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们如果对衣着感兴趣些，也许他们会安份一点，不至于千方百计争取社会的注意与赞美，为了造就一己的声望，不惜祸国殃民。

　　“服饰之美”是人类永恒的话题，正如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不分男女老少也。服饰
虽小，却也能见出文化之背影，可谓小中有大矣。

　　中国古代对服饰非常讲究，其讲究倒不是因为漂亮与否，而是权力地位之象征。譬如春秋战国时，官员着狐裘有“天子狐白，诸侯狐黄，大夫狐苍，士大夫狐羔”的明令，其时以白狐为王者服。明朝朱元璋制定了“一品玉带，二品花犀，三品金花，四品素金，五品银花，六七品素银，八九品乌角”的详细规定。清朝官员的服饰等级鲜明，尤其是文武官员的冠顶和补服都有严格的等级区分。

　　服饰的进步是随着民主思想的传播而进步的。

　　在近代，西装开始穿在中国人的身上。本来“穿衣戴帽各随所好”，但在中国文人眼中，西装居然俗不可耐。“五四”一代的作家，虽属相当“西化”的文化人，但说到西装是个个摇头。1928年6月，诗人徐志摩去美国，在邮轮上给陆小曼写信，其中专门说到西装的坏处：“脖子、腰、脚全上了镣铐，行动感到拘束，哪有我们的服装合理，西洋就是这件事情欠通。”而随笔大家林语堂在《论西装》的文章里对西装更是大力挞伐，林语堂将穿西装者分为以下几类：(一)“在要人中，惧内者好穿西装。”(二)“满口英语，中文说得不通的人必西装；或是国外骗得洋博士，羽毛未丰，念了三两本文学批评，到处横冲直撞，谈文字，盯女人者，亦必西装。”(三)“洋行职员，青年会服务员及西崽一类”。(四)“月薪百元的书记，未得差事的留学生，不得志的小政客等”。(五)“华侨子弟、党部青年、寓公子侄、暴富商贾及剃头大师傅等”。笔墨中满是辛辣的嘲讽。

　　张爱玲在《童言无忌·穿》说到：“服饰色彩的调和是一件大有讲究的事。西洋色彩中有‘对照’与‘和谐’两条规矩。用粗浅的看法，对照便是红与绿，和谐便是绿与绿。殊不知两种不同的绿，其冲突倾轧是非常显著的；两种绿越是只推扳一点点，看了越使人不安。红绿对照，有一种可喜的刺激性。可是太直率的对照，大红大绿，就像圣诞树似的，缺少回味。中国人从前也注重明朗的对照。有两句儿歌：‘红配绿，看不足；红配紫，一泡屎’”。张爱玲谈及另一位小说家张恨水先生时，说张恨水先生的理想可以代表一般人的理想———他喜欢一个女人清清爽爽穿件蓝布罩衫，于罩衫下微微露出红绸旗袍，天真老实之中带点诱惑性。

　　服饰美虽然不分男女，但男人终究不太好意思在服装上大张旗鼓地搞出太多的花样，虽然有论者说，男人们如果对衣着感兴趣些，也许他们会安份一点，不至于千方百计争取社会的注意与赞美，为了造就一己的声望，不惜祸国殃民。但服饰美还是成了女人的专利，在这个世界里，女人的服饰色彩缤纷，花枝招展。每个女人都居住在自己的衣服里，她们的穿着打扮抵御了外在世界的冥顽和凶险。然而服装同时也可以成为一种禁锢，局限了女性的想象力与欲念。

　　法国著名作家阿纳托尔·法朗士曾经说过：“假如我死后百年，还能在书林中挑选，你猜我将选什么？……在未来的书林中，我既不选小说，也不选类似小说的史籍。朋友，我将毫不迟疑地只取一本时装杂志，看看我身后一世纪的妇女服饰，它能显示给我们的未来的人类文明，比一切哲学家、小说家、预言家和学者们能告诉我的都多。”确实如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人类服饰史，其实就是一部感性化了的人类文化发展史。服饰观念的背后包含着思想、文化、历史、时代、心理、审美等诸多印痕。

　　莎士比亚有一句名言：“衣裳常常显示人品”，又有一句：“如果我们沉默不语，我们的衣裳与体态也会泄露我们过去的经历”。在时光机器驶入21世纪时，服饰已成为时尚的一种象征。服饰不再是御寒之物，它溢出实用之外自成一派。我们可以发现，服装不仅仅是服装，它也是一种意识形态。故学者王怡先生有云：“从一个国家领导人的服装也许可以看出一个社会的开放程度。当领导人的穿着不再具有强烈的政治意味时，就标志着领导人身份的‘世俗化’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