欺骗 （下）

声明：我是个在“北大荒”待了九年多的老“知青”，自认为对“上山下乡”这场运动该有自己的一些看法。听说现在有个“知青”作家写了个“知青”的电视剧，说什么“青春无悔”。我不想去看，认为用这种“豪言壮语”作主题可笑和荒谬。让我根据自己“上山下乡”的岁月中身边的人和事写个小说，看看主人公“我”都干了些什么。即便是当过“知青”的主儿也用不着“对号入座”，这里只对人不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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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到了１９７２年后我却改变了上述看法（现在想想有着悲哀），因为从那时起正式有了“工农兵学员上大学”。多么诱人呀！只要你成为“工农兵学员”上了大学，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改变自己的地位，从此离开农场。可咱能行吗？这是当时自我审视的第一个疑问。“工农兵学员”那得是“政治上过硬”的。“出身”好，政治表现好，还得再加上工作努力。

　　１９７２年江峰农场的“知青”中“选拔”了第一批“工农兵学员”上了大学。看着他们“光荣”地离开农场真羡慕呀！我长时间地盘算，一夜夜地久久不能成眠。“政治表现好”和“工作积极努力”这两点我可以从第二天就开始“脱胎换骨”地做到。但“出身”不好无法改变。不过江峰农场北京“知青”一半都是“出身 ”有问题，而另一半是从来不相信“上面”的人，也可以说是“死猪不怕开水烫”――或多或少地我行我素（现在看来他们当时太对了）。他们不会成为我的竞争对手。这样一分析，我可以用“政治表现特别好”和“工作特别积极努力”来弥补自己“出身”上的不足，同时，正是因为一半北京“知青”都“出身”不好，我可以被“ 矬子里面拔大个儿”――特殊环境下增加了成为“工农兵学员”的机会。

　　这念头只能隐藏在内心深处的，因为是“阴暗”的，“动机不纯”的。其实当时并非我一个人这么想，北京“知青”中不少“出身”不好的人们都不约而同、理所当然地心动了，“积极要求进步”起来。大家彼此心照不宣。呜呼哀哉。当时如果自己是有点自知之明，稍微理智些，就该放弃这种荒唐的想入非非。可是能冠冕堂皇地离开农场，成为“工农兵学员”可以使自己的生活重新有希望的意识牢牢地控制了我。当然，咱也知道成功的可能性并非自己所能估计的，我是“开弓没有回头箭”。哎，那是年轻，对俗话说的“人算不如天算”，半开玩笑讲的“计划不如变化”不原意承认，总觉得凡是想好的事都可以一试。可就是没想到，任何一件你干的事情都会有代价，或者叫报应也行。如果我要再活一次，肯定不当这“热血青年”。

　　当时在农场我算相对干活好的，平日也比较听当地干部的话。所以我在大车班干活，负责喂牛。这是个北京“知青”公认的好活儿。不用下地干活，喂牛虽比较脏，可轻省呀。自从打定决心“积极要求进步”后，我主动到分场干部那儿要求下大田干活。这活儿是农场工作中最苦的，可最能体现自己“积极要求进步”。在我随同大伙儿开始下大田干活时，我感到了周围有冷冷的目光，这种有“穿透力”的目光让我都能从生理上和心理上都感到刺痛。可我装得毫无感觉，或毫不在乎。

　　我投入了，甚至感到一种内心的充实，因为不管怎么说，自己在为希望而奋斗。我开始近似于疯狂地干各种农活，和其他和我同样想法的，“出身”不好的“知青 ”暗自比赛、较劲，看谁表现更好。夏锄时节，每天早上三点半就起床出工下地了，晚上快九点才收工宿舍，一干就是四十来天。想想吧，每天地里十几个小时地在大太阳下干活非常疲劳了，回来却累得睡不好觉。可我坚持每天都出工，而且还精神抖擞。那年也邪性了，夏锄时居然大旱，几十天都没下场透雨。很多“知青”后来铲地铲得受不了，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了。我心里可以说是暗自高兴：这下我有了表现的机会。他们每天都龇牙咧嘴，痛骂干部，我则默默地苦干，苦干，还是苦干。当然，另外几个我知道“出身”不好的北京“知青”也同我一样的拼命苦干，相互摽着劲。

　　如今我会把这种苦干看成“表演”。刚来农场时我闯入革委会汇报“知青”们都不好好干活也是“表演”，不过那个“表演”感觉很失败。除“演技”差外，方式也让我觉得太假。另外，这点很重要，就是“小汇报”这种“表演”很危险，会让我在“知青”的名声很臭。但后来这种“表演”则似乎没伤害到什么人，而且自己也的确努力地付出了。其实两者异曲同工。

　　那年头儿当地的干部们一定很高兴，“知青”中很多人忽然都好管了，怎么捏怎么是了，都“积极要求进步”了。当然，他们都很清楚，“知青”中为什么很多人会转变，什么是动力。但他们也是心照不宣。这“选拔工农兵学员”理所当然地成了当地干部们体现手中权力的法宝，只要轻轻一挥，就让盼着心想事成的人们跟着团团转。

　　１９７２年刚有“工农兵学员”上大学时，上海、北京和东北的“知青”都有人“中彩”。其中有上大学者明显地和分场干部近乎。不过北京“知青”中上大学的人好像是“天上掉馅饼”。他们平日的“政治表现”和“工作态度”真的很一般。也可以说他们没想去努力表现自己，结果这事就让他们摊上了。当时我只能知道，他们在“出身”上比我强。再有就是平日比较老实听话。或许就是这个原因才让他们近水楼台先得月？我之所以后来也决心要争取上大学，就是觉得农场北京“知青 ”中，干部看着顺眼的，“出身”还过得去的人真没几个。通过仔细盘算我后来就冒傻气了。不言而喻，“知青”中上大学者东北、上海人居多，北京人没几个。但不管怎么说总得有几个的吧。

　　到了１９７３年，我的“政治表现”和“工作态度”都得到干部们的青睐，他们甚至让我很快入了团。不过当年“推荐”上大学没有我。也没有另外几个“出身” 不好，但和我同样努力的北京“知青”。当时分场的团总支书记和连队指导员还郑重其事地找我谈话，希望我不要有思想包袱，要继续努力，云云。老实说，我当时还真有点儿感激涕零。同时也觉得第一年努力争取到这份儿上就不错了。明年再说。你会说，难道那些上大学的东北、上海“知青”有你那么拼命干活，努力表现吗？难道你不知道他们和领导的特殊关系吗？知道，我当然知道。咱又不是傻子。上大学的那些人很多都有这样那样的“门道”，有的能“通天”。这谁不知道。不过我当时想：他们干部总得装装门面，让我们这样的拼命努力者得到点儿“正果”吧。嘿嘿，今天我把这种想法比喻成“祈求喝点剩汤”。这“祈求喝点剩汤”的想法确实可怜，但如果真要实现，那就要看农场的干部们确实想给，甚至必须得给。换句话说，就是农场干部还得有求于你才成。

　　这话是否有点不沾边？举例吧。比如你找个“后门”，“关系”特别硬，直接找到农场局的领导。让你上大学是农场局的头头儿关照过的。你说农场的基层干部难道不有求于你？他们起码是想着赶紧把你这家伙请走。你要说“我想当个基层干部”，他们也得给个官儿呀。嘿嘿，当时我做梦都想有“后门”。可父母都是再老实不过的，最“没本事”的知识分子。既然这样，你还“争取”个什么劲？是呀，要不怎么说自己当时昏头嘛。希望别人可怜自己是没有用的。

　　其实当时我真是个十足的傻瓜。现在老“知青”们喜欢搞些聚会。前二年我回北京探亲的时候也参加了。大家见面说起当年很感慨。而且这是几十年后了，当年有关“知青”们争取上大学的事情说起来也没了顾忌。有几位当年同样“出身”不好，但和我一样“积极争取”上大学者都说自己是有“后门”的，而且来头还不小呢。但终因“出身”功亏一篑。他们曾经被“推荐”到了分场、总场，甚至农场局，几乎就上成大学了。听他们这么一说我是目瞪口呆。真的，目瞪口呆。没想到当年自己的“积极争取”是一点点希望都没有的。甭说“喝剩汤”啦，屎都赶不上热乎的吃！知道这点后，我第一个念头是，如果当年不去想“喝剩汤”该多好。可我却连续好几年地心存幻想。

　　一位当年当了小干部的“知青”说到“推荐”“知青”上大学也有自己的想法。他说，你当时“出身”不好，又没“后门”，“推荐”了你等于白搭，到时候还是被刷下来做分母，如果老“推荐”你，这不等于挤占了“出身”没问题的人上大学的位置嘛。他的话也让我哑口无言。

　　１９７４年和１９７５年我的“积极争取”似乎没白费，连队里都“推荐”我上大学的。但分场这关都没过就被刷了下来。我后来该明白点儿什么了，将要失去动力。这１９７５年我所在连队被“推荐”成功上了大学的东北“知青”中，有一个说话结巴。结果他上了外语学院。还有一位上大学者我们都认为他有点智障。明白了，“剩汤”是喝不上的。我看着人家上大学走了，整夜整夜地睡不好觉，想着几年来的“表演”。我是连队学马列哲学著作的辅导员，是革命故事会的积极参加者，是劳动模范，是优秀共青团员，等等、等等……

　　正当我开始彷徨之际，分场革委会主任找我谈话。我以为又是一番“鼓励和鞭策”，没想到他说要“提拔”我。怎么呢？说农场局前两年在大兴安岭那边新建了固北农场，现在急需投入大批骨干力量“先生产，后基建”，因此在各个农场抽调平常政治表现好，工作积极肯干的“知青”打头阵。分场领导觉得我很合格，到时候在艰苦的生活条件下会经得起革命的考验。他问我“有什么想法”。还能怎么着？似乎只有去一条路。如果我找点什么原因打退堂鼓，那我前几年的“积极表现”就会被认为是真的演戏啦。不过我直觉中觉得自己被“涮”啦。分场主任见我态度不怎么积极就说：“去年春天人工种苞米时我对你印象很深刻。你表现多好啊！小伙子，好好干。前途远大呀。”

　　我想起那件事了。去年开春后，分场主任带一帮干部在各个连队的地里巡视。他发现我所在连队的一块头年没来得及翻的豆茬地墒情不错，而且头年也没什么草荒。他忽然别出心裁，要连队的干部在这块地上人工种苞米。他过去是“北大荒”的农民，知道没翻的豆茬地种苞米好。确实有科学根据，大豆根上的根瘤菌能促进苞米苗的生长。但没翻的豆茬地不好用机器播种，所以他决定让“知青”人工种苞米。方法是，一个用锄头在垄台上刨坑的，一个点种的，还有个撒肥和把种子用脚趟土埋上踩实。肥料嘛，就是猪舍起的猪粪，用大车送到地里。他的想法嘛，如果这地属于个人的，那就可行，但让“知青”干，有多少人会认真干？

　　当然，我会很认真。这不是要认真“演戏”嘛。我不但认真干，我们这组的两位两人也得认真。这让他们怨气不小。因为别的小组早就一溜烟地糊弄过去，跑得都看不见影子了。只有少数的组――多半是要努力表现的人们，在汗流浃背地干。正在这个时候，分场主任特地到田头来检查来啦。他发现大部分人在“瞎糊弄”，顿时大怒，抓住几个最糊弄的小组大声责骂。然后把人工种苞米的“知青”召集起来训话。“啊？刨个坑才牛眼珠子那么大，种子随便撒在边上，粪也不撒，也不踩实。这能长苞米吗？！”他吼着，脸成紫茄子色。随后他就说到我们这个组。

　　“这才是种苞米的样子。你们都去参观！”他指着我，“这是你们学习的榜样。他才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后的好同志！”

　　记得我当时很不自在，因为大伙儿的目光。嘿嘿，没想到我那时种的“种子”现在“收获”了。而我们种的那块苞米地几乎绝产，因为没出多少苗。

　　果不其然，我的直觉应验了。当我很快到了固北农场的一个连队后，才知道那儿的宿舍都是地窨子――干打垒的半地下建筑。屋里黑洞洞，非常潮湿。连队里甚至都没有井，生活用水就是小河沟的水。我去的时候已经是深秋，天气很快上冻，每天的生活用水就是在小河沟里刨冰，然后拉回来用火烧化。吃的嘛，也很差。总之，真的是生活比江峰农场差不少。这不应该是最要命的。当我知道，到固北农场的“知青”都是“积极要求进步”者后，心里是凉了半截。咱在农场努力表现可不是为的到固北农场来“先生产，后基建”的呀。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呀。我这不是整个被“涮”了吗？在固北农场我根本没希望上大学啦。我太傻啦！嗯，我估计到固北农场的很多“知青”都有“我太傻了”的感觉。因为我在他们脸上看出了惶惶然的表情。

　　当年冬天我探亲回家后便长期不归了。心里失落透了。不过也有一点好处，使我立刻转向了。咱哪，“病退”吧。在北京的那几个月，我苦苦地找各种关系开诊断。回到固北农场咱立即就写了要求“病退”的申请。我是这样写的：

敬爱的连队领导，党支部：

　　我不得不非常遗憾地写这篇申请报告。我在“上山下乡”的革命道路上已经迈进了六、七年。在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伟大号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过程中，我的思想在不断地革命化，相信早晚一定会成为共产主义事业的可靠接班人，在农场成为合格的反修、防修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然而就在这胜利接着胜利的关键时刻，我的身体不行了，不能再胜任光荣而艰苦的农业劳动。我的内心是多么不甘。

　　这次回北京，我被诊断出慢性肝炎和高血压。如果我继续留在农场，必定会成为革命同志们的负担。经过长期考虑，我只得提出申请，要求因病退回北京，离开农场。不过请领导同志们相信，一个人只要有革命精神，到哪里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此致无产阶级革命的敬礼

　　看着手里的“病退”申请报告，我不知该哭还是该笑。

　　看了我的阴阳怪气，您也许会奇怪地问：“你想上大学为什么不想着法儿的给干部送礼？当时不少已经开始有‘走后门’的现象了吗？”问得好。首先是自己送礼得找得到“庙门”，也就是说多多少少您得先有个“后门”关系，然后送礼就顺理成章。我没这“关系”呀。再说那时三、十年前，官场上的腐败还没“蔚然成风 ”，直眉瞪眼地请客送礼总还有顾忌。第二，自己那会儿被“喝剩汤”的想法支配，觉得自己这么苦干了，怎么也会被可怜。实际上这也可以说明自己不是那种毫无人格的人，如果咱是个肆无忌惮的小人，对干部们完全可以投其所好，无耻至极地做个腿子，这太不齿了，不管怎么说是做不出来，我还是个人，尽管不完美，人格还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