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曾经两回让小偷得手。一回在福州的公共汽车里，一回在广州的公共汽车外。以这种手法作案的小偷我们常说扒手。

　　福州那回，情有可原。那时我还是个学生，才从龙岩坐夜车到福州。而且龙岩之前我一个人与福建的山水、佛塔、清真寺以及土楼们对望了大半个月，筋疲力尽。天又热。下了火车，我就跌跌撞撞地挤上公共汽车，想着在毒太阳出来之前赶到旅馆。

　　当时就觉得些不对头。可那只是个小男孩，只轻轻碰了我一下。谅他偷不到什么。如此麻痹还有个原因是，我早已英明地将‘大’钱藏到小茶叶盒子里(这是在泉州的旅馆里被‘逼’出来的)。钱包不过虚晃一枪。

　　到了旅馆发现钱包果然被偷走。除了几块零钱还有一张从龙岩到福州的火车票，那可是报销的依据。脑筋急转弯，第二天早早跑到福州火车站出站口等着龙岩下车的乘客，从其中一位手里“讨”了张用过的火车票。如今北京各大商场门口常有人‘讨’要发票。如果把这算作一个职业，本人可算该职业的元老啦。

　　广州那回，不可饶恕，而且后果“惨”重。身上带的所有的钱、在广州开会和参观期间所有的笔记、速写以及所有的票据。。。反正是一锅端。糟糕的是那些钱大部分不是自己的，而是同事托我在广州买马海毛的钱。100多元人民币在今天不算什么，当时对我是个大数。加上票据什么的一共200多，相当于我四个月工资。不用说，你也知道我有多沮丧。马海毛是一毛都不毛了。

　　让人懊恼的是事发之际我竟然毫无察觉!身上的背包被人划了足一尺长的大口子到上了车才发现?车上人都说小偷一定在下面没上车。等我们下车，车站空无一人。

　　陪我的好朋友方方跟着一起自责。都怪咱俩聊天太投入!还有，她一个‘老’广州咋就忘了向我这个外地人灌输些谨防小偷的小常识呢。据她说在包上划一大口子是当时广州的扒手们的惯用手法。所以我们出门时包一定要抱在胸门口而不是背更不是挎。

　　那天的原计划是白天逛街，晚上带方方‘见见’我当时的男朋友(如今的老领)的老同学。这种‘见见’自有深意。被扒手这么一折腾，方方坚决不肯赴约了。。。到今天我还在想，扒手偷走的除了钱财，说不准还有一段姻缘呢。特别最近见到老领那个老同学的闺女。要不是扒手，面前的女孩很可能就是方方的女儿，那该多好啊。

　　因为偷走的票据，我立即回到开会的华南理工大学，能补回多少发票就补多少吧。没想到会议的主办方对我深表同情。不仅补开了所有的票据且在数目上有所拔高。有位老师甚至安慰我说，这次参加会议的人当中被偷的不止你一个。足见广州扒手们的高明。

　　回到系里，系主任不仅同情还表示歉意。这个会本来该他参加。我不过临时授命替他赴约。报销时系主任在那些拔高的数目字上又有所拔高。记得最后我的实际损失少于100元。也记得那一个多月心里一直充满感激。

　　让我特别感激的还有一位开会时相熟的母校母系的老教授。这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几天后竟汇给我100元人民币并留言安慰。虽然我立即将钱如数退回，却一直没机会当面感谢，总觉欠情。老教授几年前去世，我也永远没机会了。另外的一些事也永远无法当面致歉或解释。这些事跟小偷无关，可每想到这些事就想到在广州被偷。划包的一刀不过几秒，欠情的内疚一辈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