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一九八七年底去日本，在那里打工留学，前后呆了近九年。后来移民到了加拿大。来加拿大后一度回国教日语，期间又短期回过日本好几回，回想起来感觉似乎与日本有几分缘分。

当初刚到日本时，在东京后乐园一个叫做日中学院的专科学校里学习日语。那个学校是个对中国十分友好的学校——从校名就可看出。学校的前后几任校长都是中国问题专家，老师里中国通也不少。我记得在那个学校的不少教室里都贴着有类似要做中日友好的桥梁之类的字幅，上课时老师问学生学习日语的目的，许多人也煞有介事地说因为要为中日友好做工作或贡献。想起来如在眼前的事情，一转眼却已经过去了许多年。

许多年过去了，与我当初在日本时相比，感觉中日间的关系并无进步，似乎也看不到多少“友好”的迹象。而且如果说句老实话，我其实觉得中日之间大概不会有真“友好”的那一天——虽然号称要让日中或中日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人并不少。中日之间明争暗斗彼此心照不宣：都希望“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山只有一座，老虎却有两只；况且还有历史上那些算不完的旧账。

我自己虽说在日本生活过多年，内心却并非特别喜欢日本。这一方面大概因为本人的中国人背景使自己难免多少受到民族情绪的影响；另一方面从性格上说，也觉得日本社会有些拘谨和压抑，而且骨子里较为排外，相比而言我还是更喜欢大气些的地方。然而尽管如此，无论是日本这个国家还是日本人依然有许多地方让我刮目相看，甚至有不少方面是使我欣赏和佩服的。

离开日本后，在国内和加拿大时，与朋友或同事聊天时有时也会说到日本的话题，其间曾遇到一些人（中国人）对日本的事情所知甚少，却自觉无所不知。将日本或日本人说得一无是处，一塌糊涂。提起日本，一脸不屑一顾的神气，且开口闭口动辄要将“小日本”灭了，虽说听着“气吞万里如虎”，却终是显得滑稽可笑，妄自尊大而已。

在与朋友聊天过程中，我有时不自觉也会想起一些从前在日本时的经历和所见所闻，后来想干脆将脑子里杂乱无章的有关对日本和日本人的印象作些整理，也来管窥（不是偷窥）一下日本和日本人倒也不失为一件聊以打发时间的趣事。

那么废话打住，言归正传，就让本人也来管窥一下吧。

先说一件小事。

我有一个朋友，曾在日本生活过七八年，与本人一样，九十年代中期移民到了加拿大。前两年，时隔十几年他们一家去日本旅游，回来聊起重回日本时的见闻与感想，说到了下述的一件事：他们去日本之前预定了一家酒店，在东京的上野。到达东京成田机场时已近傍晚，坐电车赶到东京都内，又叫了出租车送到预订的酒店时已是夜里九点多钟，外面下着雨，他们一家旅途劳顿，觉得总算可以歇一歇了的时候，酒店服务台的服务员却告诉他们查不到他们的订房记录，原来他们预订的酒店与此家酒店同名却不是这一家。于是他们离开这家酒店打算去预订的那一家。走到门口，看到雨中夜色笼罩的马路上空空荡荡，正想着如何再叫一辆出租车时，之前送他们到酒店的那辆出租车又开了回来。原来那个驾驶员送完他们将车开走之后，途中看到一家名字一样的酒店，担心是否两家酒店相混淆，就又折回来看看，结果正看到我的朋友一家走出酒店。那驾驶员很庆幸地说：还好回来看看，要不真就搞错了。然后叫他们上车，将朋友一家免费重新送去了预订的那家酒店。

朋友颇感慨地对我说：如今这样的事情也就是在日本能碰上，倘在其他地方，不挨宰就不错了。朋友对日本的服务业一向赞赏有加，我其实也有同感。大凡有过点在日本生活经历的人对日本的服务业和日本人对待顾客的殷勤周到都会留下深刻印象。“顾客是上帝”这句话，虽貌似放之四海而皆准，但与其他地方相比，的确还是在日本做“上帝”做得安心和舒坦。至少以次充好，糊弄“上帝”，使“上帝”上当受骗，花钱挨宰的事情在日本是鲜有发生的。前一段时间，看到一篇报道说一个中国人在东京叫出租车遭到拒载，投诉之后，出租车公司老板和上层管理人员在最短时间内集体上门道歉；那个拒载的驾驶员受到严厉处分自不待言，公司并借此事件对全体职员进行教育，要求大家反省，以杜绝此类事件的再度发生。据说拒载事件是该出租车公司成立二十多年以来从未出现过的，所以公司管理阶层格外重视，将该事件视为使公司蒙受耻辱的重大事件。但其实拒载这种所谓的“重大事件”如果在中国即使是上海，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内也是司空见惯的事情。眼见得亮着空车指示灯的出租车开来，举手示意要车，驾驶员视“上帝”为无物，加大油门，扬长而去；或者即使停下车来，一问所去地点不愿去，推说已下班而拒绝“上帝”的情况比比皆是。去年本人在重庆坐出租时，还遇到出租司机一路停车寻找同方向的第二位乘客上车，以赚取双份车费的情况。两相比较，想必以国内同业者的眼光看，上述日本出租公司视拒载为使公司蒙羞的“重大事件”，未免会觉得小题大做少见多怪的吧。

有朋友说类似上述的驾驶员在中国也并非没有，想必应该会有的。不过我想，倘若是在中国，如今这样的驾驶员用歌手雪村的话说，大概可算是活雷锋，该让“挂花上酸菜”了。可是在日本，类似的事情却是稀松平常的日常事，说给日本人听，他们觉得那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全然不值一提，反而是上述拒载的事情，在他们看来才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童叟无欺这句话在眼下的中国大概只能是一种奢想，在日本却是实实在在的现实。谁如果敢冒天下大不违在日本连童叟也欺，无异于自掘坟墓，在日本是无法混下去的。由于信誉和诚实被日本人视为起码的为人准则，整个社会便有很好的社会风气。不仅服务业声誉好，社会治安也好。我在日本多年，在日本各地跑过不少地方，从没有看到过哪个住宅的窗户外面装有防盗铁窗的，可是在中国各地，包括香港，台湾要找个把不按铁窗的素颜窗户却如要见到哪个明星的真面目一般困难。我家在上海小区的邻居即使住在六层搂的顶层，也都安装铁窗，问他们是否有点多此一举，回答说：如今小偷防不胜防，即便装了也未必万无一失，何况不装？

在日本的超市门口，常见钥匙挂在车上不上锁的自行车，今年上半年去九州时，在超市门口还数次看到自行车前的车兜里放着背包或提包的，虽说可能是主人大意忘在里面的，却也并不见遗失。而在加拿大的唐人街之类的地方，即使将自行车锁在路边铁架上，办完事回来锁在铁架上的可能只剩下车架，轮胎则不知何时已经不翼而飞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景象在中国古代盛世里据说能够见到，在当今，大概只有在日本的小城市里才能见到了吧。

然而话说回来，事物都有两面性，日本社会的诚信固然让日本人受益匪浅，但离开了日本却因为缺乏适应复杂环境的免疫力，日本人是比较容易成为“任人宰割”的对象的。本人从前的一个日本朋友就有过这样的经验。那个朋友是一家养老乃泷连锁饭店的店主，喜欢去中国旅游。跟旅游团去了中国好几回，后来有一次从桂林回来伤了心，对我说不想去中国了。原来他在桂林的一家礼品店里看中了一副挂在墙上的画，想买。店主说那是样品，从店里取出一个盒子告诉他里面是一样的画卖给了他。那日本人回到日本兴致勃勃打算将画挂到店里去，展开一看却是一张白纸。“做生意怎么能这样做呢？”他对我说。我嘴里劝他别在意，说那只是个别现象，他运气太好赶巧碰上了，下次当心即可。心里却觉得也就是日本人会上这种当；换了中国人，见多识广百毒不侵，类似的雕虫小技是骗不过中国人的火眼金睛的。

我对日本社会的良好风气和日本人的诚实重信誉印象深刻也颇为欣赏和佩服，但同时也时常觉得困惑和难以理解：想来我们中华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勤劳勇敢，聪明智慧，而且还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可是我们讲尊老爱幼，讲精神文明，讲和谐社会，讲学习雷锋好榜样，讲了几十年未见有何实效，到如今社会上反倒是以次充好，以假乱真成风，假药，毒奶粉，地沟油，还有老鼠肉做的羊肉串，一边躺在地上装死一边等着讹人的老叟老妪，千奇百怪五花八门，凡是不想要的都有，而想要的却没有。而日本，当年那个穷凶极恶，到处侵略他国，给中国和其他许多国家造成莫大伤害的野蛮民族的国家和国民，虽然从未见他们提倡和谐社会，社会却很和谐；从未见他们到处讲尊老爱幼却很尊老爱幼童叟无欺；从来没人让他们学习雷锋好榜样，他们日常所做所为却仿佛就是活雷锋。何以最优秀的民族提倡几十年做不到的事情，最野蛮的民族未见特别努力轻而易举就做到了，想来百思不得其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