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上海朋友（续）

　　2009年我们去“北大荒”一个农场的北京“知青”四十周年聚会时，我认识了特地到北京来祝贺的当年的上海“知青”林易（化名，下同）。虽然我们同在一个农场，但不在同一分场，所以以前并不相识。但他曾与我朋友同关在农场“小号”（属于私牢）里，聚会的时候相互一介绍也就认识了。林易豪爽，过去在农场是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主儿，打架不要命。我这个“土匪”与之相比，小巫见大巫都算不上。听了他的经历我心里暗自惊异，心想，要是乱世，他定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黄金荣、杜月笙式的人物。聚会后的朋友宴请中我和林易聊天，大有一见如故的感觉。

　　林易的父亲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作为技术骨干调离上海去了外地，但家仍然留在上海。林易在上海是个无法无天的主儿，“上山下乡”时他才十五岁。到了农场他就成了“霸王”，在各地青年不断的械斗中打出了威风。这在上海“知青”中真是少见。事情也真是蹊跷，在他周围竟然聚集了一帮天不怕，地不怕的上海小“知青”，一个个打起架来可以用“生龙活虎”来形容，亡命徒一般。

　　1972年大庆油田决定从嫩江修建一条运河用于油田注水，并把这项工程命名为“引嫩工程”；当时黑龙江各个农场抽调“知青”前往。每个农场调去的“知青”都是刺儿头，这挖掘运河的工地简直就成了当年美国的西部。一个大帐篷能挤几十个人，大家没事就喝酒、赌博，要不然就打架斗殴。各个农场的男“知青”之间也械斗不断，而我们农场的小子们因为有林易这些人，便把其他农场“平”了。我们农场的这些个刺儿头干的最出格的事儿，就是在“引嫩工程”结束回农场途中，与扎兰屯铁路学校的学生们打群架，砸了火车调度场，从而使一趟军列被迫停驶。那次大批部队火速调入火车调度场，把打架的“知青”们抓了两百多。

　　由于林易太过嚣张，农场准备在“引嫩工程”工地进行抓捕。因为走漏风声，林易在北京和上海的哥们儿的帮助下，冒着狂风暴雨逃亡。其情节颇为惊心动魄。林易后来返回上海常笑谈当年的往事。其时，他已是相当成功的实业人士。可不是暴发户啊，是一步一个脚印地奋斗出来的。这种奋斗精神中有他当年在农场打架的狠劲儿。

　　林易谈到当年是这样说的，“那时我们都很年轻、单纯、鲁莽，带着‘文革’打、砸、抢的遗风行走江湖，横行农场，称霸一方，完全背离了中华民族惩恶扬善的传统美德，我和XXX做出了许多令人痛心的事，为此我也吃了不少苦，带过手铐，上过脚镣，蹲过‘小号’，关过XX县大狱，曾经在基干民兵架着机枪的监管下，在全农场游斗了四天……

往事不堪回首……我决不隐晦我的过去，也正因为有过去的这段经历，才造就了今天坚强的我。这是我整个人生的轨迹。”

    本来想先说林易和他的好哥们儿各自的爱情故事，但到下笔时又不打算说了，因为有悲剧的色彩。那些岁月我们“知青”的悲剧太多。再说，悲剧说得多了就有“祥林嫂”之嫌。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林易所在分场乌烟瘴气，他领着一帮小兄弟成天打架，把分场闹得鸡犬不宁。农场的干部们反复地“修理”这帮家伙，当时林易他们被戴上手铐在各个分场“游街”。但这帮家伙只要又聚集在一起就到处滋事。就算是农场的干部们把这些小子们像掺沙子一样地分散到各个分场，他们还是“各自为战”。此后，只要农场发生了什么刑事案件，林易就跑不了被“审查”，尽管每次都与他没牵连。

　　在农场“游街”时，林易曾有过连续四天在全场巡回游斗；二十多个“囚犯”中，唯独林易一个人是戴着手铐的，原因是他反抗。林易被挂上“主犯”的大牌子，他站起来就把牌子给扔了，拒不低头。后来他天天戴着手铐上路挨斗，但他就是不低头。

    1978年，林易又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被县公安部门抓走，关进拘留所。由于总是莫名其妙的被关押受审，林易的情绪极其暴躁。进来第三天就与牢霸，一个带着脚镣的杀人犯打了一架，然后被武警与管教拉出去的时候又奋力反抗，结果被三、四个武警和管教压在地上，把双手背在背后拷上了“手捧子”（一种自制的土手铐）。因为是反拷，生活完全不能自理，晚上睡觉也只能趴着睡，真的遭老罪了。但由于这一架以及与反抗管教、武警，便确立了林易在牢房中的地位，大家都知道“新来的上海人不好惹，居然连死囚都敢打”。自从那天起，送饭老头儿都主动给他加饭加菜。

    林易讲，“第二天早上放风时，由于我的双手被反拷在身后，无法自行解开裤子上厕所，这时一个年轻的小囚犯主动上前帮我解裤子，谁知在一旁站岗的武警上来就是一枪托，‘谁要你管闲事’。我顿时火冒三丈，冲上前去，对着他大声吼叫‘你他妈的太欺负人了，有种的一枪毙了我，要不把枪给我，老子一枪毙了你。’……从此，我受到了同监房的犯人和监警们对我一致的敬畏，几天以后，管教主动帮我解开了手铐”。

    在被无理关押期间，有两件事使林易从“刑事犯”变成了“政治犯”。第一件是林易讲的笑话引得同牢房的十个人一起哄堂大笑。这一笑惊动了在门外巡房的武警班长。他把送饭的小窗打开，向里瞅了半天，然后把手指着一个老实巴交的因为偷粮进来的农民，让他把头伸出去，然后二话不说，对着他的头顶就是一枪托！顿时这农民头上鲜血喷涌而出。林易大怒，用双手拍命地敲打房门，大声地怒吼“你凭什么打人”，在他的带领下，同牢房的人们一起呼喊起来；随即，其它牢房的犯人们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也跟着一起拍打牢门，一起呼喊。不得了，警报骤响，武警和管教全体出动，如临大敌。他们问明情况后，把林易和那老农民带了出去。林易心想，自己等着遭难吧。谁知管教听完他讲明了事情的原委后，扔下一句话“你回去吧，这事我们会处理的”。就这样他没事人一样回到了牢房。老农民被送往医院包扎后也被送回来了，没有人受到任何处罚。当时被关的人们都感到诧异，第二天早上武警的连指导员来到牢房门口宣布，由于这位武警打人的错误做法，已被调离。

    这是件庆幸的事，但林易只盼望着早早获得自由。为了打发日子，百般无聊之中，他跟着其他囚犯学起了简单的刺绣。他用筷子的竹青皮磨成了一根针，从被子的边缘上抽出一些线，然后用一块蓝手帕作底，绣上了一只和平鸽，寄托他心中无限的惆怅。他每时每刻都在渴望能早日飞出牢笼。

　　转眼过了半年多，仿佛已经可以闻到春的气息，花的芬芳。有一天，林易情不自禁的动手想卸掉牢房窗户最上面的一块玻璃，让大家呼吸呼吸新鲜空气。谁知道，一不小心玻璃掉到下去了。响声惊动了外面站岗的武警。这些武警们没忘了那次打老农民事件的处理，他们个个记恨在心，这回他们终于抓到了把柄。武警与管教们把林易定性为“砸监闹狱，企图逃跑”，给他戴上了脚镣，要知道脚镣一般都是杀人等重刑犯才戴的。

　　就在林易戴上脚镣没过几天，管教突然把他叫出去，先把脚镣给卸去了，然后告诉他“有人来看你了”。来人他并不认识，对方只是说是县人民检察院的，并说“你父亲在哈尔滨很不放心，希望你能老老实实地呆着，相信此事很快就要结案了”。过了些日子，林易就被释放了。县拘留所的结论是：经审查该知青受“四人帮”的迫害和其父亲问题的株连，（文革中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平反后，正在落实政策）犯有打架斗殴、聚众闹事的错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免于起诉，无罪释放（其实是无端被抓）。林易的被释放实际上是他父亲的一位颇有人脉的徒弟的“疏通”。他父亲的徒弟的战友是县检察官。当然，还要感谢林易父亲工厂的头儿坚持为他父亲落实政策。

　　以上是我的上海朋友的经历。嘿嘿，“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哈。什么地方都会有好汉。余纯顺不也是上海人嘛？可惜1996年他不幸在罗布泊遇难，但他永远是我敬佩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