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不是誰都玩得起的

2400年前，501個雅典人組成的陪審團，以毒害青年思想等罪名判處蘇格拉底死刑，這被視為古希臘民主的一個污點。2400年後，2015年7月5日，希臘人全民公決，61.3%的投票者反對債權人提出的援助方案，這被解讀為“拒絕還錢”，又一次讓民主黯淡無光。

希臘債務危機是2008年金融危機引爆的一個地雷。非常值得玩味的一個現象是：這輪始於美國的金融危機，受傷最重的反而不是美國，而是歐洲。美國傷了元氣不假，但歐洲卻臥床不起了，從冰島破產到包括希臘在內的歐豬五國債務危機接連來襲，勢如排山倒海。

這裡面的邏輯不複雜。高稅收、高福利、高度管制的經濟體，因經濟自由度低，企業活力差、勞動力市場缺乏彈性，創造與積累財富的能力低下，屬於外強中乾的身子骨。但福利易發難收，這種福利剛性+政客爭奪選票的考慮，令政府自然滑向財政赤字來維持高福利。不過，借來的錢到期還不上就不可避免成為爆點，把早已被掏空的身子骨恩倒在床不在話下。

回到希臘。2009年10月，希臘政府突然宣布，2009年政府財政赤字與公共債務占GDP的比例預計將分別達到12.7%與113%，遠超歐盟公約3%與60%的上限，揭開了危機的序幕。壞了規矩的孩子，家長沒有坐視不管。歐盟、歐洲銀行與IMF於2010年與2012年提供了總額2400億歐元的兩輪救助貸款；2011年歐盟峰會同意給希臘債務減記50%以上。

家長出手也是有條件的，要求希臘厲行財政緊縮、削減福利並提高經濟自由度。在危機前，人口只有1100萬人的希臘，公務員規模高達100萬人，占全國工作人口的比例為20%，並享受遠高於私營部門的工資、福利與退休待遇。緊縮政策要求裁員減薪。但改起來不容易，公營部門發起了多次反緊縮的大罷工，希臘也缺乏有擔當的改革領導力，希臘民眾選出來的政府更是越來越左，越來越厭惡緊縮，反反反覆之下洪水淹到脖子了。

希臘債務危機的最大意義，是引發了大家對福利國家的深刻反思。福利國家獎勵懶惰、懲罰勤勞的負激勵是老生常談了，這裡只談一個現實問題：為什麼有的國家搞福利還好好的，但希臘玩福利快把自己玩死了？

首先，福利國家不是誰都玩得起的。澳大利亞與加拿大地廣人稀，資源豐富，這是他們搞福利的資本；德國有拿得出手的強大製造業，也有能力搞福利。但這些與希臘均沾不上邊，希臘最為支柱的產業是旅遊業，後裔享受了一個偉大文明的榮光，但靠着祖宗留下來的那點東西給大家看看，撐不起一個福利國家。此外稍稍能拿得出手的海運業與建築業，均為周期性行業，在本輪金融危機中受到沉重打擊。

類比一下，Google員工有各種令人羨慕一下的福利：免費的公司餐飲；工作時間隨時可去健身房運動放鬆；新爸爸享有6周帶薪產假；員工死後配偶在接下來10年可得到其一半的薪水，還有每月1000美元補貼。那是因為Google站在互聯網的潮流之巔，享受了驚人的經濟租金，故而有能力搞公司福利，但要是富士康玩這樣的福利，分分鐘玩死自己。

其次，本來玩不起福利的國家，硬要玩，也有法子。弗里德曼說：世上沒有免費的午餐。但其實世上有對我免費的午餐，只要有別人埋單就行了。現代福利制度設計出了兩套吃免費午餐的方案：一種是養老金與醫療社保的現收現支模式，本質上是由工作者、年輕人與下一代強制承擔退休者、老年人與上一代的信用消費債務；一種是以國債來融資的福利供給模式，赤字/國債就是未來的稅，最後出來埋單的仍是工作者、年輕人與下一代。

希臘當然是兩套方案一併採納，在第一種模式潛力被挖盡之外，希臘越來越依賴於向外國人借錢。發展到現在，已經到了借不到錢連養老金都發不出的地步。

社保/福利制度爆發危機的方式相應也有兩種：一種是擊鼓傳花的遊戲再也玩不下去了：一種是借了別人的錢換不上，別人再也不願意借了。希臘以第二種方式引爆了自己。在這個意義上，希臘債務危機，實質上是赤字型福利制度的危機。

本來吃不起的福利硬要吃，必定吃不長久。這是一個基本常識，惜乎希臘人還在任性地說“我不聽我不聽”。

別的國家能接受現實過一段苦日子，希臘就是接受不了。同為歐盟成員國的拉脫維亞，在本輪金融危機中，GDP在兩年內縮水近1/4，然而在接受了約75億歐元的國際援助並實施緊縮政策後，經濟重新回到正軌。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韓國還不是接受了IMF附帶苛刻緊縮政策的援助，在進行了大量改革後，經濟迅速恢復了增長。

一個曾經向世界貢獻了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畢達哥拉斯定理與《幾何原本》的偉大文明，她的後裔為何淪落到這個境地？作為現代經濟自由與法治基石的自然法思想，源頭出自古希臘，希臘人難道已經忘記了祖先的洞見與智慧？

希臘要新生，必須誠實面對即將滅頂的大洪水。天助自助者，希臘不奮發圖強，重新確立自負其責的文化，沒有人救得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