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早想谈谈王朔与中国源远流长的流氓文化的关系，但一直未动笔。这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我一直期待有更高明的人士来做这题目，但我迄今未从“职业文学批评家”名下读到明确地把王朔与中国流氓文化联系起来的文字。在犹豫了一番后，终于鼓起了抛砖引玉的勇气，写了这篇阅读札记的文字。如果我的粗浅的谈论能引出他人对此问题的精细分析，那真是“幸何如之”了。
通常人们都只是在“改革开放”后的社会文化语境中把握王朔，这其实是远远不够的。看不到王朔与中国源远流长流氓文化的血缘关系，看不到中国历史上流氓文化与主流文化互为表里、互相渗透、互相支撑的合谋关系，看不到政治的流氓化与流氓的政治化是滋生流氓文化的温床，看不到某些特定时期流氓文化的“繁荣”是受到了自上而下的推动和自上而下的鼓荡，就不可能真正理解王朔。
退一步来说 ，也应该在最近50来年的社会文化活境语境中对王朔进行考察。王朔与最近50来年的主流文化到底是何种关系？换言之，王朔和他笔下的人物（所谓“大院子弟”）与他们的父辈之间的关系到底应该如何把握？他们的父辈所代表的文化到底具有怎样的实质？而他们到底是父辈的叛逆还是贤肖之子？……过去人们常说，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对于理解王朔，这句话特别重要。
再退一步说，要在最近一二十年的文化语境中把握王朔，也应该看到这一段时期，尤其是近十来年中国社会实际占主导地位的是一种什么文化，而到底谁是王朔的朋友谁又是王朔的敌人。人们常说王朔消解了这消解了那，而那表面看来是王朔消解对象的东西，真的与王朔构成对立的关系吗？水与水可相通，水与火不相容。如果说王朔是一沟臭水，那在今日中国，究竟是什么东西与他本相通，什么东西与他不相容？如果说王朔是反主流义化的，那在今日中国，实际主宰着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是什么？
一
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常使得人们对王朔说一些似是而非、不着边际的话。例如，很多人都强调王朔有“平民意识”，王朔是为底层民众代言。对于这种说法我一直拒绝认同，当我在王朔自述《我看王朔》中读到上朔的这样一段夫子自道时，我对那种往王朔身上贴“平民” 标签的做法就更嗤之以鼻了：“‘痞子’这个命名其实相当激怒了他，因为他一直是用经济地位划分阶层的，无论是出身还是现实收入水平他都自认为是属于中等阶级的，甚至还不大瞧得起大学中那些贫寒的教师，非常势利地视他们为‘穷人’。痞子这个词把他归入社会下层，这几乎是一个侮辱，如同一个将军被人家当成了衣着花哨的饭店把门的。可怜的王朔，十年以后才反映过来这是一个文化称谓，这之前净跟人家辩论我挣多少钱我们家是部队的，我小时候，管你们才叫痞子呢。”（王朔：《无知者无畏》，第57页，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这番话真是意味深长。作为“大院”里的军官子弟的优越感溢于言表，对真正的“平民”和“穷人”的鄙视也不经意间暴露无遗。王朔的小说所描写的，大多是自己样的“大院子弟”，都可以拍着胸脯说“我们家是部队的”。把这一类人称作“平民”，把他身上表现出的意识、文化，称作“平民意识”、“平民文化”，对他们来说，自然“是一个侮辱”，对那种连部队大院的门都进不去的真正的平民和穷人，何尝不也是一种侮辱？
有人也意识到把王朔和他笔下的人物与通常所说的平民混为一谈有些不妥，于是便称他们为“贵族流氓”、“贵族痞子”。然而 他们作为“贵族”的根基却也实在是太浅。王朔的小说《玩的就是心跳》里有一个“大院子弟”对着另几个“大院子弟”说过这样一句话：“装他妈个什么 精神贵族！中国有什么贵族？一水的是3O年前放牛娃出身，国库封了全他妈得要饭去。”他们推翻了中国旧有的“贵族”而成为新贵。无奈好景不长，一场“文化大革命”使他们的“贵族”地位得而复失，其子弟也成了“狗崽子”。好不容易熬到了“文革”结束，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快到了“离休”的年龄。“离休”便意味着权力的丧失，便意味着从作为权力中心的“大院”迁往清寂的干休所。“文革”期间，“大院子弟”们作为“狗崽子”而“沦落江湖”，“文革”后呢，虽有一个“离休干部”的父亲或一双“离休干部”的父母，他除了住房比一般家庭宽敞些外，其他方面也实在找不回“小时候管你们才叫痞子”的感觉。又恰逢改革开放，一些被“大院子弟”在“小时候”视作“痞子”的人富了起来，而这些“大院子弟”们倒面临着沦为真正的“平民”和“穷人”的危险。从小残存在心里的优越感又使他们难以像一个真正的平民和穷人那样去感爱生活和挣扎奋斗，同时，从小的优越感和生长环境也使他们没有具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参与社会正当竞争的能力。失落、不平、愤懑使得他们开始反叛，开始“造反”了——他们重新踏上父辈们当年的“革命之路”，或者说，他们以这样一种方式继承了父辈的“革命精神”。这类人，不是真正的贵族，也不是真正的平民，他们是二者之外的另一类人。而王朔，正是这一类人的文化代言人。
人们在提到王朔时，常强调他所生长的“大院”，并把王朔视作“大院文化”的叛逆。对这种说法，我在怀疑之余，常莫名其妙地想到赵树理对于土改后的农村说过的一段话：“据我的经验，土改中最不易防范的是流氓钻空子。因为流氓是穷人。其身份容易和农民相混。在土改初期，忠厚的贫农，早在封建压力之下折了锐气，不经过相当时期鼓励不敢出头；中农鼓励多端，往往要抱一个时期的观望态度，只有流氓毫无顾忌，只要眼前有点小利，向着哪方面都可以。”（赵树理：《关于<邪不压正>》）赵树理在数篇小说中，都描绘了那种本是流氓而“这回轮到我来捞一把”的农村干部形象，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他们当政后的流氓行径，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他们当政后政治的流氓化和流氓的政治化。把王朔的“大院”与赵树理的农村联系起来，或许并非胡乱比附吧。王朔的“大院”，某种意义上，不就是都市里的村庄么？那些“腰板笔直”，一脸严肃的机关干部，不是“一水的”都是当年的“放牛娃翻的身”么？如果为周扬所称道的赵树理的“发现”符合农村的实际，那这种“发现”就更适合王朔的“大院”。
对王朔所生长的“大院”，我应该说还算熟悉。所以我一直觉得，在最本质的意义上，王朔是“大院文化”的继承者而不是什么叛逆。“大院”里的一些基本的心理模式、思维定势、价值观念都或隐或显地为王朔所秉承。例如，王朔曾这样表明过自己的处世原则：“根据切身利益选择判断就是正确的，这种判断总是真实的，能说服别人的。没有超过这个的大是大非问题。”（参见《我是王朔》一书，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2年版）这种把切身利益作为最高标准，亲近谁疏远谁，攀附谁排挤谁，都依切身利益而定的做人之道，正是典型的官场准则的体现。而“大院”，不又正是典型的官场么？王朔的基本处世之道，是深得“大院文化”的精髓的。在王朔所生长的那种“大院”，我前后生活过十多年，我在王朔身上处处看到“大院文化”的烙印。王朔好骂人，但他什么时候骂过一句对他的切身利益可能带来损害的人？“大院”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人的价值完全取决于官位的高低和权力的大小。作为机关干部的本人，当然价值依所处位置而定。他人看待科长的目光不同于看待处长的同光，体制给予处长的待遇也不同于给予科长的待遇。甚至走路的姿势，说话的腔调，不同级别的人也都有不同。你是参谋干事，你就应该走路说话都像一个参谋干事，倘若让人觉得像一个领导，那就是忘形，弄不好就永远没有当领导的希望。你是一个小科长，你就得像一个科长那样走路说话，倘若让人觉得你像一个处长、部长，那也大大的不妙……机关干部本人的职位，也直接决定着“家属”（老婆孩子）在“大院”里的地位。处长老婆见了部长太太，也有处长见了部长一样的神情。即便是三五个“大院”妇女在一起谈天说地，从各人的语调、表情和身体的松弛度，也能判定出各人夫君官品的高低。孩子当然也如此。即使大大在一起厮混，也有着一种等级关系，爸爸是部长的孩子与爸爸是参谋干事的孩子，地位有明显的悬殊。“我并没有把他看成对等的朋友，不管他多么无愧。原因很简单也很令人惭愧……他的父亲是一个司机”；“在我们那个连住房都按中阶高低划分得一清二楚的部队大院内，一个司机及其家庭的社会地位时想而知。”（见王朔小说《许爷》）这里说得明白，同为“大院子弟”，倘若父亲只是一个司机，那是注定要被同伴看不起的。（不过，一个司机的“大院地位”虽低，但出了“大院”，却仍可傲视社会上的平民百姓。）即使本人再优秀，在同伴中也仍然受歧视，在处长部长的孩子面前也不能不矮三分。 正因为官职如此重要，它也就成了“大院”中人的最切身的利益，每个人也都是根据这种利益来选择判断。王朔和他笔下的那些人物，从小的理想原本也是在部队一级一级地混上来来，尽可能地爬上高位。在参军是一种最佳出路时，“大院子弟”享有优先参军的特权，他们穿上了军服：“当年，我们是作为最优秀的青年送入部队的。”（见王朔小说《空中小姐》） “我？要是不退伍也就混个海军司令吧，将来你们在座诸位的儿子要当兵可以来找我。”（见王朔小说《我是狼》）然而，时势的变化使他们在部队的等级阶梯上一级一级地爬上去的理想破灭。他们中的一些人，就表现出王朔小说所描写的那种精神状态。至于王朔，成为人上人，过上令平民百姓羡慕的日子——这样一种理想并未放弃，而写小说则成了他不得不重新选择的方式。王朔说：“我写小说就是要拿它当敲门砖，要通过它过体面的生活，目的与名利是不可分的……我个人追求体面的社会地位。”类似的话王朔多次说过。“混个师长旅长干干”的理想破灭便转而写小说，而又把自己这个阶层理想破灭后的失落、苦闷和“造反”作为小说题材——即便从这里，也能看出王朔在立身处世上何等具有“经济学眼光”。造就了小说家王朔的，是他内心深处的一种自小便滋生的恐惧，这就是惟恐自己成为一个凡夫俗子，成为一个平民百姓，成为一个司机一类的人。王朔和他笔下的那群人，都有着这种恐惧，这是“大院”的生活给予他们的。王朔虽然没有混成个“师长旅长”，但写小说却也名利双收，终于不普通了，而其他人呢，惟恐成为普通人却又没法向上地超越普通人，那就干脆“造反”，向下地成为不普通的人，宁肯当流氓痞子也不甘于像一个司机一样地过完一生。从小在“大院”培植的价值观念不仅仅使王朔成为一个小说家，而且也制约着作为小说家的王朔的文化态度。能说王朔是“大院文化”的叛逆呢？王朔所生长的“大院”与真正平民的大杂院有着云泥之别，沦为平民也曾是王朔内心深处最大的恐惧，谁又说王朔是平民的代言人呢？
二
王朔对“大院文化”的继承，或隐或显，或间接或直接，表现方式不止一种。但对“大院文化”的最明显最直接的继承，是对知识分子的鄙视、嫉恨和憎恶。鄙视、嫉恨和憎恶，三者是有着区别的，它们交织地存在于王朔心中，任何一种都不能单独地说明王朔对知识分子的心态。而这样一种对待知识分子的既单纯又复杂的心态，在王朔们的父辈那里本就表现得非常明显。在以权力的大小来判定人的价值的“大院”里，如果说一个司机会受轻蔑，会被看得不值几文钱，那一个手无寸权而徒有文化的知识分子，在人们心目中会连司机也远远不如。司机手中毕竟还握着一个方向盘，要搞“车轮腐败”还得有司机的合作才能玩得转，所以也毕竟与“切身利益”有点关系，而一个知识分子，对于人们的“切身利益”能有什么相干呢？“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类似的话语，在王朔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可以作为大幅标语挂在“大院”里的。此种话语表达的观念，也十分投合“大院”中人物的心理，说出的是他们的心声，当然为他们发自内心地信奉。而当王朔成为红极一时的小说家后，他几乎原封不动地表达着“大院”对知识分子的鄙视、嫉恨和憎恶：“我的作品主题用英达的一句话来概括比较准确。英达说：王朔要表现的就是‘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因为我没念过什么大书，走上革命的漫漫道路受够了知识分子的气，这口气难以下咽。像我这种粗人，头上始终压着一座知识分子的大山。他们那无孔不入的优越感，他们控制着全部社会价值系统，以他们的价值观为标准，使我们这些粗人挣扎起来非常困难。只有把他们打掉了，才有我们的翻身之日。而且打别人咱也不敢，雷公打豆腐捡软的捏。我选择的攻击目标，必须是一触即溃，攻必克，战必胜。”（见《王朔自白》，载《文艺争鸣》1993年第1期）类似的话，王朔多次说过，人们都很熟悉。类似的话，王朔的父辈们在“走上革命的漫漫道路”之后一遍又一遍地说过，现在又由王朔接着说——没有什么比这一点更能明确地证实，王朔们的血管里，确乎流着父辈们的血。如果说王朔对知识分子鄙视、嫉妒和憎恨也是一种“反文化”的表现，那这种“反文化” 是那个时代的主流文化。那个时代对知识分子的仇视，尽管用不着援引资料加以证明，但我还是想把作家张扬最近发表的《我看“院士”》（见《今晚报》2000年5月8日副刊）中的一番话抄在这里：
我虽然“长在红旗下”，长期受极“左”熏陶，常年被教导说知识分子是动摇的，妥协的，两面的，软弱的，投降的，灰色的，小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的，酸的，臭的和什么什么的，但不知何以我就是改造不过去。在一切人等中，我最敬重的就是知识分子，尤其是科学家。
那时凡事首先要讲“立场观点”。我从上述“立场观点”出发考察当时的知识分子政策和对待科学家的态度，很快发现除整体上的蔑视、欺侮、压制外，在微枝末节上也考虑得面面俱到。譬如不惜多费些事，多用些字，特意将科学家称作“科学工作者”，将工程师称作“技术人员”——这么一点小动作，却成功地和不着痕迹地贬低了他们。又如“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是中国科学家的最高学术职称和最高荣誉称号，又是个十足古怪的头衔。其实任何外语中都找不到与“学部委员”对应的词汇，翻译过去只能叫“院士”，那为什么不干脆中文就叫作“中国科学院 院士”呢？这是处心积虑贬低优秀科学家的招数。汉字有象形性，“院士”一词本身就体现出一股威严和气派。而“学部委员”呢，关键词是“委员”，就是工会委员、支部委员、中队委员、居委会委员等等的那个“委员”，也就是毛泽东早年讲的“尿尿也能碰到委员”的那种“委员”——只是比起那些“委员”来，“学部委员”除古怪外，还充分地生疏、拗口。这就有力地阻断了群众对他们的了解，更别说尊敬他们了。
“长在红旗下”的张扬，没有被那个时代“教导”和“改造”得鄙视、嫉恨和憎恶知识分子。而不但“长在红旗下”，且是长在红旗下的部队大院里的王朔，却让那个时代对知识分子的“蔑视、欺侮和压制”渗透进了自己的血液，把那个时代对知识分子的鄙视、嫉恨和憎恶内化为自身的需要。
王朔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能让人很自然地联想到其父辈们，但同样的话从其父辈们口中说出与从王朔们口中说出，给人的感觉还是不同。如果说，王朔的父辈们认为“受够了知识分子的气”，认为“头上始终压着一座知识分子的大山”，认为知识分子“控制着全部社会价值系统，以他们的价值观为标准”，认为知识分子有着一种 “优越感”，还多少有点道理，那同样的话从王朔的嘴里说出来，则让人感到强烈的滑稽。换言 之，如果说王朔的父辈们对知识分子的仇视还多少有点现实的根据，那王朔们对知识分子的仇视，则实在有些莫名其妙。
王朔出生于1958年。而在他出生前的1957年，可以说知识分子就全军覆没了。早在王朔出生之前，知识分子就被王朔的父辈们“打翻在地”了。在王朔出生后，说还有人“受够了知识分子的气”以致于 “难以下咽”，说知识分子还能成为压在王朔这样的“大院子弟”头上的“大山”，说知识分子在王朔这样的“大院子弟”面前还能有一种“优越感”，说知识分子还“控制着全部社会价值系统”，还能“以他们的价值观为标准”并使王朔这样的人“挣扎起来十分困难”，说王朔这样的人只有把知识分子“打掉了”才有“翻身之日”，这不是痴人说梦吗？王朔在声讨了一番知识分子后，又说知识分子不过是一“捏”即碎的“豆腐”，这本身便是自相矛盾的，至迟在王朔出生之后，知识分子已成为了一块豆腐、一摊烂泥、一只蚂蚁，他们挡不住任何人的路，更挡不住王朔这样的“大院子弟”的路。在王朔出生之后，知识分子根本没有资格与王朔这样的“大院子弟”结仇。王朔们自己与知识分子本无仇。对知识分子的鄙视、嫉妒和憎恶，只不过作为一种精神遗产，被王朔们从父辈那里继承下来。也可以说，王朔们与知识分子之间，有的是“世仇”。
在思考王朔与中国流氓文化的关系时，还不能无视“文革”对王朔的影响。“文革”暴发时王朔开始记事，“文革”结束时王朔开始成人，他的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都是在“文革”期间度过的，心理学的常识告诉我们，人们这一时期的生活经历、人生感受，会对其一生产生重大的影响。而“文革”时期，可以说是中国流氓文化大泛滥的时期。王朔的精神成型期完全浸泡在这样一种流氓文化里。流氓文化对他的影响是复杂而又深刻的。“文革”对于王朔确乎是一座宝库，一座正面意义上的宝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