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十一日 阴

星期六，洗完了衣服，觉得应该做些什么，德孝君明天要去高雄，今天不想出去了，于是我一个人出去，想到去台北的动物园，据说那里也曾是蓝绿两党争执的焦点，去看看大熊猫。以温州街为中心，有三个捷运站，台电大楼站，公馆站，另一个，就是今天要坐的科技大楼站。前两个站都是淡水线的，后者则是文山线的。从家里到科技大楼要经过大安森林公园，里面有许多人散步，这可是个好地方，以后也要来转转。科技大楼站是高架站，还挺复杂，上车后，经六张犁，麟光等七站后到达动物图。动物园的门票倒是很便宜，只要六十台币，相当于两美元。在里面转了一圈，至于细致的，等下次丹尼尔来了在带他来。主要是看看大熊猫。第一次进去，两个都在睡觉，有点失望，就问讲解的女孩子，它们什么时候不睡觉。姑娘说，它们饿了就不睡觉了，又问什么时候会饿，说不一定。于是只好去别处走走。回来的时候，想再去碰碰运气。这次果然都醒了，只是没有运动。讲解员对参观的人们说，这一位是男生，叫团团，前面的是女生，叫圆圆，把我说乐了。可以想象，大熊猫带给台湾的是一种善意的和同胞感情，这种和平和善意将是解决两岸问题的唯一出路。我不可想像，战争将会给这个美丽的台湾岛带来些什么。台湾人民看起来比大陆的人民要善良些，大陆社会总是充满了暴民和敌意，对日本，对美国，对香港，甚至对自已的同胞公民，说起话来成天汉奸走狗反革命，要多讨厌有多讨厌。当然你也可以说大陆的黑社会多，所以需要王立军这样的铁腕警察，而就这样的高调的红色铁腕居然也要跑到美国大使馆去避难。另外大陆的最高学府教授居然也骂三妈，王八蛋和狗，你能如何指望他们教的学生？上梁不正下梁歪，中粮不正倒下来。

回来的路上再次拜访了蒋公纪念堂，只是这次原来中正广场已经被陈水扁改成了自由广场，倒是想象也没什么不好。回来在公馆下，吃了碗牛肉面，台湾的牛肉面越吃越有味，特别是半筋半肉面，大概吃的人多，所以也比较贵，约五美元，而其他的如榨菜肉丝面只要三美元。晚上去逛了逛从台北车站到中山的地下商业街。

二月十二日 晴

上午去游泳，一千米，去了一会办公室，下午在家休息，看看电视，看了介绍武当山和华山的旅游节目，和陈道明乌晓青演的卧薪尝胆。

二月十三日 星期一 晴

早上陈教授来找我，我正在把他的AMR_solver换成PETSc的solver。原来是想听一个报告去的，后来人太多，就没去。十一点半了，就说去吃饭，我说是不是早了点，宜良说再晚学生就多了。好在我早上没吃多少，又游了一千米的泳，吃午饭也完全是时候了。就去了，买了一份炒饭，两个葱油饼，还要了一盘海鲜，每人也就一百元多一点，划美元也就三元左右。吃完后陈教授要带我去转转，我就跟他去了。先去了校史馆，他说他过去也只来过一次，还是多年前，我说跟我一样，只有朋友来了时才去逛纽约的名胜。校史馆标出了台大最早的建筑，始建于二十年代日本昭和三年，也就是民国十七年，或公元1928年，称为日本台北帝国大学，是日本的九所帝国大学之一。光复后由国民政府接管，特别是49年后，校长换成了原北大校长傅斯年，接着是钱复的老爸钱思亮，这两人都北大来的，所以台大带有很厚重的原北大传统。校史馆里成列了一些很有意思的学生原作，包括连战，李登辉和李远哲。李登辉的字写得相当漂亮，看来年青时候也是一个知识才俊。阿哈，苏步青也在台大当过理学院院长，是在刚刚光复的时候。

来我们两人又漫步到农业馆，坐下来一人要了一杯饮料，聊了近一个多小时，果然陈教授果然是属于正宗的民国后裔，他老爸是当年福建省的高官，所以和国府一起来到了台湾。和我说了台湾政治还是相当敏感的。我感叹道马英九能用当年只有百分之十五左右的人口赢得选举真不容易。他说泛绿选民主要是闽南人，不过客家人比较倾向国民党，另外马英九很有女人缘，得到了大多数女性的选票。我们聊了许多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原因，好在我们俩都对历史很熟，也都很同情国民党，聊起来很投机，所谓茶逢知己千杯少。

出来后我觉得他对陈履安很熟，他说陈履安是Peter Lax的学生，我说难怪，原来我们大家都是同门。我又问Peter来过台湾没有，他说来过一次，那时陈履安是监察院长，国府高官，Peter要见他，于是打电话约他，他自然来了，是在外交部旁的一个咖啡馆，那一次是陈教授，陈履安，太平教授，还有Peter。他说陈履安在了李登辉竞选失败后就退出政坛了。现在在研究佛学，说要为台湾的心灵工程贡献力量。

二月十四日 星期二 晴

上午去台大医院取了体检单，发现台大医院的右侧（东面）有一个“二二八公园”，觉得台大医院也许只会来一两次，所以不趁此机会去看看也许未来的几个月都不会再来了。这是一个不大的公园，里面有几个古色小亭，作为重要的标志当然是二二八纪念碑，由三个四棱形的建筑构成，公园里有在打太极拳的晨练者，我拍了几张相片，在公园里转了一圈，来到了一个并不十分显眼建筑，旁边写着二二八纪念馆。前面有一个走廊，四壁是玻璃的，上面印着许多的人物相片，都是死去的二二八烈士们。再看他们各自的介绍，大多是律师，议员，学校的校长，甚至包括地方政府的官员，一些青年人还戴着日本的军帽，二二八的身后有着台湾共产党浓厚的影子。走廊的尽头，刻着更多的名字，是没有照片的死者。走到纪念馆的前面，看到十点钟开门，而现在才九点。门票是二十元，但列出了一些可以免票的观众，包括二二八死难者的后人，退休教师等，显然我是不包括在内的。我不想在这里等一小时，于是决定回学校。二二八公园给人一种深沉的感觉，他让人理解台湾政治历史的形成，不了解二二八和日据时代的人，是不会懂得台湾今天政治园林的构成的。

回到系里把体检表交上，佩芬问我要不要留一份复印件，我说算了，上面的一切结果都在我预料之中。然后开了个玩笑，说体检单上说我身体肥胖，要注意饮食，可台湾这么多好吃的东西， 如何减的了呢？说得秘书们都笑了。

下午陈教授来我办公室，从四点一直聊到八点，我是他最好的倾诉对象，因为我不是生在此山中，听过以后什么也没有。他用毛泽东做派来形容阿扁时代的一些教授，我帮他用美国的观点做分析。最后谈到政治，台湾的学术界过去是蓝色的，现在却是绿色的。毛泽东们都是绿色的，毛泽东是墨绿。说的我好想笑，说怪不得民进党说跟共党原来没有冤仇。我说这些在学术上应该没什么影响吧，他说一般来说学术是学术，但影响还是有些的。然后我说我们去吃晚餐吧，接着聊，他这才说到，要是平日就去吃了，今天是情人节，他得回家陪太太，我笑了说那你还不赶快回去？他打了个电话回家，说太太还有一会到家，还可以聊一会，于是又聊了半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