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實際上很有意思。書面文字形體優美，語法極簡潔，短語生動。比如，“走馬觀花”表示旋風式的參觀遊覽。我還背誦了毛主席的簡潔有力的語錄，如“不要占着茅坑不拉屎”。這是毛澤東在一次會議上說出的名言，因為他對他的同僚們坐而論道而不採取行動感到憤怒。

共產主義是聖杯，遙不可及、 純潔、 脫俗。中國仍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尚不完善，故而還不是“共產主義”。有關隱私的詞並不存在。像“小姐”和“夫人”這樣的敬語已經被男女皆宜的“同志” 所取代。還有其它一些詞，比如“請”和“謝謝你”在幾十年的共產黨影響下已經消失了。要是我說“請把醬油遞給我”，就像我在蒙特利爾公對公共汽車司機行屈膝禮那樣怪異，會令人們側目。在當時只有當有人給你施了大恩大德時才會用到“謝謝你”，比如有人救了你一命。

讓我感到驚訝的是，毛裝不叫毛裝，而叫中山裝，顯然是因為孫中山博士開始的這個風靡一時的時尚。也沒有表示毛主義的詞。相反，中國人謙虛地把統治中國的指導思想叫做毛澤東思想，以表示它還不如馬列主義那麼崇高。更令人驚訝的是，居然沒有表示“毛派”的詞。這是因為每個人都是毛派，至少在開始時是這樣。

有時漢語對我的西方思維方式來說太複雜，難以理解。不知為何，漢語發音並未區分“他”、“她”和“它”。大米從種植到上餐桌，至少用八個詞來表示。我永遠無法搞清楚英語的aunt, uncle 和cousin在漢語中相對應的五個字的意思，它取決於您所處的地位以及他們的年齡、性別和婚姻關係。顏色詞尤其使我感到困惑。漢語中和英語的brown對應的只有“咖啡色”，而我感到奇怪的是，咖啡是最近才進口的。漢語的“黃色”可以指稱從黃色到棕色的任何顏色。“白”有時指白色，有時指無色。“青” 在不同上下文中可能指黑色、靛藍色、天藍色、草綠色或灰綠色。“青面”意思是面色白中帶綠。但“青筋”意思則是藍色的靜脈。當“青”用於描述布或女孩頭髮的顏色時，意思是黑色。

像我一樣，張紅和她的同學專門學習馬、 恩、 列、 斯、 毛澤東的思想，而且都只由政治立場堅定的教師授課。由於毛夫人和她的同黨對教育政策的影響越來越大，張紅的班被要求組織辯論是否有必要上英語課。一名男同學說，“我是個農民，畢業後要回去服務農民。為什麼我要懂英語?”另一個聲稱：“英語對我們來說沒有用處。我們應該多花時間學習階級鬥爭、馬克思主義、 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英語課很快成了自願選修課。張紅不再和我說英語，並退出了該課程。

張紅把做我的室友這件事看得非常嚴肅。學校曾私下告訴她，是周恩來總理親自批准我在北大留學的。不知為什麼，他們還告訴她，我父親在中加建交過程中曾發揮過主要作用，而這並不是事實。因此，在張紅的眼中，我們不只是兩個大學室友 ；我們是小型的兩國首腦會議。如果她搞砸了，中國會丟臉。

張紅堅持要把寢室里的大衣櫃給我一個人用，而把她自己的衣服壓在枕頭下。有一次，我不得不躺在床上，以便阻止她幫我洗被單。她包攬了寢室雜務。凌晨五點半，她就從床上爬起來用拖把拖地。

每天黎明前，我都要內疚地忍受着濕拖把在水泥地板上拖擦的聲音，這真讓我感到痛苦不堪。如果我搖搖晃晃穿過樓道去上廁所，在我回來之前她就將我的被子疊好。如果我把手紙扔在床上，她就把它壓在我的被子下面。如果我把濕毛巾扔在椅子上，她就去把它掛直。如果我把梳子撂在書架上，她就會過去把它放好，和書架的邊緣對整齊。有一天我上課回來，發現她已經按照書的大小和顏色把我所有的書重新排好。我是來感受一場革命的，但我卻與一個呆板的清教徒住在了一起。

我在牆上釘了一張畢加索風格的漢代裸體畫。雖然她是歷史系學生，但她簡直不敢相信那畫是漢代的。“難看”，她直截了當地說。令我煩惱的是，她很少問問題，總是坐在課桌前背功課。當我請她幫我做作業時，她會盯着我的教科書看一會兒，然後垂頭喪氣地搖搖頭說，“我還沒學過”。我真想上去搖晃她。到了我的中文熟練到可以對話時，我們之間幾乎無話可說了。我向艾麗卡吐露了心中的失望，她答應幫助我。那天晚上，她來到我們的房間，用一個簡單的問題打開了話匣子：“你是怎麼離開延安，來上北京大學的？”張紅開始滔滔不絕地談起來，以至於她錯過了一次會議，而我也沒能去公共澡堂洗淋浴。

她說：“文革開始時我十四歲，學校關閉一兩年以後，我當上了紅衛兵。大家都當紅衛兵。1966年，我步行去了天安門廣場，揮舞着紅寶書。看見毛主席，我哭了。1969年，我們被送到農村去改造思想。那一年，大約三萬名北京學生被送到延安，我是其中之一。

我一直以為，毛澤東讓中國青年幫助改變農村面貌，並改造自己，在此過程中青年自己也得到改造，實在是件大好事。但是，張紅的看法卻不同。她回顧道，起初，大家熱情很高。但長期的飢餓、艱苦的生活條件和思鄉之情消磨了青年們的熱情。從城市來的紅衛兵聽不懂當地的方言。他們不知道如何種田。張紅蜷縮在床上說， “我看不起農民，覺得他們很無知，很髒。我也討厭延安。那是一個破破爛爛的小地方。我不得不住在窯洞裡。我得從井裡打水。我身上長了虱子。每天我們都得走很長的路，才能到田地。我寧願在城裡做任何事，在工廠掃地，做任何工作，也不願呆在那裡。

“一些學生懇求他們的父母把他們救出來。有人返鄉探親，在家呆了整整一年。城裡的年輕人心慌意亂，有些人未經領導批准就結婚。他們並不是真的結婚了，但他們生活在一起。有些人甚至開始偷東西。情況非常糟糕，有些學生被關進了監獄。”

“北京當局真的很擔心，因為這個實驗看起來就要失敗了。他們派了三千名幹部到延安，其中許多人是參加過長征的老兵。他們給學生們講延安革命傳統故事，並批評延安人太自私。”

“我們學生慢慢變了。我們覺得農民很無知，但正是他們教會了我們如何做飯，也是他們教會了我們如何種田。那年夏天山洪暴發，農民們都安全下山了，而我們卻被困在山上的田地里。農民們又爬上山，拉着我們的手把我們引下山。我們被深深地感動了。農民說，我們是毛主席親自送給他們的，所以他們要對我們負責。農民真的非常熱愛毛主席。在他們的幫助下，我們逐漸改變了。”

我很天真，從未想到過把年輕人送到農村會有什麼問題。我不知道的是，從1967年到1972年，當毛澤東不再需要這些衝鋒隊效力後, 一千萬青少年被突然送到農村，美其名曰上山下鄉知識青年。把他們稱作知識青年是一個笑話，但和目不識丁的農民相比，他們的確受過一些教育。

“當一些學生獲得到北京大學上學的機會時，他們拒絕了，說他們的責任是建設延安。有的甚至故意要一塊最貧瘠的土地，”她說。

張紅從來都不狂熱，於是抓住了這個逃脫的機會，很容易便被選中了。她說， “和我一樣年齡的延安女孩都沒有受過任何教育，他們呆在家裡，幫助清洗和做飯。他們到了十八歲的時候就已經結婚了。”張紅想學科學，但是負責統籌規劃的領導把她放在了歷史系。“讓你學什麼你就得學什麼，”她說。我感到很震驚。要是有人命令我主修數學，那怎麼辦呢？難怪她每天晚上坐在她的書桌前皺着眉頭看書。艾麗卡的室友本來想學歷史，卻被分配去學語言學。在我試圖消化所有這些信息時，張紅盯着我說：“你不知道我只上過六年級?”我一下子感到非常羞愧。她幾乎不識字，卻要竭力應付大學一年級的課程，而我卻曾因為她不能幫助我分析斯大林的著作而生她的氣。按照我學習新詞彙的速度，我的閱讀水平很快將和她看齊。

在此之後，我們開始互相信任對方了。幾個晚上之後，就在我快要睡着的時候，她問我為什麼以前話不多。我感到驚訝，同時也很自責。我以為她沒有注意到。我吞吞吐吐說出了實情，因為我的中文還不夠好。她也改變了，因為她不再每天早晨擦地板了。現在我們輪流拖地，而且每隔兩、 三天當我們覺得有必要時才拖一次。她甚至不再嚴格按照時間表拎着熱水瓶出去打開水了。

幾年以後，當我們成為真正的朋友的時候，張紅根本不記得我們之間曾有過一段緊張關係。1994年，我邀請她和另一個同學在北京新開張的硬石餐廳吃飯。我們在麥當娜歌曲的喧鬧聲中大聲聊天，盯着拱形的天花板上西斯廷教堂風格的壁畫—毛澤東和滾石樂隊在長城上。我充滿感情地看着張紅。她青春的性感身材已經有點變形，臀部周圍有點臃腫。

我們都是四十一歲，已不再年輕。我看到張紅眯着眼在看菜單，因為她需要老花鏡，我想到她和她的同學都屬於毛澤東時代失落的一代。因為文革，張紅沒有讀完高中。在延安，她花了幾年時間辛苦種田，最後因政治立場堅定得以進入大學深造。在大學，沒完沒了的政治運動毀了她最後的教育機會。她畢業了，但是她的畢業只是流於形式，因為不能有任何工農兵學員畢不了業。她畢業後，毛澤東思想不吃香了，因此沒人想要雇一個像她這樣花了大量時間做重體力勞動而不學習的人。她結婚的時候，新的人口控製法律限制她只能生一個孩子。最近，鄧小平的教育沙皇又把他的大學文憑降低到和技術學校證書相等，此舉將影響住房、工資、晉升和津貼等。而現在，她將不得不在北京圖書館的職位上干到退休。由於失業人數激增，四年後她就將不得不非自願提前退休。我一陣顫慄。退休？我一個月前才剛剛給我的第二個兒子三木斷奶。

“我已經改名字了，”我們點完菜後，張紅宣布。雖然發音不變，但“泓”意思是很深的水。她解釋說，“‘泓’是我原來的名字。在文革時期我把它改成了‘紅’。”

我問她入黨了沒有。她告訴我她申請了很多次，但總是被拒絕。“我真想入黨，但他們告訴我，我太單純，太天真”。她一邊切盤裡的排骨，一邊嘆了口氣，說：“我真傻。我錯過了這麼好的和你說英語的機會。當時我什麼都怕。”我問她，為什麼她被選為我的室友。當她考慮這個問題時，皺了皺眉頭：“我是一個白痴。無論他們告訴我什麼，我都相信。他們告訴我去做什麼，我就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