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乡村中学当老师的故事

林晓

当老师给学生上课的历史至少已经有二十三年了，这是从一九八九年我正式成为助理教授开始算起的，这里还没有算上研究生时代助教的经历。虽然在世界一流的大学里，教授的第一任务是搞研究经费，发论文，带博士生，教学并不是最重要的，但我所任教的大学还算不上一流，至少不是哈佛耶鲁那样的一流，所以这些年来，零零总总，还是教了许多各种各样的课程，仔细算来，分门别类，竟也有四十多个科目和层次，从数学到物理，再到电脑，如今也包括金融数学。但是让我最值得回味和怀念的，却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当老师的经历。

话说时光就要倒回了三十多年，也就是一九七四年，由于那一年的反对开后门运动，我从J城中学返回了公社的农中，读过路遥的《人生》的朋友一定感受过高加林最后的心境，我那时也是一样。好在农中就在家门口，且有许多初中时代的朋友，而且很快，我的抑郁就被农中校长仇永喜交给的一项任务所振奋，从而忘记了自己那些时日的沮丧。事情是这样的，那一天，仇校长把我叫到办公室，问我你在J城中学都学了些什么，我说他们的教学很正规，物理化学和英语都学过。仇校长就对我说，你知道我们农中的师资很缺乏，给你们上课的老师都是从下放干部和教师中找来的，语文数学的师资不错，物理也还行，但化学就没有人了，特别是初中，所以一直没有开课。仇校长说我看了你的J中成绩单，非常优秀，想给你一个任务，就是去初中部兼职当老师，把化学课开起来。仇校长的话让我受宠若惊，连想都没想就答应了。倒是校长带有一些歉意地说，我没法给你发工资，但让你享受老师的待遇，中午和其他老师一起就餐。那时候，农中的学生中午都是一分钱的青菜汤加白饭，而老师的午餐一般都会有一两个炒菜，里面还有肉丝，常常让学生闻到口水直流。我当时根本就没想到过工资，能和老师们一起午餐，无疑已经是最高级别的待遇。

我很佩服我们的仇校长，说句心里话，当时在马安这样的山区公社，要办一所中学真不容易，城里正规大学的毕业生很少愿意来这里当老师的，即便来了，也会想尽办法很快调走。所以我们中学的老师的成分很杂，大多数都是仇校长在公社所能找到的能人里慧眼识英雄挑来的。其中教英语的朱学农是个右派兼历史反革命，教语文的习成老师也很有水平，但据说他是国军新六军起义的一个团长，历史复杂。另外一些老师，不是政治上有些瑕疵，就是生活上有些污点，而我们的仇校长，就像《辛德勒名单》上的那个德国人，包庇着这群文革时代的犹太人，让他们感激涕淋地为党国的利益服务。我虽然还不属于犹太人，但仇校长以我的J城中学成绩单来点将，多少还是让我感到一种知遇之情。

仇校长说我的数学好，少上几节应该没有问题，于是就把初中的化学放在我的数学课时段。那一年农中刚搬到公社所在地，盖了两排新房，被用作老师办公室和高中的教室，而初中的教室，只能暂时设在从附近生产队租来的公房，相当的破旧，课桌也是用土基上面铺上水泥板而成。学生们听说给他们上化学课的是一个来自高中班的学生，都很好奇，第一堂课嘻嘻哈哈，有些学生摆出不买账的样子，乱哄哄的，毕竟他们觉得我不是真正的老师，没有师道尊严。第二堂课刚开始也很乱，可是忽然有一个年纪大一点的学生站了起来，农村学生上学的年龄参差不齐，这个站起来的学生好像和我差不多大，我还记的这个学生的名字叫王进生。只见他很愤怒地站起来说道：“你们谁不想上课，就站起来，给我滚出去。”他的这一声吼把所有人都惊呆了，包括我这个老师在内。不过当时我还是很感激他，因为他的一声怒吼之后，全班立即就鸦雀无声般的静了下来。王进生接着说：“过去我们开不起化学课，现在仇校长给我们找来了老师，你们还瞎闹，谁要是不想学就给我出去”，王进生又重复了他的那一句狠话。终于没有人出去，但也没有人再敢说话了。这时王进生转向我，恭敬地说道：“老师，你开始讲吧”。那是我这一生中第一次听到别人对我以“老师”相称呼，也是第一次感到做为老师所受到的尊重，心里着实很感动，而那年的我才十七岁。

从那天以后化学课的纪律十分的好，我很感激我在J城中学的化学老师蔡恭慧，那是一位优秀的正牌师范大学毕业出来的教育家，我在那里打下了非常牢固的化学基础，然后一转手现买现卖，也学着蔡老师俨然地在科学讲坛上为人师表。农村学生对世界是由分子和原子组成的理论感到极为的震撼，这从他们的表情里可以看出来，而对氢气在氧气中燃烧可以变成水更是十分的惊讶，象听天书一样。我从分子式讲起，讲到水和盐的构成，讲到酸性和碱性，讲到他们熟悉的石灰从氢氧化钙到碳酸钙的转变，讲到PH值，然而学校里没有任何化学实验的材料和仪器，一切都是书本，最后连我自己都感到是在讲一个神话，尽管我知道我的学生都很相信我说的全是真的。我觉得无论如何也要做一两个实验来证明化学不是光凭嘴说的。我在家里试着电解水，用了四节电池和一个茶缸来收集氢气，却没有成功，至于试纸和酚酞就更没门了。

终于有一天我在公社的大修厂看到了电石，但电石加水产生乙炔属于有机化学的部分，初中还没学到，就向我的一位叫马寅奎的同学借来了一本有机化学书，抄下分子反应式，胡乱告诉学生这个化学反应可以由固体的电石和水产生可燃气体，并写出乙炔分子式，说它可以燃烧生成二氧化碳和水。那一天我向大修厂的师傅要了一块电石，找来一个盐水瓶，当我在课堂上把电石丢到水里，然后用火柴点燃瓶口的气体时，全班象城里人看到国庆烟火一样发出欢呼。那是我给我的学生做的第一个化学实验，虽然和课本学的东西风马牛不相及，但毕竟还是展示了化学的神奇。这以后我又做了几个很有意思的实验，包括用石灰和盐做氯化钙的沉淀。

就这样，每个星期二和星期四的上午，我就会背上装着化学课本的书包，翻过学校后面的山梁，来到安山生产队的后村，给我的初中学生们上化学课。而每次上完课，王进生都会送我一段。回到高中校区后，拿着饭盆去打饭的时候，炊事员老周就会在老师的小灶上给我挖上一大勺的带有肉丝的炒菜。在同学们无限羡慕的眼光下去吃午餐。学期快结束的时候，给学生考完期末考试后，王进生在送我回校的路上，扛了一个袋子，并把我一直送到高中教室。这时他对我说：“老师，这是我们同学凑的二十斤花生，我们知道你不拿工资，就算我们大家的一点心意，你的课上的真好”。我当时想跟他说不要，但后来终于没能推却，望着他的背影，我的眼泪都流了下来。

一九七五年的春天，县城中学来到我们公社支农，其中有我许多小学的同学。我从小学一年级起就是班主席和少先队大队委，所以这些老同学都曾是我的部下。然而那年他们在县中都已经成了明星人物，其中罗小兵当了团支部书记，阎浩更是出任团县委的常委。那年在他们面前我很破落，于是唯一能向他们吹嘘的就是当老师的经历和趣事。除了那一年每天中午能和老师一起吃炒肉丝的福利和特权以外，我当化学老师的经历的另一个宝贵财富就是在一九七七年的第一届高考中占尽优势。七七年的化学没有考得很深，大都也就是我在初中班教过的那些分子式，而教一遍化学对于那些知识的理解是要远远胜于学一遍的。

我不知道我上的化学课对于那个班上的农村学生们的人生有过什么样的印记，但我还记得那些学生们当时好奇的表情，特别是那个很有威信的学生王进生，他的形象常常浮现在我的记忆里。如今我教过的学生已经无数，他们中有学士，有硕士，而我的第一个博士生，如今已在一所全美排名第十九的大学获得了终身教授职位，所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然而所有这些让我印象最深的的学生中，也留着王进生的名字，我永远记得他最后放下花生离开我时的背影，那一刻，让我感到为师者的所受到的尊敬和无上的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