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風獨自涼

文化競爭是沒有硝煙的戰爭：巴黎暴恐事件表明，歐洲正在、將要為他們的文化相對主義流更多的血。唯願人們能夠猛醒，對文化多元、文化相對主義進行深刻反思。

曾經輝煌

19世紀末興起的文化相對主義本來是對宗教迫害、種族主義的反擊，是歐美文明高度發展、應對多種族多文化多宗教的文化選擇。美國人類學之父弗朗茲·博厄斯認為文化形態無高低之分，“蒙昧時代”、“野蠻時代”和“文明時代”等術語只是“種族中心論”觀點，這些人以為他們的生活方式比其他人更正確。

魯思·本尼迪克特（《菊與刀》的作者）認為：現代文化不比原始文化更為先進高級，不同的文化並無優劣高低之分；而行為的是非標準也是相對的，被一種文化當作異常或病態的行為在另一特定文化體系內具有特定價值。

奧斯威辛之後，誰願充當冷血、自負的文化種族主義者？美國1960年代的人權運動催生了1980年代的語言淨化活動：政治正確，倡導文化多元論，語言和思想要有正確的政治導向，使用最“中立”的字眼，防止歧視或侵害任何人。如為了避免種族、性別、性取向、身體殘障和信仰的不同而產生的歧視或不滿，稱呼“黑人”為“非洲裔人”，盲人、近視則要稱之為“視覺受到挑戰者”。

文化多元、文化相對主義便於移民在不受歧視的環境中迅速融入社會，具有強大的凝聚力和道德感召力，政治正確的無偏見的語言氛圍，有助於少數派同主流人群更加和諧地相處。赫爾斯科維茨認為：“文化相對主義的核心是尊重差別並要求相互尊重的一種社會訓練，強調多種生活方式的價值，不去批判甚至摧毀那些與自己原有文化不相吻合的東西。”

走火入魔

冷戰結束，歐美不戰而勝，對國家戰略、族群融合貢獻良多的文化相對主義進入聖壇，開始走火入魔，對原始、不文明的禮讚，對文化高下不作評判、區分的道德優越感，孕育着最深刻的文化危機。

秦暉《文化無高下，制度有優劣》用中西餐飲食文化為例來說明文化無高下。但是，從衛生、減少疾病傳染的角度看，分餐制的西餐顯然比大家都用筷子在一個盤子裡攪和的中餐文明。

應該說，種族無優劣，文化絕對有高下。否則，食人族、中國風行上千年的裹腳都應當是正確的，青黴素根本就不應取代跳大神，計算機也不應取代算盤，紳士文化應該讓位於大男子主義、舉案齊眉、三從四德。

不同的文化若無優劣高低之分，威權、獨裁何必向憲政民主轉型？奴隸社會與公民社會區別何在？公元前11世紀荷馬史詩開創的對神、國王的揶揄、挑釁、諷刺的傳統（巴黎遇襲漫畫家信奉的傳統），與匍匐在權力腳下的弄臣、太監、洗腦文化，誰是誰非？

文化相對主義成為拒絕分辨是非對錯的犬儒主義，喪失了對現實作出正確應對的能力，無形中讓宗教極端分子更加自信和理直氣壯。一個恐怖主義者很可能是文化相對主義的信徒，他拒絕設想這種可能：自由、人權的文化比自己的文化更文明、先進。

文化相對主義就是你好我大家好，我都好到這種程度了，你憑什麼褻瀆、諷刺？

需要強調的是，打破文化相對主義的枷鎖，並非走向種族主義，而是全面回歸自由、人權的普世價值，以此為基點、共識，才談得上文化多元發展。

文化災難

文化相對主義業已變成歐美的文化災難，不為蒼生說人話、只為帝王唱讚歌的美國“新清史”，與大陸的辮子戲一樣噁心，揭示滿清文字獄、人權災難似乎會令學者感到難堪，成為“種族中心論”者的恐懼，壓倒了對事實真相的探尋。因為害怕屠殺猶太人的內容招致穆斯林學生的反感，法國的學校甚至不敢在課堂上講授二戰史。

風靡全球的《與狼共舞》（1990）、《阿凡達》（2010）心有千千結：原始、原生態代表了美、力量和正義；法國電影《無法觸碰》（2011）充滿象徵意味：活力無限的非洲小伙讓纏綿輪椅的白人富翁恢復了生命的激情，文化相對主義的溫情、浪漫達至沸點，極大地滿足了白人精英自我批判、渴望救贖的心理需要，全球票房狂賺4.26億美刀。

歐洲大學左糞泛濫成災，電影、小說、漫畫、政論以嘲笑、鄙視、非議美國和小布什為能事，甚至認為911是美國人自找的。這很時髦，發泄了負面情緒，還很安全，天塌下來美軍也不會向他們開火。

二戰沒有美國的血和黃金，歐洲將一直匍匐在法西斯的鐵蹄之下；戰後沒有美國的馬歇爾計劃，西歐還是一片廢墟；沒有美軍維持戰略平衡，西歐就是莫斯科後花園的備胎。美國承擔着天文數字的軍費開銷，得到了啥？

仇恨，敵視、恐懼自由的宗教極端分子恨美國，由美國承擔防務的歐洲也恨美國，只因美國不肯像他們一樣墮落。21世紀流行的不是潘恩、里根、法拉奇宣揚自由、人權的戰旗，而是藏污納垢的相對主義的白旗，白旗！

巴黎遇害的雜誌主編Charb曾在2012年聲言：“我不害怕被報復。我寧願站着死, 也不跪着活。”他的聲音多麼微弱！

自由、民主、博愛的發源地日益墮落到不分是非、懦弱、苟且的境地，道德優越感使得他們對文化相對主義的推崇失去了自由文化的平衡。巴黎慘案發生後，仍有法國媒體將恐怖分子描述成“冤有頭債有主”的講理的復仇者，無視其補槍和濫殺無辜的事實。

對於涉及人權、言論自由的習俗、信條，文化相對主義非常有害和危險，簡直是在包庇、縱容、鼓勵自由的敵人；事實上，它隱含着一種居高臨下的傲慢，政治並不正確：瞧你那個蠢逼樣，你配享有更好的東西嗎？

政治正確

類似文化相對主義，政治正確也是過猶不及——

為抗議意大利政府，阿拉伯移民在佛羅倫薩花之聖母大教堂廣場安營紮寨，就地解決吃喝拉撒，把一個宗教、文化和旅遊勝地搞得烏煙瘴氣。著名記者法拉奇怒髮衝冠，發出強烈抗議，當局安之若素；法拉奇發誓成為人體炸彈與阿拉伯人同歸於盡，迫使警方清除示威營地。

阿拉伯移民在意大利居於少數和社會邊緣，抗議行為雖有出格，終無大礙，當局予以容忍似無不妥。但，正是這一點激怒了天不怕、地不怕的法拉奇：市政當局害怕冒犯“政治正確”，導致範圍更廣更激烈的抗議，因而採取鴕鳥政策，構成了一種反向歧視，即阿拉伯人的素質或因為他們屬於弱勢群體，可以不必象普通市民一樣守法，享有某種“特權”或道德批判的豁免權。

其實，法拉奇才符合政治正確的定義。強弱只是一個相對的概念，隨時都會發生變化。當文化相對主義、政治正確凌駕於常識之上，成為朝野上下的緊箍咒，以及“弱者”無視基本的法律、道德規範的擋箭牌和遮羞布，義憤填膺的法拉奇孤掌難鳴，才是真正的弱者。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治社會不應容忍歧視或反向歧視，後者往往以同情弱者的政治正確的面目出現。

與西方世界相比，阿拉伯世界顯然是弱者，阿拉伯移民在歐美也屬於少數或弱勢群體。正因如此，在歐洲主要國家，各種穆斯林報刊肆無忌憚地攻擊和詆毀基督教，描寫美國中情局和猶太人聯手製造911事件並嫁禍阿拉伯人的書，登上巴黎的暢銷書排行榜，但卻無人起訴作者在散布“種族和宗教仇恨”，涉嫌侮辱、誹謗。因為政治正確和言論自由，本是弱者的阿拉伯移民在言論上已然處於強勢位置。

親眼目睹世貿大廈倒塌的法拉奇，在歐美政治正確、文化多元主義的氛圍中，發表了激情四溢、犀利異常的《憤怒和自豪》，猛烈抨擊“要用戰鬥把世界上所有不信伊斯蘭的人，都變成穆斯林”的伊斯蘭教和發動恐怖襲擊的極端分子，遭到歐洲左派媒體的圍攻和阿拉伯世界的譴責，一些穆斯林組織聲稱要“殺死”她。

法拉奇成為霍梅尼下令要處決《撒旦的詩篇》作者拉什迪之後，第二個因言論受到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死亡威脅的名流，被《華爾街日報》譽為“歐洲的良心”。

法拉奇無比強悍的精神世界和道德勇氣，令鬚眉亦為之震撼。但在赤裸裸的死亡威脅和兇猛的反對聲浪面前，一個手無寸鐵的老婦人又是那麼的弱小——

在泰山壓頂的美英法解放軍面前，薩達姆、卡扎菲的精銳不堪一擊，但獨裁暴政之下，伊拉克、利比亞民眾又是沉默、待宰的羔羊。

看似黑白分明的強與弱，一旦錯綜複雜地糾纏在一起，有時也很難加以區分。唯有站在自由、人權的立場，才能打消霧裡看花的疑慮，體會政治正確豐富、微妙的內涵。

事實上，絕大多數明曉事理的穆斯林深知歐美並不仇視伊斯蘭。1999年為結束人道主義災難，以美軍為首的北約發動了一場為人權而戰的真正的“聖戰”，於巴爾幹半島傾瀉了兩萬多噸的炸彈，成為科索沃穆斯林的雷霆救兵，差點把白種人的南聯盟炸出地球。

或許不用過於為歐洲擔心。物極必反。911之後，同仇敵愾、無比強硬的美國令本土變得安全，恐怖組織因不願襲擊美國（擔心和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一樣遭到猛烈報復），與本拉登分道揚鑣。

最近，印度新片《外星醉漢PK地球神》全球大賣，影片對印度宗教文化的諷刺、批判相當給力。雞賊的是，導演特意給女主安排了個“受迫害”的穆斯林愛人。都喜歡捏軟柿子，法拉奇全球都才一個。

聯想到巴黎恐怖襲擊事件，影片有句台詞深得我心：你算個什麼東西，創造了宇宙萬物的神，需要你來捍衛他的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