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过境迁

    我想用这个成语表现中国人这几十年的思想变化。回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那时我在上小学，国家的“一穷二白”名副其实，百姓们却“其乐融融”。我这种形容大概不确切，因为我当时作为一个孩子，所能看到的也就是城里人，而且是首都北京的人们。不过农村的人民公社社员们尽管觉得日子苦，绝大部分人都是“心字头上一把刀”---忍。不管怎么说，“宁为太平犬，不为战乱人”。那时清朝覆灭后兵荒马乱的年月过去了十几年，中国的民众们，无论是乡村还是城市，对太平日子都是知足的。

    另一个原因让民众服服帖帖是毛泽东的威望。他当时是“神”啊。据说那会儿西藏自治区内的藏族同胞都把毛泽东供为比活佛还要高的菩萨。我印象当中刘少奇再次当选为国家主席的时候，听到“电匣子”里喊完“毛主席万岁”又喊“刘主席万岁”。别看我是个十岁左右的毛孩子，这心里也“咯噔”一下---只有毛主席才能被喊“万岁”呢，刘主席也“万岁”？您瞧瞧当时民众的脑筋被“洗”成什么样？一个屁事不懂的孩子都感到“万岁”只能一个人享有。

那会儿95%以上的大陆中国人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剩下5%是“人民的敌人---地富反坏”。这是“文革”前两年。我当时最惴惴不安的是父亲是曾是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他在1962年由于“思想改造”得不错被摘掉了“右派”帽子；然而我的小伙伴告诉我说，“摘帽子右派”还是“右派”，这好比人们先在有害的草边上插个牌子，告诫人们说该草有害，等大家都认识了这种有害的草后，就把牌子拿掉；那时人们已经认识了这种有害的草。这让我有些绝望，好像是“永世不得翻身的感觉”。

您可以说，这个例子就是毛泽东控制民众思想的手法之一---“挑动群众斗群众”。然而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民众对毛的崇拜。当然了，这种崇拜多半是毛的奴才们抬起来的，而且他们还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一场“文革”让毛的忠实奴才们都倒了楣。说起来，掀起那场荒唐的“文化大革命”有毛年老病态的成分，可民众当时要是没有对毛的绝对崇拜，“文革”能搞起来吗？

1966—1976年被定位为“文革”的十年。这期间民众对毛的崇拜热情减退了，起码是城市的人们有了或多或少的怨言。这十年崛起的“文革”激进派和周恩来为首的稳健派为了权力明争暗斗，而国家经济停滞不前。“上山下乡”运动不但让年轻人体会到了城乡生活的差距，也让他们的家庭不满。“知青”们想方设法地离开艰苦的农村，“走后门”应该是那个时代兴起来的吧？不过那时的干部腐败和现在真不可同日而语。

这一时期开始，整个中共的干部队伍也不那么忠诚了。人们争取入党是要挤进社会的一个特权阶层（那时算是“特权阶层”的初级阶段）。呵呵，百姓们喊“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不那么发自内心了；但尽管如此，当时的大陆民众还是绝对接受党的领导的。那时被称为“异端”的西方自由民主思想，在年轻人中已初露端倪，然而极其微弱。中共对民众的思想控制相当有效。

    毛泽东的去世是中共造神运动的终结，饱受“文革”之苦的百姓，包括中共各级干部都反感。邓小平这个实用主义者开始在经济上放权，政治上“党领导一切”。然而党内外民主化的要求已日益掀起，而经济的发展马上带来了腐败的蔓延（那时称为“官倒”）。由于邓在政治上寸步不让，导致他扶植的两任总书记下台，还爆发了“六四”事件。妻子和我就是在“六四”之后出国走上不归路的。我当时对这个冥顽不化的专制政权充满失望。

当时看起来中共政权岌岌可危，其实真正要推翻中共者少之又少；几个中心城市里激烈要求的是惩治腐败，而且是在“党的领导下”。或许很多当时气得发疯的人们仅仅把邓小平和他的路线执行者看成类似清朝“顽固派”官僚，他们仍寄希望于中共内部的其他力量引导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当然也有方励之那样的知识分子公开表示赞赏西方民主，甚至声称要“中国要全盘西化”、“要（从国外）引进总理”；但很少有人认为这是现实的，甚至觉得方先生也就是一时激动而已。

随着“六四”运动的被镇压，仓皇出逃的学生们和权力斗争的失败者们跑到了西方世界。这时海外的华人中有了推翻中共专制统治的声音。有些令人难堪的是，这种呼吁中国实施西方多党制，建立民主制度的声音很快就烟消云散；因为当时中国经济的发展，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各国觉得更需要一个政治上稳定的中国。中国大陆鼓吹西方民主制度的人在日益增多，然而他们得不到民众的响应，仍然是无泉之水。刘晓波就是例子。

此后的二十多年，中国的经济确实不断地发展了，然而专制政治上的铁板一块使腐败在中国大陆全社会蔓延到了各个角落，并登峰造极。经济的发展的确让中国大陆的民众各个阶层不同程度地提高了生活水平，人均财富的占有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相对高；但社会分配严重不公。中共已被成为暴发户的各种特权利益集团绑架，以索取更大的利益；而作为弱势群体的广大百姓的利益，则因在政治上实际上没有维护利益的代言人（在西方民主社会中则以政党形式出现），则受到极大的损害。怨声载道之势不可避免；越是到近期，社会矛盾就越不可抑制的激化。社会各阶层的分化日益严重。就在这种情形下，2012年中发生了薄王事件。

此事件简言之，实质上是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的表现；许多内幕百姓根本无从知晓。不过围绕着如何看待薄熙来的问题上，各阶层民众有着不同的表现，而且是根据自身利益发出的。社会下层的民众中很多人是同情薄熙来的，薄所倡导的“唱红打黑”符合他们的心声。可您不要将这种倾向看成部分民众希望“文革复辟”。在我看来，“文革”产生的土壤--- 盲目地个人崇拜，早已没有其社会土壤；同情薄熙来的人们是借怀念毛泽东时代来宣泄对现世的不满。然而在中心城市中生活的一些人却对薄熙来不以为然；这是因为薄的所谓“分蛋糕”政策损害了他们自身利益；这利益正是这二十多年经济发展后不公的社会分配中得到的。对薄恨之入骨的应该是各种特权利益集团，薄所提出的政治主张正是要拿他们开刀，以摆平社会矛盾。至于一些“公知”和“炎黄春秋”的人们激烈抨击薄熙来，那是他们自认为薄熙来在与温家宝，也就是他们心目中的“党内改革派”头面人物争夺权力。其实他们一厢情愿地与温家宝“捆绑”在一起，并非心目中想到中国百姓们的利益，而是他们自己想在薄熙来事件中分得一杯羹；至少也是对中国的政治情势不甚了了，因为他们总是将自己束之高阁，太脱离群众。

有关薄熙来，我不了解，也不能相信现在中共加在他头上的罪名；不过我认为薄熙来必然失败；其实他的种种举措客观上起着维护中共专制统治的作用。他应该是现代谭嗣同。他的被整肃可以得出中共越发没落的结论。同时，薄的垮台导致中共在中国大陆统治力的进一步削弱。可笑的是中共新领导阶层仍然是奉行“鸵鸟政策”，对自身的岌岌可危视而不见，或装聋作哑。

时过境迁，中共已没有刚建国时的感召力和领袖的个人威望；今天的中国大陆民众的思想意识也今非昔比；其最重要的表现就是自身利益与政治主张联系起来。这应该是西方民主政治的基础的东西。但中国大陆真的走到民主政治的阶段，光凭这点还是远远不够的。我总感到，民众的许多民主意识和政治倾向要到了能参与国家政治的时候才能定位。

其实以上简述远远不能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民众思想认识变化的过程；而况自己出国二十多年，对国内的真实情况也没有多少了解。如果有人能诚心指出我的想法中荒谬之处，本人愿洗耳恭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