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爸爸讲那土改的故事

文/空因

我的祖籍在湖南省湘乡县（现为双峰县），一个叫黄龙桥的地方，距曽国藩家仅有二十公里。解放前，祖父本为庙老倌之子（曽祖父以替人守庙和抬轿为生），穷得叮当响，没有人愿意嫁给他，只好娶了乞丐出身的祖母。他们后来进了城，经商不到三十年，由一无所有发了点财，在长沙市开了一家钱庄与一家纱号。祖父理所当然成了这两家店子的经理。而他的两个儿子，即我的父亲和叔父，都在城里跟着父亲做事，即后来所谓的从业人员。

如此一来，我们一家大小都住在城里，回故乡的机会不多。后来为了“荣宗耀祖”，照顾家乡亲友，就在家乡原籍置了水田七八十亩，盖了一座雕梁画栋的“花瓦屋”，并修了围墙与碉堡。屋子取名为“万宜堂”（现在“万宜堂”变成了当地一所规模不小的中学）。

一九四九年春夏之交，我正在长沙楚怡小学读四年级。家人担心共产党和国民党在长沙打仗， 就将我送回原籍逃避战乱。接下来的两年，我在乡下读完了小学。直到一九五一年，我才回长沙进了中学。作为一个地主子孙，我算是亲身经历了那场难忘的土改运动。

参加文工团宣传土改

五零年土改开始时，我在外婆家附近的“沐导完小”读书。当时学校上课时间不很多，因为师生们得参加各种政治宣传活动。这些活动，主要是宣传抗美援朝和土改运动。有时也到农民家里去给他们讲解一些当时的政策和文件，诸如“春耕生产十大政策”之类。农民常常听不进干部们的那些饶舌的大道理，但倒饶有兴趣地听我们这些小学生宣讲。

从前湖南节日只舞龙、舞狮，划彩龙船，扎故事等。但解放初期，由于很多干部来自北方，我们很快学会了北方传来的文艺宣传形式：打腰鼓，扭秧歌等。我们这些小学生们，经常打着腰鼓，扭着秧歌到外面做宣传工作。学校还成立了一个“文工团”，演出当时流行的话剧、歌剧与歌舞节目，如“杀过鸭绿江去”，“土地还家”，“白毛女”等等。我的戏演得不好，但也得硬着头皮上台，演一些次要的角色。

那时每个村都成立了农民俱乐部，我们常去俱乐部教农民们唱歌。有关土改的歌曲主要有：“诉苦歌”，“谁养活谁”，“挖穷根”等。歌曲的中心思想当然是：农民养活了地主，农民的贫困归根到底是因为封建所有制；土地是农民开垦的，被地主巧取豪夺据为己有，现在要夺回来还给农民。

因为我积极参加了这些政治宣传活动，且一直是五、六年级的班长和少先队中队长（那时叫少年儿童队），被学校认为是一个品学优良的学生。一九五一年的六一儿童节，我被评为全区的模范少年儿童，得到了区政府的表彰。

老长工带我去评成分

 土改开始前，出于对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的恐惧，我的祖父母双双逃到了香港，父亲等人也下到了广州，他们不想我耽误学业，就将我留在了乡下的学校，准备等时局太平一点再来接我去团聚。

我在学校寄宿。我的一个舅舅那时也是我们学校的老师，所以，通常都是他在照顾我。假期或周末，家里的长工也会接我回家玩玩。学校离我家三十多里，在一个叫青树坪的繁华小镇上。

当时家里的女工已离去，只剩下两个长工和一个牧童，年龄分别是四五十岁，二十多岁和十六七岁。我称那位老长工为贵云大爷，我家在乡下的各种杂事，包括每年收租，都主要由他经办。

一天，贵云大爷对我说：“今天村里要给你家评成分，你想不想去看看？”

凭感觉我知道自家肯定是地主，岀于好奇和好玩，我还是跟着他去了。

会场设在离我家不远，就在一户贺姓财主家的大厅内。大厅内临时用木板搭了个两三尺高的小平台，几个干部坐在台上，台下坐满了参加会议的人。我们到时会议尚未开始。人太多了，找不到坐的地方，我们只能站在后面。

很快，会议开始，一位干部在台上高喊着：“万宜堂的胡贵云来了没有？”

“来了！”贵云大爷大声答。

那干部叫他上台向大家介绍一下我家的财产情况。

上台后，贵云大爷首先申明：他对我家城里的情况不大了解。只知道我家过去在云南、贵州做生意，在昆明有家烟草公司。三四年前才搬到长沙开钱庄和纱号。至于资金、产业等方面的情况他也一概不知道。接着，他详细介绍了我家在乡下的土地、房屋、耕牛、农具、收租等方面的情况。我发现台上的干部和下面的许多人，并没有认真听他介绍。好像他们对他说的情况早已了如指掌。

待他讲完，一位干部没陈述任何理由，便高声问台下：“评赵灿庭工商业兼地主，大家同不同意？”

“同意！”下面的人一致举手大声回答。

那干部看大家对我祖父的成分没有异议，便示意贵云大爷下去。贵云大爷下台后自顾自找了个位子坐下，没有再跟我在一起。

下个评定的对象姓李，我对他并不熟悉。他家情况较复杂，大家的争论较大，成分一时半会定不下来。我没耐心等下去，悄悄地离开了会场。

贵云大爷散会回来后对我说，今天评的成分是初评，以后还要三榜定案。不过他估计我家这个成分，莫说三榜，就是十榜也不会变。

我虽然十分痛恨黄世仁、周剥皮那样的地主，坚决拥护共产党的土地改革，但对于自己家里被评为地主，当时并未产生什么顾虑与不安。我当时是这样想的：我家并没有为富不仁，也没有欺压过任何农民，既然要土改，那么只要将多余的土地和财产交给政府就行了。我倒宁愿以一个平等的劳动者身份去谋求生活。我万万没想到的是——“地主”这个词后来竟然变得那么可怕，且给我的一生带来那么多的困难与不平。

土改抄家

 祖父母在香港住了一段时期。一个朋友告诉他们，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的是团结政策，像我们这种家庭在土改中绝不会有什么危险的，因为新政权明确表明了：他们热烈欢迎民族资本家回国参加祖国建设。

我祖父历来思想比较开明。北伐时，他就积极参与了商人罢市的运动，以此来支持北伐军，反对北洋军伐。听了友人的建议，祖父立即打消了对共产党的顾虑。憧憬着一个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他老人家又带着家人们兴冲冲地回到了长沙。那时的他，还在梦想着在有生之年为国家、社会出点力，在商界继续大展宏图一番。

回长沙不久，他派我母亲带着我的三个弟妹，婶婶带着她的四个儿女，回乡参加土改。他与我的祖母、父亲和叔父则留在城里经营生意。

母亲等人回乡时，土改已进行了一段时间。母亲向农会和乡政府主动交出了家中比较值钱的东西：田契之类的文书，父亲的一支勃朗宁手枪和弹药，她同婶母的金首饰，以及一大包我们这些小孩子穿戴的各种银器。婶母的情况我不清楚，母亲的金饰大慨是二十四两。母亲这种举动赢得了干部们的赞赏，他们称我家为开明地主。

母亲交出部份财产后不久，有人向我家透露消息：乡政府将会对所有地主来一次大抄家。他们建议我们尽快分散、转移部份财产。母亲说：“既然交出了契据、金银、枪支那些最重要的东西，又何必再在乎那些衣帽鞋袜，木器用具呢？我们光明正大做人，开明地主当到底，不搞转移、隐藏之类的小动作……”当一些地主们像老鼠那样，偷偷搬运、隐藏自己的东西时，母亲和婶婶则象没事人一样，照常生活。

抄家那天我在学校，回来后听母亲说，那天刚吃过早饭，大门口突然涌进来二、三十个男女。他们进入大厅后分成两组，一组往婶婶那头去了，一组奔她而来。到达天井时，为首的男人对我母亲说：“奉乡政府命令，抄查你家剥削的财产，希望你老老实实，积极配合我们的工作。”说完后他指挥来人搜查天井四周的房屋，并交待他们完事后继续上楼搜查。他命令母亲领着我的两个小弟妹进卧室去（大妹已在附近小学读书），他同另一个男人跟了进去。进房后他叫母亲搬把椅子坐在房中央，弟妹们紧靠她站着。两个男人将大柜、箱子、笼子、抽屉和床头柜内他们认为值钱的东西统统翻出来堆在地上，连床底都检查了一遍。令母亲感到惊奇的是，他们竟然当着她的面，各挑了一匹最好的绸缎，豪无顾忌地解开外衣，缠绕在自己的腰部。缠紧绸缎扣好衣服后，他们才叫了三个人进来，一起将堆在地上的东西搬走。走时，他们还命令母亲带着弟妹继续留在卧室内，不得外出走动，直到抄家行动正式结束为止。

婶婶那头发生的故事也大同小异。事后母亲与婶婶对楼上楼下几十间房间检查了一遍，发现抄走的主要是钟表，金属器皿，值钱的衣服，新的被帐、箱笼，高档磁器，成捆成支的蔴线、毛线等。竹木傢具、书籍和仓库内的少量粮食暂时未动。

我的祖父文化素质较高，古诗词写得不错，八行书更是为人们所称道。父亲与叔父也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因此，我家藏书比较丰富，差不多有整整一间楼房的线装书。祖父五岁时，当地赵氏家族认为近十代以来，族内没出过读书人，大家脸上无光。于是集体出资，供他与另一幼童读书。尽管我家那时赤贫，祖父却在一大山中的寺庙内，静心研读了十三年私塾。在那个时代，可谓是饱读诗书了。

母亲说抄家虽然搬动了这些书，但总体数量未见明显减少，是否有人拿走了什么，她心里并没底。

抄家的在抄我家屋子的同时，也搜查了我家的几户农民邻居，因为估计我家有可能把东西寄存在他们那里。

遭遇儿童团

抄家过后，有一天，乡政府通知母亲和婶母去开会。据说她们一到乡政府，就同其他地主一道被扣押起来，要他们继续交待隐藏的财物或枪支等。

快到中午了，母亲、婶母还未回，家里无人做饭，几个小孩子哭闹起来，无论我怎样哄骗都不能使他们住嘴。于是，我决定去乡政府找母亲，弟妹们也非要跟着我去不可，谁也不肯留下来。当时我刚满十二岁，他们七个更像楼梯格子那样，一个比一个小。

乡政府距我家约四华里。在我费了很大的劲，领着这群鸦鸦物摇摇晃晃快到乡政府时，突然，桥边的宝塔后跳出一伙儿童团来。他们都是年龄与我相近或稍大的男孩，二话不说，他们威风凛凛地挡住了我们的去路。我数了一下，他们一共十二个人。另外，还有一个青年民兵拿着鸟铳站在不远处，他没近前，只不过时而望望我们而已。当时学校已有少先队，各乡另成立了儿童团，担负一些站岗放哨，监视地主，盘查行人的工作。

一儿童团问我：“你们家在哪里？现在去哪里？是不是地主崽子分散偷运剥削财物？”他大概比我大两三岁，我猜他是团长。

我回答：“我们是万宜堂的，我祖父是地主，但我们不是。现在去乡政府找母亲，我们没偷运剥削财物，不信请你们检查。”

检查时他们将我挂在胸前的两支钢笔，弟妹们口袋里的小手帕，玻璃弹子都搜了去。

检查过后我对团长说：“那些小东西算不上剥削财物，请还给我们。”

他说：“你爷爷是我们乡的大地主，你们全家大小吃的、穿的、用的、玩的都是剥削来的。所以，刚才从你们身上搜出的那些东西也是剥削财物，我们都要没收！”

我发现几个儿童团已蹲在地上玩刚得到的玻璃弹子，看来要把东西全部要回是不可能的，于是我说：“别的东西就送给你们玩算了，那两支钢笔可一定要还给我！那是我为共产主义革命，为新中国建设事业而学习的工具。”我拉拉頸上的红领巾，拍拍两条红杠的臂章继续说：“我是少先队中队长，革命的小学生，和你们一样，也是新中国的小主人，你们不能将我当地主看待！共产党许多高级干部家里也是地主，就是这次来的土改工作队，也有地主家庭出身的同志，难道你们也要把他们身上的东西没收？”

他见我说得理直气壮，态度有所缓和，只仍不肯把东西还我。说：“你是学生，我没读书，讲不赢你。不过我和你一起去乡政府，看土改工作队的同志怎么说。”

其他儿童团留在原地，团长与我们一道前往乡政府。到乡政府大门口时，我交待两个较大的妹妹，带着另外五个小的在门边等，让我先进去办事。

我和他进入一间坐满了人的大厅，那里正在开会，一干部模样的人正在作报告。儿童团长走近他身边低声说：“刚才我们在一个地主子弟身上搜到了两支钢笔，你看这事怎么办？”

此人似乎对打断他报告有些不快，挥挥手说：“去去去，你们儿童团想怎么办就怎么办！”接着又开始了他的报告。

儿童团长得意地朝我看了一眼，转身朝外走了。我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再打断那人作报告，向他申诉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加之牵挂大门口的弟妹们，无可奈何地，我只好离开了。

见到母亲后，我没提钢笔的事，怕她生气。只告诉她弟妹们哭肚子饿，我不知道怎样做饭。母亲说她等会儿会求干部，让婶婶先回家，她一个人留下来受审。如果婶婶下午还没有回，那么，我就得去找贵云大爷和邻居们帮忙。母亲也匆匆教了我如何做饭，她说：“只要能把饭煮熟，菜的问题好办。万不得已时，盐水和生辣椒也可配饭。”

回家过桥时，儿童团长兴高采烈地对我说：“经大家讨论研究，决定将你两支钢笔全部没收！”我想他肯定得到了一支。接着他又装出严肃的表情说：“据我们调查，你家里还有许多钢笔，希望你主动交出来，如再被我们搜出，就证明你和地主家庭没划清界线！”

我有一种“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的感觉，不发一言，领着弟妹们，加快脚步走了。十年后这位儿童团长当了公社党委书记，有一次，他对我当小学老师的妹妹说：“当时你们的衣服那样光鲜漂亮，如果不是怕家里的大人责备，我们真想把你们的衣服也剥下来呢。”

审讯母亲引起的风波

土改时的斗争会，一般有两种情况：运动初期斗恶霸地主，后期斗一般的地主。斗恶霸地主主要是控诉他们欺压农民的罪行。斗争过后，这种人多半会被枪毙。不过斗争时很少打他们，充其量被情绪激动的控诉者，扇几个耳光而已。而后期斗一般的地主时，暴力行为反而多多了。因为大多数地主不会主动交出隐藏的金银细软，为了撬开他们的口，採用了各种各样的肉刑。最轻的是用带刺的树枝抽打他们，其余常用的则是灌辣椒水，坐老虎凳，踩杠子，吊半边猪等等。受刑最多的通常是那种财产不多，钱看得重的小地主。他们常被打得大小便失禁，九死一生。

那时，参与斗争会的群众都斗志高昂。他们以为从地主那里没收的金银，也会作为农民的胜利果实来分配，所以，在提供线索，追查搜缴“赃物”方面都积极万分。我猜，他们后来大概有些失望，因为那些金银全部都上缴了国库。

这天下午，轮到审讯我母亲了。民兵队长扬起一束荆棘，要她赶快交待仍然隐藏的金银珠宝在何处，否则就叫她受皮肉受苦。母亲素来是个敬老扶幼的人，平常村里的人都十分敬重她。眼看那荆棘就要落到她的身上，围观的群众突然抗议起来。他们说民兵队长执法不公，居心不良。对本村的顽固地主不动刑，对外村的开明地主反而动粗。结果，民兵队长扬起的荆棘没敢打下来，对我母亲的审问也就无法继续下去了。这位队长住在该乡的一村，我家是七村。当晚，七村爱打抱不平的群众又鸣锣集合前往乡政府，抓住民兵队长暴打了一顿。

 区政府以为是地主暴动，次日清晨派了大队解放军到七村抓人。抓走了十多个青壮年农民。这批人被送进牢房时，每人背上被步枪枪托狠狠地撞击了一下，作为“下马威”。

后来经区政府审查，这批人是清一色的贫雇农。他们的行为不属于地主暴动。是阶级觉悟低，地方主义、宗族主义作怪。在牢里受了半个月的罪，最后被全部释放回家。有几位背上受伤较重，在家里吃了一段时间的草药。

从群众闹事那天开始，乡政府即停止了对我母亲的讯问。因乡亲们的支持与理解，我母亲得以轻松过关。从此再未有谁来追查我家是否还隐藏财物，直到文革期间红卫兵上门大抄家。

扫地出门

 有一天，我从寄宿的学校回到老家“万宜堂”，发现已物是人非。不见母亲、婶婶同七个弟妹的身影，原先居住的房屋已为一个供销社和一所小学占用。向邻居打听才知道，半个月前我家已被勒令搬出老屋。并且一分为二，婶婶搬到毗邻老长工贵云大爷的三间茅屋内；我母亲则搬到另一处地方，是单独的三间茅屋。

母亲告诉我，他们搬家时只带了少量的换洗衣服与食物。傢具、炊具、床上用品、书籍、粮食全部留在了老屋里。总之，他们不过穿了身上的旧衣服，净身出户了。我们当地主时拥有的一切，均已交给了政府。这在当时就叫“扫地出门”。现在我们用的家具、炊具、被帐及其他一切生活用品，都是贫雇农用过的旧物。另外，带出的食物早已吃完，已找邻居借了不少粮食，蔬菜也是别人送的。母亲担心，如果我的父亲不能及时寄钱回乡，她真发愁以后的生活怎么过。当我问那楼房书的去向时，她说：“谁拿走了那些书我不清楚，也不便去问。对《说文解字》、《资治通鉴》、四书五经这类的老书，乡干部和贫雇农不会感兴趣，估计都被当废纸处理了。”

从母亲口中我得知，包括我在内，回乡的十口人共分了四十二担谷田，约合十亩零五厘。田的质量较差，都是靠近山麓的天水田，干旱时难以灌溉；并且分散在好几处地方，不便耕作。与我家过去房屋周围，水旱无忧的良田相比，差得很远。

她忧虑地说，“你祖父过去在长沙金融界也算小有名气，近两年不知为何一而再，再而三地逆势操作，犯了金融投资的大忌。前年别人都把金圆劵换成金条、银元，他老人家却用银元买金圆券，结果亏得一塌糊涂。去年初那些有钱人唯恐逃不出中国，他却从香港浩浩荡荡返回来；这次土改乡下有点门路的地主都往城里跑，他却叫久居城市的我们回到故乡。他原以为这样可以保住部分房屋和良田，结果他的这个想法也落了空。我真希望他对政府的信任是正确的，但愿政府今后能够善待所有的老百姓，善待我们这些人……”

我那时对她的说法并不很理解，天真地认为她的担心是多余的。毛主席、共产党英明伟大，全心全意彻底为人民大众服务。我们只要转变立场，与工农们站在一起，前途肯定是一片光明，生活只会越变越好。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在外公家的见闻

 我母亲的娘家，即外公家，在一座很大的清代民居内，叫做“亦吾庐”。正厅堂上挂着一块“此邸廉辉”的匾，是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赠送的。屋子的周围修有高大的城墙，城墙上可并排走四匹马，四角均有箭楼。墙内有一块足球场大的操坪，两口可养鱼的大水塘，两眼水井，前花园较小，大概一亩左右，后花园很大，至少在十亩以上。究竟有多少间房屋，童年的我搞不清楚，只知道很大很多。一九四九年国民党军八十七师的整个师部，连同它的警卫连、输送连，都借住此地，谁也没感到拥挤。土改前我的学校和区人民政府也都设在这里，土改开始后才迁出去。

这座房屋是我外公的祖父所建，他是搬运工人出身，后因经商而致富。土改前“亦吾庐”住的三十六户人家全是他的子孙后辈。其中已有三四户没落成农民，其余多数仍是地主。我除了知道外公及另外两户邻居的一些情况外，对其他住户，则不甚了解。

外公抗日前在邵阳市经商，家境相当富有。抗战中，在日寇的烧杀抢掠中家产损失惨重，到抗战胜利后，他已基本上破产了，只能靠出租少量土地和教私塾为生。土改中外公虽被评为地主，但当地的干部与农民都知道他身上已没什么油水可捞了。因此，外公属于那种少数完全没挨斗的地主。我猜，也许因为我有个舅舅和姨妈是当解放军的，当地农民对外公家多少有些照顾吧。土改只是使外公的土地数量减少了一点，其余一切均原封未动。

外公左边的邻居我叫敏外公，土改初期就被区政府抓到牢里去了。有次我见他中途被押回家，带着一付铁手铐，这使我感到新鲜。因为以前犯人都用棕绳五花大绑，我是头一次见到手铐。他被押回的那天，乡政府当天请了许多人，用水车将敏外公屋后的那口水塘排干，从淤泥中把一支马牌手枪找了出来。

敏外公土改后期逃亡到了外地，据说在湘西某个小地方当了医生。他家的情况比较惨，有个儿子土改多年后仍在当乞丐。

外公右边的邻居是十外公，他在外祖父一辈中排行第十，故得此名。与敏外公一样，他也是我外公共祖父的叔伯兄弟。他家的情况就更悲惨了。他儿子是国民党军队的炮兵团长，在抗战中阵亡。十外公为人相当厚道、豪爽、坦率，很有人缘。土改前区政府仍在“亦吾庐”时，我看到他同那些区干部关系很好。一些人经常在他家说说笑笑，非常随便、亲热。可是，就是他，在土改中被拉出去枪毙了。他并非恶霸地主，为什么遭此厄运呢。我问外公，“十外公究竟犯了什么错而遭死罪呢？”，外公说，“他什么错也没犯，只听说他骂过有的干部是流氓地痞，就此而已。”

后来我和母亲谈起这件事。母亲说，十外公被镇压的表面原因是骂了政府的干部，其实，真正的原因是因为他在当地的名声和影响力。十外公剽悍尚武，曽率领宗族子弟与周围民众打过北兵，打过日本鬼子，在当地很有威望和号召力。这样的地主不除掉，有些干部是睡不好觉的。

                                             观看镇压反革命

 土改和镇反期间，各地大开杀戒。我们学校靠近区政府，所以经常有机会看到处决犯人。处决方式有两种：由区干部用手枪打脑袋，这通常是处决个别犯人，行刑地点不固定；多数情况还是区中队的战士用步枪行刑，将犯人押往一个叫斜溜坪的地方枪毙。斜溜坪是公路边上的一处乱坟岗，它靠公路的一面坡比较平缓，上面长满了草皮，距离我们学校只有一里多路。

从前湖南民风强悍，人们崇尚勇敢、不怕死、敢作敢为的精神。还以所谓“值价”为自豪，即当死亡不可避免时坦然面对，不给行刑者找麻烦。反正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有什么好怕的呢？所以那段时间的死刑犯，除个别伤病者要用簸箕抬到刑场以外，其余的都自己爽快地走向刑场。很少有拖拖拉拉，畏缩不前的。有的边走边喊苍天，也有人呼喊口号，或继续进行反动宣传。不过那时新政权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这些人的行为并没有造成多大的负面影响。

五一年的春天，区里准备要枪毙十三名反革命分子。我们参加公审会后继续游行到斜溜坪附近，有组织地集体观看镇压反革命。我们班的同学排在队伍最前面，离刑场只有四五米远。在我们高呼“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时，这些死刑犯被押了过来。其中一个死刑犯，是个三十出头的汉子，他回头笑着对我们说：“同学们！只要你们的毛主席有一万岁，共产党有一万岁，我们死了也没有什么关系。”过去犯人喊天、呼口号、讲俏皮话，都是面向所有围观的人。而这一次，这个反革命却只专门向我们小学生喊话，这令老师和同学们都感到有些意外。

这十三个犯人在行刑处顺从地跪下，每人背后站着一个端枪的解放军。行刑前一个解放军回头望了望我们，大概是觉得离我们太近，他命令犯人站起来往前再走了几步，然后重新跪下。尽管如此，枪响时我仍然觉得有溅起的泥土落到我的头发和衣领里。

也许是见得太多，习以为常，自那以后，我再也无兴趣去看处决犯人。

我家重新沦为乞丐

 五十年代初，邮政事业比较落后，如果想向穷乡僻壤汇款，那是相当麻烦的事。在城里做工或经商的人，常要靠熟人把钱带回乡去。土改没收了我家中原有的粮食与金钱，城里的接济一时又跟不上，母亲、婶婶等人的生活于是有了很大的困难。找周围邻居借，也不是办法。因为除去我这个在校寄宿生，家里还有九张嘴要吃饭，谁会有那么多的余钱剩米借给我们？

那时愁眉不展走投无路的当然不止我们家。母亲和婶婶惊讶地发现，昔日的地主们突然一夜之间成了乞丐。他们纷纷扶老携幼，提着讨饭篮子，拿着打狗棍，畏畏缩缩地沿门乞讨起来。那时乡村中还盛传着：地主不讨饭，就说明没彻底打倒，还得继续清算斗争。为了解决眼前的生存问题，母亲同婶婶也领着弟妹们，走上了讨饭这条路。

常言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祖母那辈人是乞丐变财主，现在，我母亲这辈则又由财主变成了乞丐，之间的时间正好相差三十年。

见到这些乞食的地主，尤其是那些年轻漂亮的地主女性成了最底层的人，有些人心里觉得蛮舒服的。他们说，共产党来了，世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农民们确确实实大翻身了。不过，大多数农民对这些乞讨者还是相当同情的。给他们施舍后往往会安慰、鼓励他们一番。说风凉话，恶语相向，甚至骚扰他们的情况，还是很少发生的。

母亲和婶婶每天都会满载而归。有时人们施舍的东西太多，以致她们扛不动。有些与我家沾亲带故的农民，甚至放鞭炮迎接她们。母亲与婶婶除了白天出门讨饭，晚上还会有人偷偷将各种生活物资放在我们家门口。每天清晨打开大门，她们都会发现别人晚上送来的粮食、蔬菜、衣物。所以，没有多久，她们与我的弟妹们又可以说是丰衣足食了。这种情况引起了当地政府的重视。有天晚上乡长带领一队民兵，对我家仔细作了搜查。第二天他向上级汇报时编了几句顺口溜：

油坛里有油，

盐坛里有盐，

红薯吃不完，

地主生活依然好得很！

多亏我们湖南高温多雨，农作物一年四季均可生长。大约在当年春收作物收获后，这股大规模的地主讨饭风，才逐渐停了下来。我母亲等人那时也不用再出门去乞讨了。

永远的心痛

一九五一年上学期我小学毕业。放暑假不久，我与大妹，婶婶的大女儿，三人一起被贵云大爷送至衡阳，准备从那儿乘火车回长沙。土改期间，我这两个妹妹无论衣着还是外貌，都改变了不少。刚一进衡阳城，就被街上的小孩好奇地围着看，朝她们唱起民谣：“乡里妹子进城来，乡里妹子没穿鞋……”他们当然不知道，我们过去居住的昆明、长沙比他们的衡阳大得多。为了赶开这些讨厌的围观者，我不时要握紧双拳，装出一付要打人的凶相，吓唬他们。贵云大爷将我们送到一亲戚家，那亲戚替我们买了火车票，第二天贵云大爷回乡下，我则领着两个妹妹到了长沙。

回长沙不久，我以优异的成绩，先后考取了三所最好的中学。这使向来器重我的祖父，高兴地笑得合不拢嘴。当时父亲开了一家茶叶土产行，把茶运到西北各省去卖。店子规模不算太小，不包括我们家人和厨房工友，每餐仅为店员和客人们就得开两桌饭菜。两个月后，母亲、婶婶等人也回到了长沙。经历了战乱和土改，一家人总算再次欢聚在一起。

当时国民经济恢复的形势似乎很好，我们一家的生活也还不错。无论是对国家还是对个人前途，大家都充满了信心。谁也没有把土改遭受的损失放在心上。相反，我们在乡下那些尴尬的经历，倒成了祖父他们谈笑的资料。他们故意取笑我说：“你从小争强好胜，怎么变得那么老实，两支钢笔也被儿童团抢走了？”“你母亲他们要饭，你怎么不参加？是不是怕碰上女同学？”

然而，时间不长，我们一家的笑脸就变成了哭脸。首先是父亲觉得政府对私营工商业的限制越来越多，生意越来越难做，他的茶叶土产行最后只能关门大吉。接着是三反、五反运动，父亲这个私营商店经理，免不了成了“五毒俱全”的“老虎”嫌疑人。与此同时农村又搞土改复查，母亲与婶婶只得领着弟妹们再次回乡去面对它。我家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未能象在土改运动中那样顺利过关。运动后期，牵涉到一宗无中生有的案件，父亲被判四年徒刑(后来由于大水冲走了判决书，结果在牢里呆了五年）。祖父忧愤交加，一病不起，拖了两年去世，享年六十三岁。

三反、五反过后，我家经济状况一落千丈。六十多岁的祖母帮着街道小厂纺起纱来，叔父在工厂拉起铜丝来，而未成年的我则要帮人推板车，或挑着担子走街穿巷贩卖小菜。母亲他们在乡下除了从事力所能及的农业劳动外，还得靠帮人缝制衣服，编织毛线衣帽等手工活为生。土改复查后，婶婶带着她的儿女重新回到了长沙。母亲因父亲仍在狱中，我的小弟弟刚出生不久，她怕在长沙生活无着，就暂时留在了乡下。谁知这一选择，却给她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五六年规划专政对象，她莫明其妙地被戴上了地主分子帽子。从此她只要一离开生产队都得请假，不准迁回城市，更不准在机关、学校居住。失去了自由，失去了尊严，成了一个没有丝毫政治权利的贱民。我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土改只定祖父为工商业兼地主成分。也就是说，这个成分只算是我母亲的家庭成分。按照政策，是不能根据家庭成分定地主分子的。如果我家要定分子，也只能定我祖父母。实际情况是祖父母未定，父亲、叔父未定，仅把地主分子帽子戴在我母亲一人头上。而她在我们这个大家庭中完全是处于从属地位，对家产没有任何支配权。这种搞法当地不少群众也认为非常不合理，他们都说，如果我的母亲没有得罪个别干部（美丽的母亲曾严正拒绝某干部的调戏），她绝对不会有这样凄惨的遭遇。

根据当时的政策，我这个工商业兼地主的大家庭中，一共十六口人（解放后新生了两个），唯一的阶级敌人是我母亲，其余人尚可勉强算在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民范围内。我认为这个事情实在太离谱。参加工作后曽多次向组织上提出这个问题，希望将此作为个别错案加以纠正 —— 因为工商业兼地主可以不定分子。但是，我的申诉一直未被理睬。相反，我还差点被戴上为阶级敌人翻案，坚持反动立场，地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之类的帽子。

经过二十年的漫长岁月，我始终未能为母亲讨回公道。一九七六年春天她老人家去世，死于一个黎明前的夜晚，只活了五十八岁。没等到胡耀邦来为她摘帽。这不能不是我永远的心痛。

母亲年轻时光艳照人，土改时虽已年过三十，岁月似乎仍未褪去她的美丽。我原以为“自古红颜多薄命”只存在于专制社会，没想到在解放后的新中国，依然还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