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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何时能实现民主？”。我给了一个定量答案如下∶

（１９１３－１６２９）－（１９８９－１９１９）＝２１４年。

它是说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从五四运动１９１９年算起，需要２８４年。从１９８９年算起，仍需２１４年。

上式的基础是所谓运动规律在时间平移变换下的不变性。最早涉及规律不变性观念的是伽利略。地球自转公转如此之快，为什么人丝毫感觉不到？伽氏的解释，也是正确的解释，就是力学运动规律在时空变换下的不变性，包括时间平移变换不变性。社会历史也是时空中的一种运动。如果假设：普适性文化的成长规律满足类似的不变性，那末，现代严谨科学在中国社会中的成长，应相同于人权价值观和政治民主制在中国社会中的成长，即有相同的时间尺度。这样，由四个历史年代（１６２９，１９１３，１９１９，１９８９），就可以推知上述的２１４年。这就是１９８９年４月４日我为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写的“从北京天文台看中国民主进程”一文的主题（全文附后）。意思是说，解决“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的冲突”，前后用去了307年， 1914-1607=307. 起始和终结的标志性事件分别是：1607 年，徐光启和利玛窦翻译出版欧氏“几何原本”及随后的中西历法之争；1914年（民国三年），中国正式采用基于现代天文学计算的历法，“洋”历通行。在民 国三年颁布的历书上特别写有：“本年历书系用东西各国通行之法推算”，这是300年才得到的结论。而1919年才引进的德先生，到1989年，祇同“传 统”冲突了70年。远还没有认识到德先生是“东西各国通行之法”，不奇怪。再“冲突”100年，也不算太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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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一下三百多年来与北京天文台有关的历史。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五四’，最有价值的作用是倡导将民主和科学注入中国文化。这二者正是中国传统中所缺少的、或不足的。然而，就民主和科学二者在中国的注入进程来看，五四大体正好分别是它们的起始期和完成期。意思是，一九一九年，中国刚刚开始她的民主政治的进程，而那时，中国已开始全面地接受现代科学，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的冲突过程已近结束。

三百多年的科学注入史，许多都与北京天文台有关。公元一五八二年意大利耶酥会士利玛窦来华，是西方现代科学传入中国之始〔利氏的墓地现仍位于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内〕。现代科学一开始就遭到抵制，明末冷守中等反对用‘西法’制历，认为只有宋代理学的“皇极经世”才适用于中国历法。这是首版的“中国特色”论。所以，当时仍沿用陈旧的大统历和回回历。

一六一零年的一次日蚀，用传统方法预报错误；一六二九年的日蚀再次预报错误。而徐光启用西法预测则十分准确。这才迫使崇祯皇帝接受西法，编出“崇祯历书”。不过，由于守旧派的反对，“崇祯历”实际并未使用。直到明亡清兴，顺治时期才将该书改名为“西洋历法新书”刊行，并用以制历，名为时宪历。这可能是“西洋”近代科学第一次进入中国社会生活。

好景不长，顺治一死，反对现代科学的势力再度得势。大儒扬光先上疏朝廷说：“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既反对西洋人，又反对西法，可称为第二种“中国特色”论。在这种特色论下，以西法制历的李祖白等五人被处死。他们是北京天文台第一批为中国的现代化献身的人〔研究天文的人由于不见容于统治者而被整肃以至处死，中外历史中均不罕见〕。

康熙亲政后，情况有好转，再度使用以西法为基础的时宪历。康熙是历史上最喜好科学的皇帝，他早年直接向传教士南怀仁学过西方天文学。“历象考成”和“康熙永年历”两本大体还具有当时西法的水平，是那一时期的代表。

自雍正上台始，又开始了一个长达百余年的排斥科学的时期。闭关锁国，科学交流被切断了。占据学界主流的乾嘉学派，只事考据经典，无兴趣于观测科学。直到十九世纪，该学派大师之一阮元还不接受日心地动说，写道：“至于上下易位，动静倒置，则离经叛道，不可为训”。这又是一种以“经”“道”意识形态为基础的“中国特色”论。

鸦片战争后，上述意识形态才失去威力。天文学家李善兰驳斥阮元说：“尝精心考察，而苟牵经义，妄生义论，甚无谓也”。李善兰于一八六八年到北京任同文馆天文总教习，从此中国再度系统地引入西方天文学。而真正再度使用西法制历是在辛亥革命之后了。民国成立，改钦天监为中央观象台，主持制历。

由于时间紧迫，民国元年及二年的历书还是用旧法计算的。“三年历书”才完全依据现代天文学而制。从此再没有反复过。就是当文化大革命批判西方“资产阶级科学”时，所用的历法却还是“资产阶级科学”的。

“三年历书”的编制者高鲁和常福元在“凡例”中写道：“本年历书系用东西各国通行之法推算”。“东西通行之法”一语极为重要，它标志着中国社会终于认识了科学规律〔推算之法〕的普适性，而无所谓“中国特色”的科学规律。这就是为什么“五四”大体可以看作中国传统与现代科学冲突的终点。起点和终点都发生在北京天文台。

这一段科学注入史也许有助于我们从更长的历史背景上来理解今天的民主困境。

1. 对中国的民主进程似还可以不必太悲观，与三百年的科学注入史相比，七十年的民主注入时间虽已不短，但还不致令我们完全气馁；
2. 现代化和民主化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标准，像科学的原则和标准一样，是普适的，无所谓“东法”或“西法”之分，只有落后与先进之分，正确与错误之分；
3. 阻碍现代化和民主化注入中国文化的错误观念，与阻碍科学注入中国文化的错误观念是相似的，即各种版本的“中国特色”论。

北京天文台今年将纪念建台710周年。自古以来，中国的皇帝往往要祈天断事。自从元朝建都北京之后，北京天文台一直为历代皇帝充任这类探察天意的角色。五四之后，天文台就没有这种功能了。不过，天文台的漫长历史仍可为许多人，特别是今日之断事者，提供借鉴。勿师西法论、上下易位论、离经叛道论等不都有其“先驱者”吗？愿这些历史能为今日的断事者鉴。

天文台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背倚宇宙腑视人间的观察点，由这里看去，星移斗进，“法轮”常转，万物概莫能外。科学的“法轮”已转进了中国，民主的“法轮”也在转了，今天的困境不过是它启动时的嘎嘎之声而已。这就是我的信心和力量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