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夫的故事

--摘自阿拉伯神话故事集《天方夜谭（一千零一夜）》
 
　　从前有一个渔夫，家里很穷。他每天早上到海边去捕鱼，但是他自己立下一条规矩，每天至多撒四次网。

　　有一天早上，撒了三次网，什么都没捞，他很不高兴。第四次把网拉拢来的时候，他觉得太重了，简直拉不动。他就脱了衣服跳下水去，把网拖上岸来。打开网一看，发现网里有一个胆形的黄铜瓶，瓶口用锡封，锡上盖苏里曼的印。

　　渔夫一见，笑逐颜开，说道：「我把这瓶子带到市上去，可以卖它十块金币。」他抱铜瓶摇了一摇，觉得很重，里面似乎塞满了东西。他自言自语地说：「这个瓶里到底装的什么东西？我要打开来看个清楚，再拿去卖。」他就从腰带上拔出小刀，撬去瓶口上的锡封，然後摇摇瓶子，想把里面的东西倒出来，但是什么东西也没有。他觉得非常奇怪。

　　隔一会儿，瓶里冒出一股青烟，飘飘荡荡地升到空中，继而弥漫在大地上，逐渐凝成一团，最後变成个巨大的魔鬼，披头散发，高高地耸立在渔夫面前。魔鬼头像堡垒，手像铁叉，腿像桅杆，嘴像山洞，牙齿像白石块，鼻孔像喇叭，眼睛像灯笼，样子非常凶恶。

　　渔夫一看见这可怕的魔鬼，呆呆的不知如何应付。一会儿，他听见魔鬼叫道：「苏里曼啊，别杀我，以後我不敢再违背您的命令了！」

　　「魔鬼！」渔夫说道，「苏里曼已经死了一千八百年了。你是怎么钻到这个瓶子里的呢？」

　　魔鬼定神一看，眼前不是苏里曼，而是一个渔夫，便说道：「渔夫啊，准备死吧！你选择怎样死吧，我立刻就要把你杀掉！」

　　「我犯了什么罪？」渔夫问道，「我把你从海里捞上来，又把你从铜瓶里放出来，救了你的命，你为什么要杀我？」

　　魔鬼答道：「你听一听我的故事就明白了。」

　　「说吧，」渔夫说，「简单些。」

　　「你要知道，」魔鬼说，「我是个无恶不作的凶神，曾经跟苏里曼作对，他派人把我捉去，装在这个铜瓶里，用锡封严了，又盖上印，投到海里。我在海里呆着，在第一个世纪里，我常常想：“谁要是在这个世纪里解救我，我一定报答他，使他终身享受荣华富贵。”一百年过去了，可是没有人来解救我。第二个世纪开始的时候，我说：“谁要是在这个世纪里解救我，我一定报答他，把全世界的宝库都指点给他。”可是没有人来解救我。第三个世纪开始的时候，我说：“谁要是在这个世纪里解救我，我一定报答他，满足他的三种愿望。”可是整整过了四百年，始终没有人来解救我。于是我非常生气，我说：“从今以後，谁要是来解救我，我一定要杀死他，不过准许他选择怎样死。”渔夫，现在你解救了我，所以我叫你选择你的死法。」

　　渔夫叫道：「好倒霉啊，碰上我来解救你！是我救了你的命啊！」

　　「正因为你救了我，我才要杀你啊！」

　　「好心对待你，你却要杀我！老话确实讲得不错，这真是“恩将仇报”了！」

　　「别再罗唆了，」魔鬼说道，「反正你是非死不可的。」

　　这时候渔夫想道：「他是个魔鬼，我是个堂堂的人。我的智慧一定能压制他的妖气。」于是他对魔鬼说：「你决心要杀我吗？」

　　「不错。」

　　「凭安拉的名字起誓，我要问你一件事，你必须说实话。」

　　「可以，」魔鬼说，「问吧，要简短些。」

　　「你不是住在这个铜瓶里吗？可是照道理说，这个铜瓶既容不下你一只手，更容不下你一条腿，怎么容得下你这样庞大的整个身体呀？」

　　「你不相信我住在这个铜瓶里吗？」

　　「我没有亲眼看见，绝对不能相信。」

　　这时候，魔鬼摇身一变，变成一团青烟，逐渐缩成一缕，慢慢的钻进铜瓶。渔夫见青烟全进了铜瓶，就立刻拾起盖印的锡封，把瓶口封上，然後学魔鬼的口吻大声说：「告诉我吧，魔鬼，你希望怎样死？现在我决心把你投到海里去。」

【这个故事是我上中学时的一篇语文课文，其中“头像堡垒，手像铁叉，腿像桅杆，嘴像山洞，牙齿像白石块，鼻孔像喇叭，眼睛像灯笼”是我背得滚瓜烂熟的句子。文革一开始我就体会到魔鬼在胆瓶里的心理变化不但在现实中存在，而且非常普遍。对那些自认遭受压迫的人来说，谁救了他，他就先要杀谁；比魔鬼更甚的是，还不许对方选择死法。

因为这是一种普遍的心理现象，故所谓“广大人民群众”的集体思维遵循的就是这个逻辑。比如颁布了释放农奴诏书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列宁的哥哥他们一伙民粹党刺杀。徐锡麟杀锐意改革的安徽巡抚恩铭。红色高棉杀同情人民革命的王子纳拉迪波。最近反对卡扎菲的儿子也被反对派杀俘。

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动文革的最大失误是打开了胆瓶的塞子，放出了“人民”这个恶魔。以干部子弟为主的西纠懂政策，试图压住瓶塞，不使打开，但以失败告终，才有厦门武斗活埋对立派，炊事员和电工杀两弹元勋的所长姚桐斌，还有武汉造反派李乾当着母亲的面杀儿子的事发生。

文革66年夏秋之交的大串联愈演愈烈，到了深秋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劝说红卫兵冬季暂停串联返校，等明年开春再重开大串联。可真到了第二年春天就没人再提此事了。我当时就想到了渔夫把魔鬼骗回胆瓶的伎俩。

邓小平为了挤兑华国锋以谋篡，不惜平反四五天安门广场纵火案，再次打开了鼓励群众运动的瓶塞（见本刊2011年第47期《与王军涛谈四五运动》），被释放出来的人性恶，到了1989年就调转矛头直指邓小平。

某些个别人是可信的，但“人民”不可信任。“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没有理性的人民直如洪水猛兽。而人民，尤其中国人民，是从来不讲理性的。　-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