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蘇軍俘虜的日軍的命運

    1945年八月，蘇聯進攻中國東北，殲滅了日本關東軍。日軍大部投降或被俘。被拘押在中國東北臨時戰俘營里的日本戰俘後來被分期分批地押送到蘇聯境內。日軍戰俘總數為60萬人左右，其中大部分戰俘被安置到蘇聯的遠東和東西伯利亞，還有一些戰俘被安置到哈薩克地區以及頓河流域的坦波夫州等地。

    日俘進入各勞改所之後，先實行為期3周的檢疫隔離。在戰俘們度過了檢疫隔離期之後，就開始做勞動準備了。戰俘們必須做的另一件事情是接受蘇方人員的訊問，看其有無反蘇反共的劣跡，一旦發現有戰俘從事過反蘇反共的活動，這些戰俘就立刻被轉到專門的戰俘懲罰收容所接受懲罰。

    由於蘇聯對管理日俘工作倉促，日俘到達目的地後沒有正式的住處。他們被迫在窩棚、帳篷和不適合居住的簡易房裡過冬。到了1946年1月天氣非常寒冷的時候，日本戰俘的住房情況仍然沒有改觀。當年的日軍戰俘、後來被從蘇聯勞改營遣返回國的清水芳夫在多年之後回憶了當時的住處情況：“我們被裝上了‘悶罐’火車，從西伯利亞出發，最後被遣送到設在拉達的第118戰俘所，就在莫斯科東南400公里的坦波夫城附近。那時已經是昭和21年1月（即1946年1月——筆者注）。在那裡，我們住的是半地下式的窩棚，一直住到那一年的8月，這些窩棚是幾年以前建造的，窩棚里的柱子是整根原木，已經被手垢弄得黑亮黑亮的。”

    由於剛剛踏上蘇聯的土地，還遠不適應蘇聯的嚴寒氣候，大批日本戰俘在第一個嚴寒的冬季就失去了生命。根據官方統計的數據，總共有55000名日本戰俘死掉了。加川治良退休前是一名公司職員，當年被關押在西伯利亞茨塔沃戰俘所，多年之後他回憶了當年在西伯利亞茨塔沃戰俘所掩埋因疾病和饑寒而死掉的日本戰俘的情形：“西伯利亞茨塔沃戰俘所，據說關押了將近1500人。一個冬天過去，據說就有500多人死於疾病和饑寒，因此，凡是在西伯利亞呆過的人，都習慣用‘地獄’一詞來形容這裡的營地……因為死亡人數太多，那位擔任所長的蘇聯軍官被追究責任，也給送進了勞改營。他的後任是一名文官，營地的狀況漸漸有了好轉。”

    這些日俘的工作很多都是挖煤、修鐵路。他們一般都是做苦力。在寒冷的西伯利亞地區，礦上沒有住所，沒有廚房，沒有廁所，必須他們自己動身搭建。當夜幕降臨的西伯利亞，氣溫驟將到零下幾十度，寒風呼呼地刮着，好多人睡着睡着就死去了，第二天早上一看都成了“冰棍”。後來蘇聯人歸還日本戰俘只有40萬，還有20萬戰俘就因為各種死法永遠地埋葬在了俄羅斯的土地上（無法了解數字的來源——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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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資料應該是合乎邏輯的。戰俘嘛，又是去蘇聯。那兒德國戰俘還有3百萬呢。他們都是苦力。下面的資料談到了日俘和蘇聯婦女結婚的情況。

    當時，蘇聯政府對待各國戰俘的態度存在着一些微妙的差別，比如，蘇聯允許一小批日本戰俘同蘇聯婦女結婚，日本戰俘也是唯一被允許留在蘇聯定居的外國戰俘。但是，蘇聯卻不允許德國、意大利、匈牙利等國的戰俘同蘇聯婦女結婚，不允許他們在蘇聯定居，來自這些國家的戰俘後來被全部遣返。

    俄羅斯史學雜誌《祖國歷史》2008年曾刊登一份檔案材料稱：1946年秋天，德國戰俘馬克斯·哈爾特曼給蘇聯內務部戰俘和被拘留者事務管理總局寄去了一份請求允許他加入蘇聯國籍並同一名蘇聯女公民結婚的申請書，此前他已經給斯大林寫過3封信。但他的請求被拒絕了，而且還被重新看管起來，他的蘇聯情人則被打發到別處，並被國家安全機關監控。

    少數日本戰俘被准許同蘇聯婦女結婚的原因很簡單，納粹德國侵入了蘇聯本土，給蘇聯人民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損害，而日本人在二戰期間並沒有侵入蘇聯本土。不過，蘇聯政府也絕對不會隨隨便便就給日本戰俘開綠燈，因此相當多因為愛情的緣故而希望留在蘇聯的日本戰俘則被拒絕，並被遣返回日本。

    2005年5月20日，在俄羅斯布里亞特自治共和國的劇院舞台上，首次上演了一出以當年的日本戰俘與蘇聯婦女的愛情為主題的戲劇，這齣戲中的女主人公叫做多爾戈爾·桑德科娃，她愛上了一個日本戰俘。多爾戈爾·桑德科娃知道，世俗環境不容許他們這麼做，他們不可能永久地在一起，但她還是毅然邁出了這一步，並為他生下了一個女孩。後來這名戰俘回到了日本，一直到很多年之後他們才得以重新相見。

    這齣戲是以戰爭年代的真人真事改編的，但是，正如俄羅斯記者納娜·巴杜耶娃在《俄羅斯人與日本人的愛情成為戲劇情節——日本戰俘的俄羅斯後代期盼尋根問祖》一文中說的那樣：“假如說藝術手法使得這齣戲可以用美滿的結局來結束的話，那麼現實的情況則要悲慘得多。”因為，這齣戲女主人公的原型後來不止一次地跑到地方當局打探她的日本男人的情況，無果。那些因和蘇聯婦女相愛，請求加入蘇聯國籍的日本戰俘被運到蘇聯遠東地區，從那裡返回日本。在乘坐大駁船回國途中，他們被淹死。據說是因為日本政府不能寬恕、原諒背叛祖國的人，他們是根據日本政府的命令被淹死的。

    近來，俄羅斯媒體又披露了一例這類愛情悲劇，悲劇的男主人公叫做蜂谷彌三郎，當年被關押在西伯利亞戰俘勞改營，女主人公克拉夫季婭·諾維科娃是一名蘇聯婦女。儘管存在着民族差異以及其他諸多因素，但他們始終彼此心懷真切的情感。後來，蜂谷彌三郎回到了日本自己第一位妻子蜂谷久子身邊，蜂谷久子一直在苦等丈夫歸來，因而始終沒有改嫁。蜂谷彌三郎為此寫了一本書---《為戰爭而哭泣的兩個老婆》，來紀念他一生中兩個最親密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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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不能對這些日俘的命運幸災樂禍。下面的資料恐怕有當時蘇聯政府宣傳的色彩。

    在蘇聯的日俘，其伙食、生活、文娛、體育等，均由其自行管理與組織，蘇方人員予以指導。其中文化生活各收容所均極重視，因這些年輕士兵身處異國，人種、地域、文化、政治制度、語言等迥然不同，通過這些活動則可逐步適應環境。在文化活動方面，大都是組織歌詠隊、樂隊、舞蹈隊，各種球隊，定期進行演出與比賽，且服裝、道具等均較講究。通過這些活動，在蘇聯幾年的日本人有的成為作家、有的還成了畫家或歌唱家。

    進入蘇聯時間稍長的日軍被俘人員，由於親身的經歷、體會，逐步受到社會主義制度的影響，而開始認識到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本質，和這場侵略戰爭不僅給鄰國也給全日本的每個城市、每個地區、每個港口、每個工廠、每座學校、每個家庭帶來了災難。在認識有了提高之後，他們撤換了原來欺凌自己而現在仍為領導的舊軍官，自己選舉隊長，進而個別檢舉和召開“研究斗論會”，揭發原來舊軍官和軍人在侵略我國的戰爭中所犯的罪行，這時收容所和勞動大隊中的空氣特別活躍。

    至1949年，蘇聯除扣留有罪行的日俘約3000人外，其它均在當年予以遣返。這些被遣返回國的日本人，他們按批在納霍德卡港登上國內派來的船隻，有的在等船時，還再次按手風琴的節拍，跳着俄羅斯集體舞，有的唱着俄羅斯民歌。在這4年中，他們接觸了新的世界，對人生、對社會有了新的積極看法。

    1949年11月29日，“榮豐丸”再次至納霍德卡港，接載這些歸國者回舞鶴時，由於航運單位的冷遇，引起這些歸國者的不滿，因而他們在航行中，對“榮豐丸”船長舉行鬥爭會。隨之安排了會場，選出了主席團，並提出了中心口號“這是資產階級的剝削”，“這是帝國主義的手段”等等。（編者看到這忍不住哂笑。）

    有戰爭罪行的日俘大部為中、高級指揮者、參謀軍官和生產使用細菌武器有關的軍人與雇員。判刑後的原高級軍官，多數被解送至莫斯科東北約270公里之伊萬諾夫城。經日、蘇兩國紅十字會的多次商談，從1953年的12月以後，蘇聯又開始釋放部分日軍被俘人員。

    1956年的12月12日，蘇、日兩國恢復了邦交，12月蘇聯最後釋放原關東軍的被俘人員，這些被釋放者之中，包括被蘇聯判刑的原關東軍司令官山田乙三大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