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美国圣公会在武汉（3）

作者：胡榴明 | 2004年12月22日 | 已阅 2157 次
基督教美国圣公会在武汉——汉口吴德施主教住宅

文：胡榴明 图：胡西雷

三、鲁兹故居——汉口鄱阳街32号院落

资料：鲁兹故居：汉口鄱阳街32号，湖北省武汉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建筑面积646平方米，1913年至1938年之间，美国主教鲁兹(中国名吴德施)携全家居住于此。

2004年4月，我们去了汉口鄱阳街32号院落。院子空敞无人，水泥地，很干净，迎面耸立着那一座很著名的眼下已经装修一新的圣保罗座堂。方正平直的造型，大结构与昙华林花园山上地圣诞堂相似但简单得多，建筑面积也小许多。大山花屋顶，凸出的小山花门楣，乳黄色的外墙墙涂（不清楚当年是否刷有墙涂），正面入口的两边，各开一扇式样十分简洁的长形窄窗，外侧各立一贴墙横凹条的平直立柱，双开木质大门紧闭（如图）。我不知道这座小教堂目前作何用途？

绕着圣保罗座堂的左侧有一条林荫小道，小道尽头横向立着吴德施主教故居（如图），因为紧贴在座堂的背后，前面已经没有太宽敞的空地，拍摄的距离也拉不开阔。

砖木结构的二层楼房，西北向，造型很简单，横平竖直的长方体，和中世纪的欧洲教会建筑的风格相似，符合新教徒节俭清淡的传统。大坡状瓦顶，方石墙基，深灰色清水砖外墙，上下各间隙了两道深红色的砖线，沉郁的色块中跳出来一道夺目的亮色。屋外两侧数步石阶进入门口，白色的拱券门，凸出的门框，造型很优美。方形窗框，窗框顶上用红砖砌成假拱券，凸出窗台。由这间门进去有一间不大的门厅，数步便上楼，楼梯并不宽阔。

整幢搂建筑面积646平方米，室内非常宽敞，数十个房间，楼下为客厅和饭厅，书房，还有客房，二楼有宽大的起居室，主教和夫人的卧室，孩子们的卧室和儿童活动室。

楼房右侧也有一个出入口，宽阔的长廊上有漂亮的红砖砌成的拱券大窗和一扇拱券大门，目前长廊和门已经封闭（如图）。

当天，在这幢楼内的值班人员介绍说：除了楼房外貌是仿照当年的样子重新复原过，楼房内部旧有的装修陈设毫无保留。于是我们也就没有要求走进去。

鲁兹故居建成于1913年，距今九十一年依然保存完好。“鄱阳街32号”地属英租界，一个环境和治安都很优良的高级西人和华人住宅区，最初，在这一块地面上先建成了前面的那一座圣保罗座堂，后来才建起了这幢主教住宅搂。我推测那时候的院落肯定比现在的面积要大，楼房的两侧有花园有树木，没有如现在我们看到的那样被丑陋的现代建筑就近挤占。

吴德施主教一家人在这幢楼里生活了二十五年，孩子们一天天地健康快乐地长大，比较其他西方侨民家庭，他们家的孩子从小可以接触到更多的人和事，加上良好正统的家庭教育，着意培养孩子们的爱心和自立精神——例如：抗战期间，1938年初，吴德施主教联合美国记者安娜•路易丝•斯特朗等人，向在汉的西方友人征募了10.3万元的医疗器械及药品，委派长女弗朗西丝•鲁兹，率领一个国际代表团，开着大卡车，载着这批抗战物资，从汉口出发，沿着往北方的公路，一直送到了山西太行山地区的八路军总部，由朱德、彭德怀、左权接受。在历史资料简单记述的字里行间，一个活泼、真挚、热情、勇敢的美国女孩的身形跃然纸上——我想，这得益于她生于一个和睦幸福的家庭，以及家长给予的严谨然而开放的美国式教育。

“鲁兹故居”的建筑面积很大，楼上楼下，房间很多，特别是客房比较多，因为除了主教一家人而外，常常会有客人来此留居，简直像是一家“私人旅馆”。例如上文提及，周恩来于1927年“白色恐怖”时期，曾在这幢住宅楼里躲藏过一段时间。

“鄱阳街32号”虽然紧挨着人来车往的街边，但院落和教堂（即圣保罗堂座）如同数重屏障遮挡了住宅楼，远避了闹市的喧哗和市俗的搅扰，居住环境是非常舒适。我在汉口生活了半个世纪，从这条街从这个院落门口不知经过了多少次，从来就没有想到里边会另有一爿天地，若非此次写作中拍摄和采访的需要，不然是不会冒昧地走进这个院落里边去的。

幽静的环境，更重要的是吴德施主教独具的社会身份和政治地位，使这幢楼房不仅成为革命人士的临时避难所，同时也成为众多的国际国内知名人物的往来居留地。

例如：著名的美国记者艾格尼斯•史沫特莱、安娜•路易丝•斯特朗便是这儿的常客，她们从美国到中国，由上海到汉口，然后转程去西安、延安，来往经过都要在这里住上一段时间，和主教及主教夫人，还有孩子们，像一家人那样亲密无间地相处。当年，白求恩大夫来到中国，在北上去延安及山西抗战前线之前，在这幢搂里住了有半月之久。

“芦沟桥事变”以后，国共两党抗战民族统一战线成立，1937年12月——1938年10月，中共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秦邦宪、叶剑英、邓颖超、王明等中共领导人，被派驻汉口（原日本租界中街9号，今长春街57号）的一幢西式楼房内，领导长江局和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工作。在这一段时间里，中共领导人成为“鄱阳街32号”院落的常客。

吴德施主教与周恩来曾经有过“生死之谊”，两人的交往，并不仅限于政治社会的交流，也包含了文化品味及性格爱好等方面彼此之间的相互赏识。

在人大代表学习资料中，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一文，有一段文字专门论及此事：“……如周恩来与圣公会大主教吴德施就有一段交往……抗战开始后,周恩来、邓颖超等共产党人来武汉从事革命活动，得到了吴德施的理解和支持。周恩来通过他向世界宣传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战争，吴德施也积极参加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许多活动。1938年4月19日,吴德施主教离开武汉时，《新华日报》以‘吴主教临行赠言,巩固统一战线’为题发表了吴德施的告别辞。 ”

但，上述只是吴德施主教在中国的政治生涯的一部分，并不是全部，因为其教会身份的决定，他必须是一个与中国各派政治人物交往的社会活动者，在各派政治力量中取得优雅的平衡，所以，他不可能不重视国民党南京政府。

中国近现代历史，武汉是一个政治军事的要塞城市——各党各派、政界军界，伟人、要人、名人，在此风云际会。史载：“汉口鄱阳街圣保罗堂大院内的住所常常高朋满座”，除上面提到的国际友人及中共领导人之外，吴德施主教还与“国民党各界人士冯玉祥、宋子文、孔祥熙、张群、王宠惠、吴国桢等过从亦密……”

其中，宋子文：青年时留学美国，1915年哈佛大学毕业，与吴徳施主教属不同届的校友；另外，宋子文的父亲宋耀如即是一位基督教牧师，1882年毕业于美国田纳西州的万德毕尔特大学神学院，宋氏坚持以基督教为家庭信仰——宗教和美国，文化与教养，是吴德施与宋子文之间友谊维系的纽带。

吴国桢：当时汉口市市长，被称为国民党高层权力机构内被具有知识分子气质的官员，湖北人，少年时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与周恩来结识并成为朋友，17岁保送美国留学，23岁获得普林斯顿大学院哲学博士学位，人称“吴博士”。1937年至1938年武汉沦陷前夕，与当时在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周恩来有过较为亲近的来往。吴国桢当时所任的政职，赴美求学的经历，以及人品及学养，这些都可以成为吴德施主教与之默契相交的理由。

1931年，武汉大水，吴德施主教应宋子文、孔祥熙电邀，任全国水灾救济会湖北分会执行委员，在武昌成立武汉各教会联合赈灾办事处。次年，1932年，成立鄂湘教区水灾农民扶助总社，向受灾农民发放贷款。

1938年2月，国内宗教组织举行反侵略运动宣传周宗教日，武汉基督徒在“鄱阳街32号”汉口圣公会圣保罗教堂举行为国难牺牲者祈祷仪式，吴德施主教到会发表讲话，表示：“愿与中华民族同受艰苦”，“并代表全体外侨信徒为抗战死难军民祈祷 ”——这是吴德施主教在中国传教期间最后一次参与的大型社会活动。

1938年4月，被获准退休回国。周恩来、秦邦宪等在汉口八路军办事处屋顶花园设宴为吴徳施主教一家饯行，席间合影留念。很可惜我没有找到这一张照片资料。周恩来当场手书：“兄弟阅于墙外御其侮”、“嘤嘤其鸣也，求其友声”两条幅相赠。

同时，吴德施主教在鄱阳街住宅楼举办告别音乐会，请武汉各界上层人士一聚。汉口市市长吴国桢、中共领导人周恩来等应邀出席。当晚，吴德施主教的长女弗朗西丝•鲁兹钢琴弹奏优美乐曲为来宾助兴。离开汉口回美国之前，吴德施主教在武汉国民党报纸以及汉口《新华日报》发表《告别辞》。

1937年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施行绝灭人性的奸淫烧杀，一个多月以内，屠杀平民三十万人……

吴德施主教在中国四十二年，经历过朝代更迭、政权交替，战争动乱、天灾人祸，他从来都没有退避——但，这一次不同，这一次战争中的法西斯主义者、日本侵略军，已经以行动向全世界显示了他们无视国际战争规律、无视国际公法的非人性行为——为了家人的安全，夫人还有他心爱的女儿，他决定离开中国，而且这一年他的确老了，六十八岁了，去日无多，叶落归根，他想在告别世界之前返回自己的祖国。

我想，他在离开汉口前心情一定很复杂，这么多年了，和这个城市建立起来的感情，和这个教区教民之间建立起来的感情——曾经他视他们为自己的孩子，而他们则视他作父亲——这种感情如同血肉相亲，一旦割舍，他心中的痛苦是不言而喻的。面对即将临近的灾难，他知道他无能为力，宗教的力量是有限的，他又一次深深意识到了这样的问题。作为神学者，他只能祈祷，为战争的死难者祈祷，祈祷他们的灵魂升入天国，为战争的受难者祈祷，祈祷主的福佑降临到他们头上——除此以外，他还能做什么？

1938年4月，吴徳施主教携家人离开汉口回到美国。

“鄱阳街32号”院落仍属基督教美国圣公会的房产，圣保罗座堂的教会仪式依然照旧，这一幢灰砖拱券门的主教楼，不知后来由谁居住？只是再也听不到弗朗西丝•鲁兹悠扬悦耳的钢琴弹奏了……

四、另一故事的开头

我想接着讲一个故事：

孟良佐（1878-？）：基督教美国圣公会传教士，出生于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先获文学学士学位，后在费城神学院获博士学位。1902年被美国圣公会立为会长（牧师），同年派往中国传教。

1904年（光绪三十年至三十一年）任九江圣公会会长。1907年任长沙圣公会会长，1917—1924年任武昌文华大学校长，同时筹建华中大学（今华中师范大学的前身）。1924年—1929年代任华中大学校长。

1907年，在任长沙圣公会会长期间，因“日知会案”与长沙的直接牵涉，与吴德施主教一道出面，尽全力营救“日知会案”获罪革命人士。

1926年冬，北伐军围困武昌城四十天，饥民不堪忍受，以侨民以及美国教会领导人身份往来于南北两军之间 ，得两军统领同意，每日开城门一次，疏散城中居民出外觅食。

1937年底，继吴德施任鄂湘教区主教。1938年，日本侵略军逼近武汉，以中立国教会领导人身份任汉口救灾委员会主席，联合在汉有权势的外国侨民，先是选旧（英俄）租界（彼时，英、俄、德、日租界已被中国政府收回，故有此称）地建立“安全带”，以供平民逃避战争灾难（例如南京大屠杀）。1938年10月25日，日军占领武汉，否认上叙安排。孟良佐主教等人只得在汉口龙王庙至硚口设“难民区”（因日侵略军方不许称之为“安全区”），并被迫将“安全区救济委员会”改为“难民区救济委员会”，亲身任职此“委员会”工作三年之久，抚恤难民、发放赈款、济送寒衣食品、开办小本借贷等等。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英国、美国、中国对日宣战。武汉日占领军无视国际公法，抓捕英美驻汉领事拘押出境 ，同时拘捕基督教美国圣公会主教孟良佐先生关押至南亚日军集中营。不久，逢交换俘虏之机，被遣送至非洲后回到美国。1944年，以六十四岁高龄，由美国乘飞机到印度，转滇缅公路至中国的云南、贵州境内，看望由武汉内迁的华中大学、湘鄂联中（都属中华圣公会办学）师生。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返回武汉，筹备复校（华中大学等），1948年回国。那一年，孟良佐先生七十岁。

以上，除了几个字的修饰而外，我是照史料抄录无误，因为本书的主题以及时间的限制，关于这位基督教美国圣公会继任主教孟良佐的事迹，我没有来得及作更深入一些的查寻。但是，我认为，上面的这一段简略的“人物介绍”已经非常感人了——阅读这一小段文字时，我流下了眼泪——为孟良佐先生，也为在他之前的吴德施先生……

在我们的中学（包括大学）课本里，长时期以来，过分丑化在华外籍传教士的形象，我想，这样的情况是亟待修正了，应该还历史的真实，不要误导我们的孩子。

下面是我对这一篇章的总结。

翻阅基督教美国圣公会在武汉的一段历史（前后八十三年），可以改变一个人曾经由于我们教育的局限而产生的最基本的看待事物的方法。在晚清来华的外籍传教士中，有相当一批人可以称为真正的圣者。他们聚理想、热情、善良、诚挚、勤奋、勇敢于一身。平常的日子，坚持行善、布施、宣传教义、促进科学文化教育；危难的时刻，不畏强暴、坚持正义、倡导和平，尽一己之力，将社会民众身受的苦难减低到最小的程度。曾经，我以为，印度的特丽莎修女只是教会人士中的一个较为极端的典型，而现在，我要改变我的看法。

注释：

1、胡兰亭：湖北武昌人，传教士，辛亥革命的同情者及积极参与者。出身贫寒，年轻时一边工作一边在学校旁听学习，后入武昌美国圣公会所办中学读书，此期间成为教徒，后升任基督教圣公会鄂湘教区的会吏总（即会长）。曾经与胡吉亭牧师合力营救华兴会领导人黄兴长沙脱险。刘静庵在其感召下接受基督教洗礼。

2、关于张之洞的政治策略，我在拙著《武汉老公馆》（待出版）首篇《英国驻汉总领事馆官邸》有过介绍，请参看。

3、孟良佐：美国人，基督教圣公会传教士，当时为长沙圣公会会长。穆德：外籍传教士，个人情况无资料记载。

4、见梁寿华《中国革命与基督教信仰》之《起义失败及结果》

5、余日章：先为文华书院英文教习，文华书院学生军负责人，后为文华中学校长，自由资产阶级思想者。

6、见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史•试论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宗教政策的成熟》

7、资料引自《武汉市志•人物录》。

8、此小节文字之历史资料全部录自《武汉市志•人物志》。

9、 “南北两军”一史事：参看本书《英国驻汉总领事馆官邸》一章，《英国驻汉总领事馆八十年遭遇大事记》篇目。

10、详情请参看拙著《武汉老公馆·英国驻汉总领馆官邸》（待出版）。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