。

玛瑞莎给了我一个拥抱，她的拥抱让我觉得温暖踏实。老人拉起我的手，送我出门。有那么一瞬间的恍惚，竟觉得仿佛是一位脚步轻盈的小女孩在引领着我前行，那一刻的感觉，奇妙而又不可思议。

老人站在台阶上，目送我们远去。

路边的一条小溪伴着我们前行，米雪儿说，这就是玛瑞莎当年汲水的地方。大雨过后，暴涨的溪面只有十几米宽，溪水不深，清澈见底。水流得宁静随意，表面上看去甚至过于温顺纤弱，但经过曲曲弯弯，千折百转，它总能到达自己要去的地方，谁也无法阻挡那淡定从容、坚韧洒脱的脚步……

回首遥望那绿茵掩映下的白色小屋，我轻轻地说，我还会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