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康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天气阴沉，中午12:30，美国第三十五届总统肯尼迪在乘车经过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迪利广场西北側的榆树街时遭枪击，中了两枪，半小时后身亡。坐在肯尼迪前面的德州州长康诺利(John Connally)也受到重伤，但活了下来。受嫌刺客奥斯瓦尔德(Lee Harvey Oswald)在逃跑时打死了警官梯皮特(J. D. Tippit)，但终于被以麦克唐纳(Maurice McDonald)为首的几个警官于下午1:48左右抓获。副总统约翰逊的轿车在总统车队中位于肯尼迪专车兩辆以后，在枪击中约翰逊安然无恙，两个多小时后，他就继任了美国总统。奥斯瓦尔德否认他刺杀了肯尼迪，声称自己是替罪羊(Patsy，这个词还有个意思是“容易上当的傻瓜”)。仅两天后，奥斯瓦尔德在转狱中被达拉斯一家夜总会的老板鲁比 (Jack Ruby)于众目睽睽下枪杀。历经十个月调查后才得出的报告中声称，刺杀肯尼迪是德克萨斯州教科书仓库的雇员奥斯瓦尔德一人所为，与任何组织都没有关系。美国人普遍不相信这个结论，认为有人搞了阴谋，欲盖弥彰。有关肯尼迪遇刺的各种猜测有至少36种之多。枪杀奥斯瓦尔德的鲁比先是判了死刑，后来判决被推翻，法庭正准备于一九六七年二月重新审理他的案件，但鲁比却于一九六七年一月三日死于肺栓塞。有关肯尼迪遇刺的英文书籍和文件多如牛毛，电影也有好几个。然而，网络上与之相关的中文材料并不全面。我就没有找到捕获奥斯瓦尔德的全过程。我的很多中国朋友根本不知道梯皮特是谁。不久前，我参观了位于教科书仓库大楼六楼的肯尼迪遇刺纪念馆，并阅读了一些有关刺杀的材料和推论，以及唯一在两个枪杀现场都进行过采访的记者Hugh Aynesworth直到二零零三年才出版的反阴谋论的著作Breaking the News。现在，特将我的总结和分析拿出来与大家分享。

且不说肯尼迪是谁枪杀的，枪是从哪里放的；有人曾经从德克萨斯州教科书仓库大楼六楼窗口向总统轿车上的人开枪，这是不争的事实。开枪之处在大楼临街一角。 似乎是奥斯瓦尔德利用工作之便，在那里用许多纸箱堆积了一个“狙击手的巢穴”(Sniper’s nest)。这巢穴外人看上去就是一堆纸箱，但枪手可以在其中安心行事。博物馆已将这个角落用玻璃墙隔开，既可以让参观者看见，又能够维持原样。透过玻璃，可以清楚地看到楼外的街道。枪击的目标并不遥远，在百米以内。然而，在现场找到的奥斯瓦尔德那支手动步枪，6.5×52mm意大利造卡尔卡诺M91/38，是一种老破枪，虽然配有望远镜瞄准器，联邦调查局的神枪手在模拟实验中却没有一个能用它击中目标。

更大的疑问：枪手为什么要等到总统的敞篷轿车从休斯敦街转到榆树街后才开枪？轿车在休斯敦街行驶时是面对枪手开来，虽然略微远些，但相对运动要慢些，目标更稳定，更容易击中。转到榆树街后，总统的轿车与教科书仓库大楼平行，虽然近了几米，车速也降到每小时十英里，但对枪手来说，目标在榆树街上移动还是比在休斯敦街移动得快些，又有树木遮挡，更难击中。

可以解释说：枪手错过了机会，但我认为另有两个更大的可能性。一是投鼠忌器。因为肯尼迪坐在德州州长康诺利后边，总统轿车面对枪手开来时，如果他想射杀轿车上两个人中的任何一个，都可能会击中另外一个。如果他想避免误伤，就必须等到那敞篷汽车与他平行后再开枪。何况，总统轿车后面不远，还有副总统的轿车。结果，总统和州长还是双双被击中了，但这不一定是位于此窗口的枪手一人所为。有现场证人听到枪声从不同方向传来，也有专家分析录音，认为共有四声枪响，但楼上枪手只开了三枪。第二个可能性是枪手不只楼上一个，至少还有一个埋伏在碧草丘(Grassy Knoll)后面，对转到榆树街上的轿车可以进行交叉火力射杀，增加命中系数。有位聋哑见证人就看见了这个枪手。详情容我后述。

肯尼迪身中两枪，一枪击中颈部，一枪击中后脑勺，鲜血和脑浆喷涌出来，溅撒在后车厢和车上同行人员的身上。肯尼迪瘫倒在座位上，瘫倒在夫人身旁，死难前未能发出一语。如果他仅仅是被楼上枪手击中，子弹从背后打来，他应该朝前扑倒才对。但肯尼迪最终是朝后倒下。所以，第二颗击中他的子弹一定是从他前面射来的，而碧草丘正是他右前方能够隐藏枪手之处。州长康诺利后背、肋骨和手腕都受了伤，他曾大喊：“不，不，不。他們要把我們全都杀死！”(No, no, no. They are going to kill us all!) 州长夫人让康诺利躺在自己的大腿上， 並尽力捂住他的伤口。医生说这一措施挽救了州長的生命。人之将死，其言也真。他喊出的这句话耐人寻味：一连串的“不”在那种情况下，与其说是否定别人，不如说是表达自己的惊诧或者是在否定自己以前所相信之事。“他们”是泛指，还是特指？“我们”又是指谁？“全都杀死”是什么意思？假如说他知晓原计划只要杀死一个人，因自身中弹而吃惊，才大喊“不，不，不”，这种解释是否合情合理？

司机听到枪响后，停顿了一下，随后立即踩油门，飞速驶离迪利广场，沿高速公路开往四英里以外的医院(Parkland Memorial Hospital)，几分钟后到达。先抬下车的是州長康诺利，然后才是总统肯尼迪。康诺利获救，又活了30年，直到1993年夏才去世。但肯尼迪的心脏机能于下午1:00完全停止；克拉克医生(Dr. Kemp Clark)宣布总统死亡。由于后脑被打掉那么多，一位參加抢救的医生表示：“我們从未对挽救他的生命抱有任何希望。”为肯尼迪做最后仪式的牧师告訴《纽约时报》的记者：“其实，总统在赶到医院之前就已经离世了。”下午1:38，肯尼迪逝世的消息得到正式公布。随即，未经达拉斯验尸官做尸检，肯尼迪的遗体就被送上空军一号总统专机，运往首都。这是违反德州法律的，但情况特殊，谋杀案已由联邦调查局接管。

更为特殊的是，约翰逊決定提前宣誓就职。他立即找到了誓词，又把他家的好朋友、德州的地方女法官休斯(Sarah T. Hughes)找来主持仪式。约翰逊名符其实地在肯尼迪尸骨未寒之际，于当天下午3:38，也就是在宣布肯尼迪逝世后两小时，就急不可待地在飞机上继任了总统。肯尼迪夫人惊魂未定，但她应约翰逊要求站在他身旁参加仪式。她那粉紅色套裝上仍沾有肯尼迪的血和脑浆。她在悲哀和恍惚中看到自己丈夫原打算在下届竞选中甩掉的搭档成为美国第一个，也是唯一的由女法官主持宣誓就职的总统。然而，在如此严肃而悲哀的场合，德州的国会议员汤姆斯(Albert Thomas)竟然对约翰逊挤眼一笑，被摄影机纪录下来。

枪击发生后，警察立即去搜查教科书仓库大楼。奥斯瓦尔德在二楼午餐室和急匆匆冲入大楼的达拉斯警官贝克(Marrion Baker)迎面相撞。贝克用枪指着奥斯瓦尔德，问大楼经理楚利(Roy Truly)：“你认识这个人吗？他在这儿工作吗？” 楚利答：“是。” 贝克遂放行。奥斯瓦尔德买了一瓶可乐后，于12:32走出大楼。从开枪到他出门，只用了两分钟，他的行动急而不乱，举止从容不迫。大约1:15，奥斯瓦尔德回家后，穿了件外衣，带上手枪，又出来。他走到离家一英里左右一破烂住宅区时，碰到梯皮特警官开着他那辆63年的福特车出巡。梯皮特可能在收音机上听到了总统遇刺的消息，奥斯瓦尔德的容貌符合刺客的形象，梯皮特便拦住他询问。奥斯瓦尔德掏出左轮手枪，连发数枪，把梯皮特当场击毙。有数人目击枪杀，还有个出租车司机(William Scoggins)甚至听到奥斯瓦尔德嘟囔：“可怜的笨蛋警察！”后来尸检验明，有三发子弹击中胸膛，一发击中太阳穴。目击者报警后，警察立即赶来搜捕杀人犯。奥斯瓦尔德最终跑进杰弗逊街一家影院，混入正在看日场的观众中坐下。几个警官围过来，与奥斯瓦尔德搏斗一番，将其制伏，但当时并不知道他是枪杀总统的嫌疑犯，这时还不到1:50。奥斯瓦尔德走出大楼的行为与他后来走出家门的行为，似乎判若两人，难怪有人认为他根本不是楼上的枪手，他是在听到总统遇刺的消息后才开始明戏，却不知如何是好。当然，这只是猜测。

奥斯瓦尔德(1939年10月18日 – 1963年11月24日)是遗腹子。十八岁以前，随着母亲多次搬迁，性格内向，脾气乖戾。他喜欢阅读，十五岁左右，自称信仰了马克思主义。他高中没念完就辍学，后来在海军陆战队短期服役，成为不错的射手，但远非神枪手。他因羞涩和亲苏而与众人疏远，还因打架而受到军事法庭审判。在服役期间，据称他通过阅读军队订的《工人》杂志自学了基础俄文。一九五九年十月，他以“生活艰苦”要照顾母亲为理由得以提前退役，在家呆了仅一天就乘船去了苏联。一到美国驻苏联使馆，他就宣称放弃美国公民，要求在苏联居住，这当然受到苏联欢迎。他被安排去明斯克市地平线电器厂当车工，配给住房，并享有其它特殊待遇。对他这些公开的经历，许多人提出了各种疑问。我想指出，没有人教，仅靠阅读就能学会俄语，对讲英语的人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他是语言天才，而奥斯瓦尔德连英语成绩都不好。

一九六一年初，他与十九岁的药理学生玛丽娜•普鲁萨科娃结婚。一九六二年六月，他携妻带女回美国，住在达拉斯市。对一个反叛过祖国的人，移民局竟然没有跟他找什么麻烦，也令人费解。奥斯瓦尔德做了几种工作，每种做的时间都不长。据称，他还曾于一九六三年四月十日试图刺杀沃克将军( Edwin Walker) 。他在沃克家餐厅外约30米处向他开枪，但子弹打在窗棂上，只伤了沃克的臂膀。这么近，打几乎静止的人，却没有命中。如果肯尼迪真是他枪杀的，他的枪法怎么会在九个月内提高了那么多？当时，警察并没有怀疑到奥斯瓦尔德，这是在调查肯尼迪刺杀案时的“意外收获”。沃克曾在西德北约最高统帅手下指挥第24步兵师，因散发右翼传单而被肯尼迪总统于一九六一年解职。退役后，他曾竞选德州州长，输给了康诺利。沃克激烈反共，这广为人知。奥斯瓦尔德的步枪据分析就是为刺杀沃克而化名邮购的，但这也令人不解，因为他本可以用现款轻易买到各种枪支，好得多的枪，都无从查找。为什么他偏偏要邮购？虽然用了假名，但他不可能不知道，那是非常容易查明的。他真是像他自己后来所说的那样，是个“傻瓜”。刺杀沃克未遂后，奥斯瓦尔德去新奥尔良找了个工作，干了四个月。他开始关注卡斯特罗和古巴问题，并因散发传单和反对卡斯特罗的古巴学生发生冲突而遭逮捕。他还企图借道墨西哥去古巴，但因文件不齐而未成行。

奥斯瓦尔德回到达拉斯，教科书仓库大楼经理楚利于一九六三年十月九日雇他当临时工，在六楼铺地板。奥斯瓦尔德被捕后，对警察、记者、亲人一口否认刺杀总统的指控。他母亲始终坚信他是政府的谍报人员，是在代人受过。两天后，十一月二十四日上午11:21，在押送奥斯瓦尔德从警察总署到附近监狱的过程中，夜总会老板鲁比在那么严密的防范下，竟然得以带枪混入其中并冲出人群，打了奥斯瓦尔德一枪，整个过程均发生在摄影机前，令电视机前的千万观众震惊不已！这是美国人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杀人实况。奥斯瓦尔德立即被送往抢救肯尼迪的同一所医院，但那颗子弹切断了他腹部的大动脉，抢救无效，他在肯尼迪去世48小时7分钟后死亡。

疑问：如果奥斯瓦尔德是因为意识形态不同，或仇恨权威，或为了出名而刺杀肯尼迪，他成功了，为什么要否认自己的行动呢？为什么还声称自己是替罪羊/傻瓜？似乎另有三个可能性：1）确实不是他干的；2）他个人刺杀的目标并不是肯尼迪总统，而是康诺利州长；3）他确实是要刺杀肯尼迪或康诺利两者之一，而且他是受命行动，必须守口如瓶。第一种可能性不是没有，枪虽然是他的，但也可能是别人陷害他放在那里的。据目击者说，他们看到六楼窗口有两个人。而且从开枪到奥斯瓦尔德走出大楼的时间那么短，还要藏抢，模拟时发现难以做到。枪杀梯皮特警官有见证人，奥斯瓦尔德难逃罪责，原因也许是他醒悟到自己被栽赃了，害怕被捕，才枪杀了梯皮特。第二种可能性足以解释他为什么否认刺杀总统，但不能解释他为什么说自己是替罪羊/傻瓜。况且，他与总统和州长都没有私人恩怨，若是出于政治信仰而行刺，他为什么不杀总统而求其次呢？第三种可能性能够解释刺杀后他所说的一切。他参与的行动规模巨大，他在事后才充分意识到自己的作为只是一项大计划中的一个步骤，所以他说自己是替罪羊/傻瓜。看起来，第一和第三种可能性大于第二种。这两种可能性都意味着还有其他人参加刺杀行动。当然，你也可以说奥斯瓦尔德在行刺后不敢承认了，或者说他是疯子，不可理喻；还可以用其它类似的简单解释来取代任何怀疑和理性的推测。也可以说那些目击者看花了眼。

鲁比被捕后声称他的行动是向全世界展示“犹太人的勇气”，他是为达拉斯市“恢复名誉”，而且说他枪杀奥斯瓦尔德是一时冲动所为，没有考虑后果。随后六个多月，鲁比反复要求与刺杀调查委员会成员直接交谈，直到一九六四年六月才得以和主席沃伦及其他委员会成员面谈，其中包括后来当了总统的福特。鲁比曾数次请求沃伦带他到首都去，因为他担心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安全并声称：“一个全新的政府形式将接管国家，而我知道我不可能再次见到你们。”但沃伦说不能提供保护，拒绝了鲁比的请求。一九六五年三月，鲁比判罪一年后，在一次电视采访中说：“人们还不知道与此案相关的全部事实。世人永远也不会知道实情和我的动机。此案的受益者把我放在这个位置上有秘不可宣的动机，他们永远也不会让世人知道真相。”鲁比死前不久还对劝他道出真相的朋友说：“你了解我，你知道我是个负责的生意人。要不是非那样做不可，我不会那样做的。”尽管人们对他含糊其辞的话有各种评论，有一点无疑，他的行动看来不是一时冲动所为，但他始终没有承认与任何阴谋有关。在他坐牢三年一个多月后，在重审鲁比案之前一个月，鲁比还不满56岁，就在肯尼迪和奥斯瓦尔德去世的同一所医院病亡。由于鲁比这些话和不时之病亡，就连许多坚信刺杀调查委员会所得结论的美国人都开始产生怀疑了。

刺杀调查委员会成立于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即肯尼迪遇刺一周后。约翰逊总统任命大法官沃伦(Earl Warren)为主席，委员会因此得名沃伦委员会。约翰逊还亲自要求六个人担任委员会委员，既有民主党人，又有共和党人。沃伦委员会进行了长达十个月的调查，听取了552位证人的证词和10个机构的报告，但许多证词只有半数委员听取，只有94次听证是在全体委员在场时进行的。一九六四年九月二十七日，委员会发表了近900页调查报告和近17,000页的证词及弹道证明，其结论要点如下：

• 刺杀肯尼迪总统、击伤康诺利州长是奥斯瓦尔德一人所为。

• 没有发现其他人或团体参与了谋杀总统的行动。

• 没有发现奥斯瓦尔德与美国共产党和外国政府及党派合谋刺杀总统的证据。

• 奥斯瓦尔德不是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或任何其它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

• 没有发现奥斯瓦尔德和鲁比相识的证据。

• 没有任何政府官员参与谋杀总统或颠覆美国政府的活动。

• 奥斯瓦尔德是在德克萨斯州教科书仓库大楼六楼窗口从背后向总统开枪，共打出三颗子弹：一颗击中总统脖颈，从喉咙下面穿出，又打伤了州长的后背、肋骨和手腕；一颗击中总统后脑勺，导致总统死亡；还有一颗子弹击中了观众里的泰格(James T. Tague)。

报告认为奥斯瓦尔德的行刺动机为“对一切权威根深蒂固的憎恨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报告否定了苏联或古巴插手的可能性，也否定了美国政府或任何组织参与刺杀的可能性，报告认为奥斯瓦尔德行刺及被刺是由两个精神状态不稳定者给美国造成的一场悲剧。沃伦委员会工作完毕，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将全部与刺杀有关的资料封存七十五年。

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美国人认为这简直是瞒天过海，滑天下之大稽。最难以说服人之处就是那第一颗子弹的运行轨迹。调查报告坚持说只有奥斯瓦尔德一名枪手，而他那支枪只打了三颗子弹，在枪击现场只有三个弹壳，一颗子弹打到路人泰格，一颗打中肯尼迪的后脑勺，那么，肯尼迪的颈伤和州长康诺利的所有枪伤就只能是一颗子弹所造成的了。报告说那颗子弹打入肯尼迪的后脖颈，从咽喉侧下方出来，又进入康诺利的右腋，击碎了他的第五根肋骨，再从康诺利的胸右侧出来，又进入他的右手腕，击碎了他的桡骨，又进入康诺利的左腿，最后落到医院的担架上。而这颗子弹只在一侧和顶部有很小的变形，太神奇了！在物理上简直无法解释。所以，它被称为神奇的子弹或完好如初的子弹(magic bullet or pristine bullet)。

反对调查报告结论者认为从楼上打来的三发子弹，一发击中了肯尼迪后脖颈，一发击中了路人泰格，一发击中了康诺利。而击中肯尼迪后脑勺并致他死命的是第四发子弹，是从肯尼迪右前方的碧草丘射出的，使他向后向左倒下。而且有五十多个证人听到第四声枪响，其中好几个人看到碧草丘那边的火光和硝烟，还有一位聋哑人清清楚楚地看见有人在碧草丘开枪后，把枪交给一个穿铁路制服的人；那人把枪拆为两段，收入匣子中，不慌不忙地走开。枪击发生时，一位名叫泽普鲁德(Abraham Zapruder)的达拉斯市民正在用一架8毫米的摄影机拍摄，摄下了肯尼迪的最后时刻，包括他向后向左仰倒的镜头。泽普鲁德最初作证时，很肯定枪手在他身后，也就是碧草丘。但后来给沃伦调查委员会作证时，他不那么有把握了。无论如何，调查报告说只有一个枪手，这就无法解释从后面打来的子弹怎么可能让肯尼迪往后倒下。

无法解释的现象还有很多：为什么联邦调查局特务霍斯逖(James Hosty)的姓名和电话号码会出現在奥斯瓦尔德的联络簿上？为什么联邦调查局在随后提供的打印表中把霍斯逖的名字给刪除了？通常，总统旅行路线一向都是由民主党官员杰尔•布鲁诺确定的。为什么这次是由康诺利制定？这超越了他的职权范围，他是否得到了副总统约翰逊的同意？更奇怪的是，在第一次呈送给白宫的行车路线图中并没有提到在榆树街拐弯，是康诺利的助手普特曼在11月20日传令改变路线的。谁批准的？奥斯瓦尔德怎么可能知道总统车队要从楼下经过？为什么在22日，当车队就要出发时，秘密警察突然改变了原先拟定的行车计划，将护送总统轿车的摩托车减少了一半？为什么没有按常规沿途采取保安措施，监察临街的楼房？为什么秘密警察把向来安排在总统轿车前面的新闻车第一次放在车队的尾部，以致在枪击时现场竟然没有一个记者、一架专业摄影机或照相机？为什么当医生还在抢救肯尼迪的时候，约翰逊就急不可待地下达清洗敞篷汽车的命令？为什么约翰逊立即委派他的亲信将康纳利的血衣取回洗净？肯尼迪乘坐的敞篷车一直在白宫的警卫看管下，为什么才三天后，那留有弹痕的挡风玻璃就在11月25日被更换掉？为什么保存在华盛顿国家档案馆里肯尼迪的大脑在1964年后会神秘失踪？为什么凡是参加这次尸体解剖的医生都收到不准随便发言的警告？为什么对那么多说碧草丘还有枪手的证词断然否定？为什么对鲁比认识奥斯瓦尔德并与他有交往的证词置之不理？

所有这些疑问，还有上文关于奥斯瓦尔德行刺和鲁比行凶的种种疑问，都指向一个极大的可能性，即刺杀肯尼迪不是一个人干的，而是一个事先周密安排，事后极力掩盖的大行动、大阴谋。但如果说这是黑手党，或古巴，或苏联在幕后指挥的，则显然不可能。他们即使能够成功地刺杀，也不可能成功地掩盖。他们绝不可能调动总统的保安人员，也不可能影响沃伦委员会的调查。美国政府更没有任何理由替他们掩盖。那谁才能指挥这么大的行动？谁才能在事后一手遮天？如果真有阴谋，如果真有掩盖，那就只有一个人有能力、有权利、有机会、有理由来干这件事并从中得利。这个人就是约翰逊。

约翰逊和肯尼迪的搭档远非理念相似和政策接近的结合，而是为赢得竞选的权宜之计。约翰逊在一九六零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大会上败给肯尼迪，对此，约翰逊一直耿耿于怀，每当谈及此事，他都激烈地咒骂肯尼迪和其弟罗伯特是“爱尔兰的小杂种”。而肯尼迪选约翰逊作副总统，完全是为了通过他来赢得南方州的选票，以便击败共和党竞选对手尼克松。结果，肯尼迪险胜。他三年多的政绩非常杰出，他主持的白宫被美誉为“英雄荟萃之处”(Camelot)。对即将到来的一九六四年总统竞选，肯尼迪胸有成竹，不再需要跟他面和心不和的约翰逊了。肯尼迪的弟弟，任司法部长的罗伯特(Robert Kennedy)曾一再向哥哥建议，不能让涉嫌刑事案件、臭名昭著的约翰逊再担任他的竞选伙伴。据肯尼迪的秘书伊夫林•林肯说，就在肯尼迪飞往达拉斯之前，他还提到，下次总统选举没有约翰逊的份。于此三周前，肯尼迪在回答《华盛顿邮报》记者提问时也表明了同样的态度，令约翰逊如坐针毡。肯尼迪和约翰逊代表的利益集团不同，肯尼迪的后台是麻州的大财团，而约翰逊的支持者是南部的石油大亨和大农场主。一九六三年十月，肯尼迪宣布要对税收政策进行改革，更触犯了石油垄断集团老板的利益。他们对越战的态度也不同，肯尼迪打算撤军，而约翰逊主张升级。肯尼迪达拉斯之行是为了争取连任并调解民主党内部的分歧，是约翰逊一手安排的。一九六三年六月五日，肯尼迪、约翰逊和康诺利在华盛顿的一家饭店会晤，这两个德克萨斯人想方设法说服了肯尼迪于秋天到达拉斯市访问。康诺利和约翰逊的关系一直十分密切，他的绰号就是“约翰逊的小伙计”。约翰逊上台后，立即停止了从越南撤军的计划。不久，越战升级，军火商和石油大亨们发了大财。

指责约翰逊者不仅有以上推论，他们还有物证。比如经指纹专家达比(Nathan Darby)鉴定，以前在教科书大楼纸箱子上未能断定的一个关键指纹是约翰逊的密友华莱士(Malcolm E. Wallace)的。他曾杀过人，而且认了罪，陪审团原判他终生监禁，法官(Charles O. Betts) 却推翻了原判，改判五年，随即又缓刑释放，约翰逊还帮他安排了工作。此人后来又涉嫌其它杀人越货的勾当，都与约翰逊有关。一九七一年一月七日，华莱士一个人开车，好像是睡着了，出事身亡。约翰逊的律师麦克里兰(Barr McClellan)二零零三年出版的Blood, Money & Power: How L.B.J. Killed J.F.K.声称华莱士乃杀害肯尼迪的枪手之一，而约翰逊是主谋。指责约翰逊者还有人证，一九九二年二月二十四日，约翰逊的情妇马德莱娜 (Madeleine Brown) 接受了电视采访，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内情，充分表明刺杀肯尼迪是德州的石油大亨出钱、约翰逊具体策划并指挥的大阴谋。近三十年来，马德莱娜对此一直守口如瓶，因为她始终爱着约翰逊，尽管明白他永远不会娶她。她既是为了保护他，也是怕影响他们的儿子(Steven Mark Brown)的前程。约翰逊早在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二日作古，他们的儿子于一九九零年患癌症病故，马德莱娜也到了垂暮之年，再也没有什么可顾虑的了，才说出了幕后真情。她在二零零二年去世前五年出版了自传 Texas in the Morning: The Love Story of Madeleine Brown and President Lyndon Baines Johnson，讲明她为什么认为约翰逊是谋杀肯尼迪的主谋。

当然，马德莱娜证实的不过是很多人的共同推测。这些人当中最著名的当属路易斯安那州的地方检察官伽里森(Jim Garrison)。他于一九六七年三月一日逮捕了一个叫克雷•肖(Clay Shaw)的新奥尔良商人，他还是中央情报局前官员。伽里森指控他组织了一个小分队谋杀肯尼迪，其中包括奥斯瓦尔德和法国籍的神枪手，前者是替罪羊。后者才是真杀手。他是案发后在现场抓到的三个流浪汉(Three Tramps)中的一个，根据华盛顿的命令，他们在被捕不到两小时后便被驱逐到加拿大。伽里森以审判克雷•肖为切入点，矛头直指约翰逊。虽然陪审团认为克雷•肖无罪，但因审判，伽里森得以调出泽普鲁德拍摄的肯尼迪中弹影片，使公众第一次看到肯尼迪中弹的情景，在各人心中对约翰逊进行了审判。后来，伽里森出版了三本有关肯尼迪遇刺的书，最著名的是On the Trail of the Assassins (1988)。导演斯通(Oliver Stone)根据伽里森的经历和这本书于一九九一年拍成了电影《肯尼迪》(JFK)，虽然人们对伽里森所描述的刺杀过程不尽同意，但越来越多的人深信谋杀肯尼迪是约翰逊策划的，并利用总统的权力和影响左右了调查、开脱了罪犯、掩盖了真相。

伽里森对克雷•肖的起诉使美国公民对肯尼迪遇刺案更加关心，更加质疑。再加上美国人民对马丁•路德•金遇刺案调查结果的不满，美国国会于一九七六年组成“特选刺杀调查委员会”(House Select Committee on Assassinations),重新调查两件刺杀案。委员会一九七九年发布报告，认为肯尼迪确系奥斯瓦尔德所杀，但很可能不是他一人所为，那只是行刺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委员会未能确认行刺阴谋的其他成员，但排除了苏联和古巴政府、美国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或总统保安人员参与阴谋的可能性，同时也表明不相信行刺与任何犯罪团体有关。剩下的可能性，其实也是最大的可能性，不言而喻。

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所依据的重要证据之一是音响专家对刺杀现场枪声的分析和结论，即有第四声枪响，而且是从碧草丘方向传来的。委员会披露，仅在肯尼迪遇刺三天后，在正式调查开始之前，当时的司法部副部长卡森巴赫(Nicholas Katzenbach)就给总统助理莫亚斯(Bill Moyers)写了一份备忘录，一定要让“公众相信奥斯瓦尔德是行刺者，他没有在逃的同谋，并让公众对证据满意，判定奥斯瓦尔德有罪……不得让人猜疑他的动机……可惜现有证据过于巧合---过于明显（马克思主义者、古巴、俄国妻子，等等）……我们需要其它证据诱导公众和国会听证另入歧途。”委员会还发现，约翰逊最初并不赞成组织沃伦委员会，卡森巴赫与联邦调查局局长胡弗(J. Edgar Hoover)是组织沃伦委员会的主要策划者。一九六五年二月十一日，约翰逊任命卡森巴赫为司法部部长，取代前总统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

尽管对肯尼迪遇刺案有如此之多的疑问，对沃伦调查委员会的结论有如此之多相反的证据，还是有很多美国人，包括记者、法官、专家和官员，仍坚信该结论，并对诸多疑问皆有解释：所谓第四声枪响可能是回声，也可能是证人听错了，记错了；奥斯瓦尔德也许是草鸡了，也许是故意搅浑水；鲁比不过是一时冲动，后来又老想引人注目；沃伦和六名调查委员不可能都受约翰逊指使和影响；伽里森检察官歪曲了一些专家核证过的事实，如弹道，而那颗子弹碰巧就是那么神奇；克雷•肖已经接受过审判而且无罪释放了；马德莱娜是不是约翰逊的情妇还不一定呢，她无非是希望引人注目；约翰逊的律师麦克里兰则是对上司不满，也是想写书赚钱；“特选刺杀调查委员会”重新审听的录音带本身是否可信还有问题；卡森巴赫的备忘录要诱导公众和国会听证另入歧途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国家安全，转移美国公众对共产党的注意，以避免冷战升级。

看着肯尼迪遇刺纪念馆的各种图片，读着各种资料，包括对调查结果的怀疑和对刺杀的猜度和推论，听着相关的录音和证词，以及各种反驳意见，我虽有倾向，但仍莫衷一是，唯一让我能够肯定的是美国的言论自由。我强烈地感受到美国宪政三权分立和制衡的作用，感受到美国人所享有的民主的光芒。即便真地有人能够在某个事件中一手遮天，人们还是能够看到黑手周边的阳光，知道光明终将普照。如果并没有什么黑手，这些怀疑于社会也有益无害。不仅为茶余饭后提供了谈资和娱乐，而且给阴谋家敲响了警钟。将来，若有谁企图一手遮天，就更得思考再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