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登奎与毛泽东

纪登奎在“文革”中相当有名。他原名籍登奎，1937年参加牺盟会，1938年加人中国共产党。1949年后，任河南许昌地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1968年后，任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省委书记。1975年任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从一个基层领导干部，一步步进到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主要的是他有机会与毛泽东相遇，从相识到相知，得到了毛泽东的赏识和重用。

他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是在1951年春；28岁的他是向毛泽东汇报工作。这个年轻人给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以后的岁月里毛又几次要他来汇报工作；最终在“文革”中点名要他进入中央工作。下面是有关资料中的摘编：

纪登奎初见毛泽东

纪登奎第一次见毛泽东是在1951年春。毛泽东乘专列由北京沿京广铁路南下视察，途经许昌时，停车听取许昌地区领导人的工作汇报，着重想了解县、市一级党的建设和宣传工作情况。

纪登奎当时是许昌地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他登上列车，见到毛泽东，不免有些紧张。他自报家门，说：“主席好，我是纪登奎。”

毛泽东见是一个年轻小伙子，示意他坐下，说：“你年纪不大嘛，有30岁吗？”

纪登奎回答：“快了，今年28岁啦!”

“我58岁，过两年就是耳顺之年了，你还不到而立之年。”毛泽东说着，点燃一支烟：“路过这里，想听听你们这里的情况介绍。”

纪登奎先扼要地介绍许昌地区的地理人口、历史文化、乡土风情、资源物产等方面情况，汇报土改、治淮、抗美援朝、农业生产和互助合作等工作，然后，着重汇报许昌地区如何建立党的宣传网，以宣传工作为龙头，带动其他工作蓬勃开展，密切党与人民群众联系的经验。

纪登奎一口气讲了一个多小时，如果不是给他规定的时间已到，他还会滔滔不绝地讲下去。

不过，要汇报的主要问题他还是都汇报了。毛泽东对纪登奎的汇报比较满意。纪登奎汇报完，端起杯子喝了一口水，就在这时，毛泽东突然向他发问：“你挨过整吗？”

纪登奎感到十分突然，把杯子放下，不知道毛泽东为什么问他这个问题。

他抬头看着毛泽东，毛泽东也正看着他，等待他的回答。

纪登奎未加思索，立刻直言不讳地说：“挨过，挨过两次。”

毛泽东对他的坦诚感到满意，马上联系到自己，坦率地说：“我挨过三次，比你多一次。”接着又说：“挨点整，有好处。”像是在安慰他。

说完，毛泽东看着他又问道：“人家整你，是整对了，还是整错了？”

纪登奎说：“整错了。两次都整错了。”

毛泽东注视着他，没有说话。

纪登奎从毛泽东的眼神中，似乎觉得在问他为什么整错了。接着，他简略地介绍了自己在冀鲁豫两次挨整的经过。

毛泽东听了，话题一转，又反问他：“那么，你整过人吗？”

纪登奎依然诚实地说：“整过。整人比我挨整要多。”

“整错过没有？”

纪登奎说：“有，也整错过。”

毛泽东突然严肃地问道：“你杀过人没有？”

纪登奎稍稍怔了一下，心想主席怎么问起这个问题。毛泽东的眼光正对着他，他没有再犹豫，立刻答道：“杀过人。剿匪，反霸，镇压反革命，杀了不少人。”

毛泽东又盯着他，问：“杀错过人吗？”

纪登奎答道：“也有杀错的。”

他见毛泽东听得那么认真，便进一步解释了杀错的原因，说那是在情况非常紧急时发生的，没有来得及做调查就把人杀了。最后承认：“是我的工作没有做好。”

事后，有人认为毛泽东在听完汇报以后问的这番话，是在考问纪登奎，看他能不能说实话，敢不敢说实话。

是考也好，不是考也好，纪登奎的汇报使毛泽东比较满意。对毛泽东所问的每个问题，纪登奎都讲了实话，使毛泽东记住了纪登奎这个年轻人，并对他有了一个好印象。

毛泽东要听真话

1953年春，毛泽东再次到河南视察。他问陪同的河南省委书记潘复生：纪登奎在不在？要听听他的汇报。于是，纪登奎再次被带上毛泽东的专列。

纪登奎上车后在毛泽东对面坐下来。毛泽东要他讲。

讲什么呢？纪登奎没有准备，也不知道毛泽东想要哪方面的内容，便汇报起许昌地区的全面工作。毛泽东听了一会儿，提出要听许昌地区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情况。纪登奎就汇报全地区成立了多少互助组，多少合作社，群众如何积极，领导怎样引导等等。

毛泽东摆摆手，问纪登奎：“你能不能告诉我一个合作社的具体情况？”

在通常情况下，地委领导掌握的大多是全地区的综合情况和若干重要的统计数字，很少掌握某个合作社的具体情况。然而，凑巧的是纪登奎刚从鲁山县的一个合作社蹲点调查回来，满脑子装的都是这个合作社的事。

纪登奎把该合作社的情况作了详细汇报。汇报中，毛泽东不时插话提问，纪登奎都圆满地作了回答。

纪登奎记性好，汇报不看稿，加上他是宣传部长出身，口才不错，一口气讲了两个小时，汇报得生动具体，有声有色，进一步加深了毛泽东对他的印象。

专列行至驻马店车站停下来，毛泽东亲自把潘复生和纪登奎送到车门口，嘱咐随行的公安部长罗瑞卿：给他们买车票，让他们回去吧。

1963年，纪登奎满40岁。3月，他刚步入不惑之年，就被提升为河南省委常委、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兼省委秘书长。他还没有到任，地委接到省委紧急通知：“纪登奎火速来郑州。”

何以如此紧急？原来是毛泽东在郑州要召见他。见到毛泽东，毛泽东要他汇报洛阳地区农村战胜灾荒，克服困难的情况。

三年“大跃进”带来的后果是“大跃退”。严峻的现实，使人们开始反思过去的做法，总结教训。

毛泽东此时的心情是复杂的。他说自己走到哪里，都听不到真实情况。他与老百姓是那么近，却感到是那么遥远。因为此时的毛泽东已被神化，被一种无形的障碍把他与实际隔开了。所以他要招能讲实话的纪登奎前来汇报情况。

1964年6月，毛泽东又在郑州听取了刘建勋、纪登奎等人关于河南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情况汇报。

1964年12月，中央办公厅通知河南省委：毛泽东要纪登奎进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修改中央关于社教运动的《二十三条》。

纪登奎有了以上这些经历，无疑使他更加紧跟毛泽东。

毛泽东称纪登奎为“老朋友”

1967年1月，河南省委及河南的各级党政领导机关被冲垮，河南省军区及解放军驻豫部队奉命介入地方“文革”，执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省军区压制了群众组织河南“二七”公社，而纪登奎却是支持“二七”公社这一派的。

2月12日，毛泽东在北京发话，河南闹得很厉害，要他们双方派代表到北京来谈话，包括军队认为是反革命的这一派也要派代表去谈，谈一谈就清楚了。

赴北京汇报的结果是：河南省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刘建勋、纪登奎等人是革命领导干部，受军区压制的“二七”公社成了革命造反派。不久，刘建勋就被任为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组长，纪登奎为副组长。

9月22日，毛泽东在从南方返回北京的途中，经过郑州时稍作停留，刘建勋、王新、纪登奎应召登上毛泽东的专列。

毛泽东一见纪登奎，就高兴地握着他的手说：“纪登奎，老朋友啦!”纪登奎受宠若惊，握着毛泽东的手，激动地说：“毛主席好，毛主席万岁!”

各自坐下，刘建勋说：“纪登奎同志在河南文化大革命中可受锻炼了，他在运动中被关了四个多月，挨批斗，坐飞机可多了。”

纪登奎马上说：“大有好处，能够锻炼人。”

毛泽东听说过批斗有坐飞机的事，但没有见过，感到稀奇，问起纪登奎挨斗的滋味：“你挨了多少次斗？坐喷气式飞机是什么样子？”

纪登奎报告说：“挨斗不少，有几百次。坐喷气式飞机就是把头低下，两只胳臂背向后面，就跟割麦子差不多吧。”说着比划着学了个喷气式的姿势，然后说：“站着不能动，腿上得有劲。要说也没什么，也是个锻炼。”

后来，毛泽东多次在不同场合讲纪登奎如何挨斗、坐“喷气式飞机”，夸奖他能正确对待群众运动。

毛泽东的一句“老朋友”，使纪登奎不仅没有被打倒，反而使他大红大紫。纪登奎每到一地，都能够听到“向纪登奎同志学习”、“向纪登奎同志致敬”的欢呼声。

1968年1月，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刘建勋任主任，纪登奎任第二副主任，成为河南省政坛上的第三号人物。

1969年4月，纪登奎作为九大代表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

4月12日，会议主席团派人和他谈话，要他作为“革命干部”的代表作大会发言。主要讲一下正确对待群众问题，时间不超过10分钟。

纪登奎说：“我作这个发言不合适。我不是革命干部，只能算是解放干部。”

来人说：“那你认为谁才是革命干部呢？”

纪登奎说：“我只是毛主席解放出来的干部。大概人家刘格平、王效禹他们那些人，才应该算吧!”

来人说：“你知道吗？这是毛主席让我来找你谈话，是毛主席让你代表革命于部作大会发言的，你应该服从。”

纪登奎还是拒绝。来人表示很为难，说：“那我怎么向毛主席汇报呢？”

纪登奎说：“你就把我说的原话向毛主席汇报。”

来人走后，很快又回来了，说：“我向毛主席汇报过了，主席说，他就是要让你这个 解放干部 在大会上发言。”

纪登奎只好听命，不敢推辞，认真做了准备。

在大会上发言的共九人。周恩来、康生是当时的中央领导人，陈永贵代表农民，王洪文代表工人，尉凤英代表妇女，孙玉国代表解放军。纪登奎的发言，在见报时称作是“革命干部”代表。

当轮到纪登奎发言时，毛泽东扭过头，在身后的主席团成员坐席上寻找，没有见到，问身旁的周恩来：“纪登奎同志在哪里？”

周恩来指着前面的代表席，答道：“纪登奎同志在下面。”

这时，纪登奎从代表席上站起来，走向主席台发言席。当他走到毛泽东前面的时候，毛泽东微笑着对他说：“请你讲话。”

纪登奎走到发言席，还没有讲话，毛泽东就向全体代表说：“他叫纪登奎，是我的老朋友，山西人，长期在河南省工作，受了一点灾难就是了。多灾多难啊!”

听到毛泽东的公开介绍，人民大会堂顿时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纪登奎十分激动，更是热情赞颂：“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太好了。对我教育太深了。”他在10分钟的发言中，居然有37处提到毛泽东。他在发言的最后，一连呼了许多革命口号，其中一个口号是“紧跟毛主席就是胜利”。这似乎最充分地表达了纪登奎当时的思想和感情。

毛泽东让纪登奎到北京“打短工”

毛泽东在九大会议上向全体代表介绍“老朋友”，更使纪登奎在全国家喻户晓。纪登奎在这次大会上当选为九届中央委员，在九届一中全会上，经毛泽东提议，纪登奎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时年46岁。

1969年5月2日下午，毛泽东在京西宾馆接见刘建勋、王新、纪登奎、耿起昌等河南领导人。在谈话结束时，毛泽东说：“纪登奎要到北京工作，不当长工，当个短工吧。回头，我要总理打电话给你。由总理通知你时就去吧。”

纪登奎真诚地说道：“我水平不行。”

毛泽东鼓励说：“试试看嘛!”

6月1日，毛泽东由北京南巡，途经郑州，在专列上召见了刘建勋、纪登奎，听了河南省贯彻九大精神的汇报。完了，毛泽东再次说道：“纪登奎要调到北京，最近就去。”

纪登奎仍然谦虚地说：“我能力不行，水平低，到中央工作不行。”

毛泽东说：“两头跑。一半在北京，一半在地方。北京的事情难办。在北京做机关工作，不可时间过长，不可过短，就去打个短工吧。”

纪登奎进北京，就这样定下来了。

纪登奎到北京后，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在中央分工主抓农业。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这个担子自然不轻。好在他是从地委书记到省委书记，一级一级地干上来的，对农业极熟，做农业工作对他来说是轻车熟路。

“老朋友”受命掺沙子

纪登奎到中央工作后，还在军内担任要职，先是出任北京军区政治委员，后来成为军委办公会议领导成员，参与过军队重要事项的决策和政策制订。

1967年8月17日成立的军委办事组，是“文革”特殊情况下负责军委日常工作的办事机构。1968年3月“杨余傅”事件后，军委办事组改组，由黄永胜、吴法宪任正、副组长，成员有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这时的军委办事组，实际上取代了军委常委会，林彪一伙控制了军委很大一部分权力。

毛泽东觉察后，考虑用“掺沙子”的方法抑制林彪势力的增长。在和周恩来酝酿增选军委办事组人员名单时，确定有纪登奎、李德生。

1970年12日，纪登奎和李德生奉毛泽东之命，参加了“批陈整风”的华北会议，去“挖墙脚”，而后在北京军区分别出任政治委员和司令员。用纪登奎的话说，这是毛主席对林彪的斗争，旨在夺过北京军区这块“阵地”。

1971年8月14日至9月12日，毛泽东在南巡中谈到：“庐山会议以后，我采取了三项办法，一个是甩石头，一个是掺沙子，一个是挖墙角。”

毛泽东说的“甩石头”，就是在一些文件、材料上加上批评陈伯达的批语。“掺沙子”即在林彪集团控制的军委办事组增加新的成员。“挖墙角”即改组北京军区，因为当时误认为北京军区负责人李雪峰、郑维山是林彪集团的人。

以后，毛泽东亲自点将，让纪登奎去了“军委办事组”。毛泽东把“军委办事组”成员召集来，当面对他们说：“你们这个军委办事组啊，像黏土一样，板结了，不透气了，需要掺砂子。已经掺了一个李德生，看来还不够。我给你们再派一个文官，我的老朋友，纪登奎。怎么样啊？你们欢迎不欢迎啊？”

事后，纪登奎对儿子纪坡民说，他“到军委办事组完全是主席的意思。主席是怕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他们搞鬼，叫我去那里，就是看着他们。”

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又点名纪登奎出任叶剑英主持下的军委办公会议。按纪登奎的话说，“和军队的老总们在一起混了七八年”。

毛泽东去世后，纪登奎辞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职务

毛泽东去世以后，纪登奎很悲痛。他依然保持了对毛泽东的深厚感情，认为毛泽东决定了的就是正确的，是不能改变的。

一次，身为北京军区政委的纪登奎对许世友说：“不管怎么讲，我认为党中央现在必须保持高度的统一团结，谁也不应该做不利于团结的事。”许世友拿起一块西瓜，啃了两口说：“吃吧，吃点可以清醒清醒头脑，现在我们没了主席，每走一步都得自己动脑子了。我可不能一步走错而栽了跟头。”

纪登奎说：“你在军队里有威望，大家对你很有信心，只要你带头稳定军队，我看可以起很大作用。”

纪登奎见许世友没有说话，又小心翼翼地说：“毛主席刚去世，我们党内就有人企图搞内讧，对得起毛主席吗？”

“你知道吗？上海的民兵现在都发枪了。现在上海在搞紧急战备，扬言要和走资派血战一场，这又说明了什么呢？”许世友说。

纪登奎愕然，不知所措地凝视着许世友，过了几秒钟，他说：“你是说，他们想搞分裂了？”

“王洪文最近在上海，谁知道他要搞什么？反正我是看不惯张春桥那副阴阳怪气的样子。我不管他们谁当头，反正都得高举毛主席这面旗帜，不这样我许世友坚决不干!”许挺直了身子，说得很坚决。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12月）上，纪登奎下台了。

他交出主要工作之后，邓小平找他谈话，要他接任别的工作。后来，他管了一段时间旅游工作。

三中全会以后，他一面接受批评、检讨错误，一面还在工作，不过事情远没有以前那么多了。

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一九八零年二月)上，纪登奎正式提出辞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职务，五中全会批准了他的辞职请求。

附录：一封内参信

1976年7月，毛泽东病情加重。这时，姚文元收到了一封新华社负责人谢力夫转来的内参信，是一名新华社河南分社记者写的。信中反映1976年初河南省委组织部一位负责同志在北京养病期间，纪登奎的儿子去医院看望他，说，现在政治局是新派和老派之争。毛主席病得很重，活不了几天了。只要主席一死，老派就要大干。他们已经秘密串连，做了准备，到时候宣布张春桥为叛徒，实行全国军管，接下来就是血雨腥风。无论老派新派谁上台，都要流血。但比较起来还是老派上台好一些。写信的记者还要求姚文元看过这封信后，把信转给毛主席。但这封信被姚文元锁在了自己家的抽屉里，谁也没有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