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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烟云——孙中山逝世的铁狮子胡同2005-4-1北京娱乐信报

●司马长空 今年是孙中山先生逝世８０周年，清明时节，海内外华人举行各种各样活动悼念孙中山先生。昨天中国国民党副主席江丙坤率团来京拜祭了孙中山先生，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孙中山先生去世的地方是在今天张自忠路的一座四合院中。这条路在清末和民国初年时名为铁狮子胡同。明朝时，崇祯皇帝宠爱的田贵妃之父田弘遇都督府在此，门前有一对铁狮子，因而得名。 今天的张自忠路２３号，原是明朝末年崇祯皇帝田妃的娘家，叫天春园，清末改为增归园，是一座四合院结构的大宅院，朱漆大门，三进院落，西面是花园。院内四周回廊环绕，花园景致幽美，山石峻峭，草木葱茏，环境幽雅。阁中担任外交总长的顾维钧避往外地，他的这处住宅也被充公。 冯玉祥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孙中山于１９２４年１２月抵京，后于１９２５年２月１８日搬至铁狮子胡同这座院落中，住在西院第二进的北房内，是一个套间，中间有精美的木雕落地花罩。１９２５年３月１２日，孙中山因患肝癌，医治无效，在这里与世长辞。 现在铁狮子胡同已经改名为张自忠路，而位于张自忠路２３号这座宅院中，孙中山先生当年居室仍按原状布置陈设，门上挂有“孙中山先生逝世纪念室”牌匾。外间西墙上镶有一长方形汉白玉刻石，上刻“中华民国十四年（１９２５）三月十二日上午九时二十五分孙中山先生在此寿终”，刻石上悬挂着孙中山遗像。右方镜框内是孙中山在此写的《总理遗嘱》，左边镜框为致苏联书。条案上放着《建国方略》、《中山全书》等。这座宅院１９８４年定为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跟砖塔胡同一样，铁狮子胡同（现名张自忠路）也是北京胡同中的元老。因有一对铁狮子而得名――而这铁狮子是元代宗年间铸造的。明末，它们成了崇祯宠妃田贵妃之父田畹府第门前的镇宅之物，目睹过田畹爱妾陈圆圆的长袖善舞、迎来送往。为追求陈圆圆，吴三桂曾在铁狮子的眼前屡屡进出。李自成的大将军刘宗敏又占据田府，拘禁了陈圆圆......这一切把眼花缭乱的铁狮子都搞迷糊了，弄不懂这些猛男美女在走马灯般地表演什么。可以说铁狮子那铃铛般的眼球里，装进了一整部明朝灭亡的故事。这还仅仅是开始。很多年后，一个叫冯玉祥的将军发动政变，把此宅作为政敌曹锟的牢房。1924年冯玉祥以国民军总司令身份邀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这里又辟作为孙中山的行馆。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此逝世，并鉴字留下“总理遗嘱”、“致苏联遗书”、“家事遗嘱”等三份遗嘱。铁狮子胡同东口还有雍正第五子和亲王府，民国后先后成为北洋政府海军部及段祺瑞“临时执政府”――门前发生过"三一八"大惨案。日军侵占北平期间，这里是其华北统驻屯军司令部。沿着铁狮子胡同漫步，能看见墙上钉着的一系列“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还有清代和敬公主府等），仿佛穿棱于时空隧道。这短短的一截胡同，包容着何其漫长且富于变幻的历史。有关胡同的例子，就像胡同里发生过的人与事一样，举不胜举。北京城是座露天的大博物馆，胡同是其最公开、最生活化的展览品。

铁狮子胡同属于比较宽阔的胡同了，也有极“袖珍”的胡同，譬如耳朵眼胡同，这名称是很形象的。还有钱市胡同，最窄的地段只有0.4米，最宽处也不过0.8米，据说明清时是极繁华的金融市场――真让人难以相信，银行会开在这里面。至少今天，运钞车是开不进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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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0年前孙中山先生的最后行程 2005年03月14日10:10 作者：陈光中　 来源：北京青年报

　　铁狮子胡同中山公园香山碧云寺———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之后，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尽管当时政局动荡、情况复杂、形势严峻，孙中山还是由宋庆龄陪同冒险北上，试图为实现国家统一寻找出路。

　　1924年12月4日，孙中山夫妇到达天津。由于旅途劳累，当天晚上，孙中山突发高烧，肝痛剧烈，突然病倒了。

　　12月31日，孙中山乘坐的专列驶进北京前门车站。根据原先的安排，孙中山的行辕设在铁狮子胡同顾维均宅中。由于他病情严重，暂时住进北京饭店，以便治疗。在接下来的那些天，孙中山的病情不断反复，尽管采取了各种治疗方法，但毫无效果。1925年2月18日，孙中山乘特备汽车缓行至铁狮子胡同的临时行辕，在那里，度过了他一生的最后时刻。1925年3月12日上午9时30分，孙中山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3月19日上午，孙中山的遗体被送往中央公园社稷坛大殿，沿途自发送葬的民众多达12万人，自协和医院至中央公园沿途几乎没有空暇之地，以致交通为之阻塞。

　　孙中山生前曾经表示过，希望去世后能够葬在南京。如今一代伟人终于辞世，国民政府决定遵照他的遗愿，将南京紫金山选为墓地，孙中山刚刚逝世，便立即派员前往南京勘察。由于陵园建设不是能够马上完成的事情，因此治丧处决定将孙中山的遗体暂厝北京西山碧云寺，待南京陵园建成后再正式安葬。

　　4月2日上午，孙中山的灵车在庞大的护灵队伍陪侍下，经西长安街、西单牌楼、西四牌楼出西直门，赴西山而去。无数民众走上街头，含悲为孙中山送行,有两万多名民众竟然跟随灵车从市里一直步行到香山。

　　下午4时25分，车抵碧云寺。这碧云寺始建于元代，后多次扩建，至清代乾隆年间又建成罗汉堂及金刚宝座塔，是京西名刹。民国初年时，寺内建筑多有倾颓，蔡元培等人曾筹资修葺。为了安放孙中山的灵柩，在公祭进行的同时，治丧处已安排人员进行了紧急整修。停放灵柩的石龛在气势雄伟的金刚宝座塔下，由于地势陡峻，不得不架制一座木桥，使用系在绳索上的特制小车，以人力拽引上行至塔座。

　　经过长达3年的建设，位于南京紫金山的中山陵终告竣工。1929年5月，国民政府举行了盛大的“总理奉安大典”，将孙中山遗体运往南京安葬。6月1日，在南京狮子山炮台隆隆的礼炮声中，墓室徐徐封闭。孙中山的丧事至此全部结束。

　　孙中山这一次到北京，前后只有七十来天，而在铁狮子胡同行辕只住了不到一个月，时间是很短暂的。但那毕竟是他走完生命最后旅程的地方，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

　　这里是原外交总长顾维钧的私宅，有三进院落，西面是花园。宅院内山石峻峭，草木葱茏，环境幽雅。由于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当时的颜惠庆内阁被解散，在内阁中担任外交总长的顾维钧避往外地，他的这处住宅也被充公。孙中山来后，住在西院第二进院子的北房内，是一个套间，中间有精美的木雕落地花罩。

　　由于原先的大门比较狭窄，1931年北平市政府特地予以改建，并在大门上悬挂匾额，上书金色大字“孙中山先生行馆”。在孙中山逝世的房间内，还设立了纪念刻石，上面镌刻着“中华民国十四年三月十二日上午九时三十分孙中山先生在此逝世”。如今，这里是张自忠路23号，据说，孙中山逝世的房间还保留着当年的样子，在外间西墙上的汉白玉刻石上方，悬挂着孙中山的遗像。遗像左边的镜框里，是他的临终遗书；右边镜框里是致苏联遗书；屋内的长案上搁着《建国方略》、《中山全书》等书籍资料。由于该院现为某单位所使用，因此不对外开放。

　　而当年举行公祭的中央公园，于1928年改名为中山公园，原停放灵柩的社稷坛拜殿也被命名为“中山堂”。这社稷坛的原址是辽代的兴国寺，明永乐年间改建为社稷坛，为皇帝祭祀土地神、五谷神的地方。所谓“社稷”中的“社”，指的是土神；而“稷”，则指的是谷神。后来，“社稷”二字成为“国家”的代名词，这社稷坛，自然也有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含义。1914年朱启钤担任内务总长兼北京市政督办的时候，将这里改建为中央公园，它也是北京城里第一家对公众开放的公园。那社稷坛是一座三层的方形石台，上面平铺着五种颜色的土壤：东面是青色、南面是红色、西面是白色、北面是黑色、中央为黄色，它象征着中国博大辽阔的疆域。把中山堂设在这里，具有一种特殊的意义。“五色土”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地域的象征，也代表了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人数最多的5个民族，从而成为民族大团结的象征。如今，当人们漫步于中山堂前，面对那在晴空朗日下闪射着五色彩辉的方坛，是否能够感受到它所蕴含着的这种特殊含义？

　　至于北京西郊的香山碧云寺，在1929年孙中山遗体南迁时，将他替换下来的衣物置于原先的棺椁中，并在当年5月25日封入曾经停灵的石塔内，立为“孙中山先生衣冠冢”，以供后人凭吊。寺内的大殿已改为“孙中山纪念堂”，当年苏联赠送的那具“水晶棺”（其上盖实际是石英玻璃）也安放在这里。 4.《廖承志致蒋经国先生信》发出后，蒋经国出于其政治身分并未亲笔回复，而由其“继母”宋美龄发表《致廖承志公开信》，特附录于后。宋美龄氏“公开信”中对中共多有蔑称或不实之词，为保持宋氏“公开信”的全貌，我们对信中恶毒攻击中共的言辞作了删节，请读者批评鉴别——编者。

宋美龄致廖承志公开信

１９８２年８月１７日

承志世侄：

七月廿四日致经国函，已在报章阅及。经国主政，负有对我中华民国赓续之职责，故其一再声言“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乃是表达我中华民国、中华民族及中国国民党浩然正气使之然也。

余阅及世侄电函，本可一笑置之。但念及五十六七年前事，世侄尚属稚年，此中真情肯綮，殊多隔阂。余与令尊仲恺先生及令堂廖夫人，曩昔在广州大元帅府，得曾相识，嗣后，我总理在平病况阽危，甫值悍匪孙美瑶在临城绑劫蓝钢车案后，津浦铁路中断，大沽口并已封港，乃只得与大姊孔夫人绕道买棹先至青岛，由胶济路北上转平，时逢祁寒，车厢既无暖气，又无膳食饮料，车上水喉均已冰冻，车到北平前门车站，周身既抖且僵。离沪时即知途程艰难，甚至何时或可否能如期到达目的地，均难逆料，而所以赶往者，乃与总理之感情，期能有所相助之处，更予二家姐孙夫人精神上之奥援，于此时期中，在铁狮子胡同，与令堂朝夕相接，其足令余钦佩者，乃令堂对总理之三民主义，救国宏图，娓娓道来，令余惊讶不已。盖我国民党党人，固知推翻满清，改革腐陈，大不乏人，但一位从未浸受西方教育之中国女子而能了解西方传来之民主意识，在五十余年前实所罕见。余认其为一位真正不可多得之三民主义信徒也。

令尊仲恺先生乃我黄埔军校之党代表，夫黄埔乃我总理因宅心仁恕，但经多次浇漓经验，痛感投机分子之不可恃，决心手创此一培养革命精锐武力之军校，并将此尚待萌芽之革命军人魂，交付二人，即是将校长之职，委予先总统，以灌输革命思想，予党代表委诸令尊，其遴选之审慎，自不待言。

观诸黄埔以后成效，如首先敉平陈炯明骁将林虎、洪兆麟后，得统一广东。接着以北伐进度之神速，令国民革命军军誉鹊起，威震全国，犹忆在北伐军总司令出发前夕，余与孙夫人，大兄子文先生等参加黄埔阅兵典礼，先总统向学生训话时，再次称廖党代表对本党之勋猷（此时廖先生已不幸遭凶物故，世侄虽未及冠，已能体会失怙之痛矣。）再次言及仲恺先生对黄埔之贡献时，先总统热泪盈眶，其真挚恸心，形于词色，闻之者莫不动容，谅今时尚存之当时黄埔学生，必尚能追忆及之。余认为仲恺先生始终是总理之忠实信徒，真如世侄所言，为人应“忠孝两全”，倘谓仲恺先生乃乔装为三民主义及总理之信徒，而实际上乃为潜伏国民党内者，则岂非有亏忠贞？若仲恺先生矢心忠贞，则岂非世侄有亏孝道耶？若忠孝皆肭（注“肭”为不任事与不足之意），则廖氏父子二代对历史岂非茫然自失，将如何作交代耶？

此意尚望三思。

再者在所谓“文化大革命”斗臭、斗垮时期，闻世侄亦被列入斗争对象，虎口余生，亦云不幸之大幸，世侄或正以此认为聊可自慰。

日本读卖新闻数年前报导，中共中央下令对全国２９省市，进行归纳，总结出一“正式”统计数字，由１９６６年开始，到１９７６年１０年之内，被迫害而死者有２，０００万人，波及遭殃者至６亿人。云南盛内蒙古等地，有７２７，０００名干部遭到迫害，其中３４，０００人被害致死。

《北京日报》亦曾报导，北京市政府人员在“文革”中，就有１２０００人被杀，共党高层人物，如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人，均以充军及饥饿方式迫死，彼等如九泉有知，对大量干部自相残杀，豆萁相煎之手段，不知将作何想法？……世侄所道“外人巧言令色”旨哉斯言，莫非世侄默诋奸邪之媚外乎。

相对言之，中华民国开国以来，除袁世凯之卑鄙觊觎野心失败外，纵军阀时代，亦莫敢窜改国号，中华民国自国民政府执政以来，始终以国父主义及爱国精神为基据，从未狮亵谀外，如将彼等巨像高悬全国，灵爽式凭，捧为所宗者，今天有正义感之犹太人尚唾弃其同宗之马克斯，乃共党竟奉之为神明，并以马列主义为我中华民族之训练，此正如郭沫若宣称“斯太林是我爸爸”，实无耻之尤，足令人作三日呕。

或谓我总理联俄容共铸成大错，中国共产党曲解国父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民族之要旨，断章取义，以国父容共一 词为护身符，因此讳言国父批牍墨迹中曾亲批“以时局诚如来书所言，日人眼光远之人士，皆主结民党，共维东亚大局，其眼光短少之野心家，则另有肺腑也；现在民党，系联日为态度。”此一批示显见：（一）总理睿知，已洞察日本某些野心家将来之企图；（二）批示所书“现在”民党当以联日为态度，所言亦即谓一切依国家之需要而定。联日联俄均以当时平等待我为准绳。当时日本有助我之同情心，故总理乃以革命成功为先着，再者毋忘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有对中山先生肝胆相照之日本信徒为我革命而牺牲者。世侄在万籁俱寂时，谅亦曾自忖一生，波劫重重，在抗战前后，若非先总统怀仁念旧，则世侄何能脱囹圄之厄，生命之忧，致尚冀三次合作，岂非梦呓？又岂不明黄台之瓜不堪三摘之至理耶？

此时大陆山头主义更为猖獗，贪污普遍，贿赂公行，特权阶级包庇徇私，萋萋叠闻：“走后门”之为也牲牲（注“牲牲”众多也。）皆是，祸在萧墙，是不待言，敏若世侄，抑有思及终生为蟒螫所利用，随时领导一更，政策亦变，旦夕为危，终将不免否？过去毛酋秉权，一日数惊，斗争侮辱，酷刑处死，任其摆布，人权尊严，悉数荡尽，然若能敝帚自珍，幡然来归，以承父志，澹泊改观，养颐天年，或能予以参加建国工作之机会。倘执迷不醒，他日光复大陆，则诸君仍可冉冉超生，若愿欣赏雪窦风光，亦决不必削发，以净余劫，回 头是岸，愿扪心自问。款款之诚，书不尽意。

顺祝安谧

民国７１年８月１７日

宋美龄

5.

我对北京的感情，是随着居住的年月 而增加的。 　　　　　　　　　　　　　　——冰心：《我到了北京》

上面说过，1913年，谢葆璋接到了当时的海军部长黄钟瑛令他北上北京，出任海军部军学司长的电报之后，他就立刻启程，北上赴任了。 几个月以后，在这一年的初秋，他的妻子杨福慈也收拾停当，带着他们的女儿冰心和三个儿子，由孩子们的舅舅杨子敬先生陪伴、护送着，启程北上了。 这次举家北上北京，与十年前北上烟台一样，仍然是取道水路。所不同的只是，上次杨福慈膝下只有一个女儿，而现在，又多了三个儿子。 这一支由两个大人和四个孩子组成的家庭大军，告别了山青水秀的故乡福州，开始了行程几千里的自南至北的漫长旅程。 他们先登上了去上海的轮船，在东海上航行了几天，之后，就进入了黄浦江口，到沪作短暂的停留和休整，然后，又登上了去塘沽的轮船，在渤海里航行了几天，最后，终于驶进了塘沽口的十八湾。 在烟台看惯了青蓝色的美丽的大海，又在故乡福州饱览了亚热带特有的郁郁葱葱和姹紫嫣红之后的小冰心，乍一看见十八湾的浑黄的河水和极浅的河滩，内心里立刻涌起了一股抑郁和烦躁的情绪，——她觉得这里的颜色，实在是太黄了，太单调了！ 抵达塘沽之后，他们又坐上了火车，先天津，后北京。虽然陆路代替了水路，而令人抑郁、烦躁的黄色，依然不改。小冰心想起了初秋的南国——那里，是一片充满了生机的绿色。深绿，浅绿，翠绿，墨绿，相间交错，彼此映衬。而这里，初秋的北方，却只能够在一大片一大片的黄色的基调上，偶尔看到一小块一小块的绿色，点缀其间。车窗外面那一望无际的农田里，总是黄多青少，虽然方圆十分辽阔，却显得缺乏生气。这些一望无际的缺少生气的农田，给热爱大自然、初次来京的小冰心，留下了不好的印象。 当火车徐徐地驶进北京东车站的时候，谢葆璋已经站在月台上，迎候着自己的妻儿和妻兄。他把他们接出了站台，然后又把他们安置在站外等候的马车上。小冰心就这样，生平第一次踏上了北京的土地。 北京，这座历史上的名城，它曾经是几代封建王朝的京城，当时，又是袁世凯政府的所在地。对于一个初次见到它的仪容的人说来，它应该具有怎样的雄姿和怎样的魅力，才能算得名副其实呢？ 冰心是在大海旁边长大的孩子，又刚刚告别了有着亚热带风光的美丽的故乡，她曾经饱览过大自然变幻无穷的神奇形象，以及绚丽美妙的色彩，这个从小就爱独自幻想的小姑娘，会对将要成为她的第二故乡的北京城，有着什么样的看法呢？ 关于北京，小冰心早就听到过不少不很诱人的说法。在她很小的时候，她的舅舅们——老同盟会员杨子敬先生，还有正在大学读书的年纪较轻的舅舅，就在家庭里的闲谈中，多次地讲起过北京和那里的皇宫。他们讲过清政府的昏庸和腐败，讲过北京市容是如何的破旧和颓败，老百姓的生活是如何的贫穷和困苦。所以，当小冰心知道父亲已经为他们全家在北京租好了房子，母亲和舅舅就要带领自己和弟弟们到北京去，她却对这个将去的地方没有什么迫切的向往。 这时候，小冰心已经跟随着父亲、母亲、舅舅和弟弟们，离开了北京东车站。首先映入小冰心眼帘的，竟是一座灰色的又高又厚的城墙。小冰心坐在马车里，好奇地观赏着窗外的街景——果然象她舅舅们所说的那样，这个赫赫有名的京城的市容，原来竟是如此的破旧与颓败。除去又高又厚的灰色城墙之外，就是黄色的土路，这些土路是用黄土铺成的，只要风一吹，就尘沙飞扬。 再看看街上的行人，他们大都穿着色彩单调的衣服，个个都象满腹心事的样子，走起路来没有神采。有的迂缓，有的匆忙。在这些行人中间，还间或看到人力车夫，他们汗流满面，穿着破烂的衣裳，拉着坐客，或是疾走，或是奔跑。也有一些衣不蔽体的贫民，蜷缩在门洞里。这些人的形象，小冰心看了，都觉得心酸。 这一切，仿佛是向初来北京的小冰心，印证舅舅们早年对她的讲述，使这个喜爱大海和南国风光的女孩儿，产生了一种茫然的心绪。 十年后，当冰心长成为一个大姑娘，告别了祖国和亲人，到美国去留学之后，她在地球的那一面，想念北京的时候，还没有忘记北京给予她的这个最初的印象。她不由自主地写到了北京的灰色的城墙，和尘土飞扬的街道，泥泞的小胡同，以及奔走着的流汗的人力车夫。可见她在少女时代第一次见到北京时，北京留给她的印象有多深！ 那一次，坐在马车里，只是因为见到了分别半年之久的亲爱的父亲，才使她的茫然漠然的心绪，又渐渐地和缓了过来。 就在小冰心思前想后的时候，马车已经走进了东城一条宽敞的大胡同里。这条大胡同，后来因为演出过形形色色的历史故事而闻名中外，这就是有名的铁狮子胡同。 在这条大胡同的中间偏东一点儿，向北边斜插过去，还有一条曲里拐弯的小胡同，叫做中剪子巷。马车逐渐地减慢了速度，弯进了这条小巷子的南口，停在了十四号的门前。——这个十四号门里，就是谢葆璋在北京安置的新家（为了找到中剪子巷十四号这个院落，笔者曾经三次去中剪子巷胡同寻找，又请教过几位对冰心老人十分熟悉的作家朋友，但是因为年代久远，时事变迁，门牌号码几经变更，实在难以确定哪个大门就是本世纪初的十四号。为此，笔者又专门请教了传主谢冰心先生，冰心在她1985年8月8日给笔者的信中这样写道：“我的中剪子巷十四号旧居，是进铁狮子胡同，南口，路西，不远，那大院恐已盖满房子了。”根据冰心本人的指点，笔者又去中剪子巷寻访，在靠近中剪子巷胡同南口路西不远的地方，确实已经挤满了房子，因此确实已经无法辨认昔日的十四号，而只能确定一个大致的方位了）①。 当时的十四号院有一个不大的院门②，左边门框上挂着一块写有“齐宅”两字的黑底金字牌子，这是一所典型的中等人家的宅第。齐家是这所宅子的房东，他们是旗人。户主齐老太太年轻时当过和敬公主府的奶妈子，公主府的后门就在十四号门的旁边，而大门则开在铁狮子胡同。谢葆璋家居住的房子，是向齐家租来的。 　　①详见笔者《为冰心写传》一文，载1986年1月28日《文汇报》。 ②这是根据谢冰心先生本人的记忆描写的，见冰心《我到了北京》。 6.袁世凯在此遭袭击2004-09-21 15:35:52

外交部街，位于北京市东城区东单北大街路东，因1912年袁世凯政府的外交部迁于此街而得名。在此之前，一直叫“石大人胡同”。“石大人”，指曾于1457年带兵发动“夺门之变”，推翻景泰皇帝、拥立明英宗复辟的将领石亨，明英宗重登皇位后，封石亨为“忠国公”，赐第于此胡同。清初，石亨府第基址曾设工部铸造钱币的“宝源局”。

　　清末宣统年间，为迎接德国皇太子来访，设在紧邻石大人胡同北边的东堂子胡同的清外务部（成立于1901年，前身是成立于1861年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石大人胡同宝源局基址上兴建了迎宾馆，设计师是美国人坚利逊，迎宾馆是当时北京最豪华的洋式建筑。

　　1911年10月10日同盟会发动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爆发。为镇压武昌起义，清廷被迫请于1908年被“开缺回籍养疴”的袁世凯复出，并授予内阁总理大臣之要职。1911年11月13日，袁世凯率领大批卫队进京，他的内阁政府就设在石大人胡同迎宾馆。袁本人先是住在王府井大街锡拉胡同私宅，后因风闻革命党要杀害袁在河南彰德府（今安阳市）老宅的家眷，遂把家眷接来北京，一同住进迎宾馆。

　　■袁世凯被炸的第二天，又有人向迎宾馆投掷炸弹，未炸到人，只将袁的办公室玻璃震裂

　　这段时间，袁世凯每天早上乘马车经东安门大街到东华门，去进宫上朝。1912年1月16日中午，袁世凯退朝后出东华门，乘双套马车行至东安门大街时，被埋伏在街南侧三顺茶店门口的中国同盟会京津分会暗杀部成员严伯勋投掷炸弹，当场炸死卫队营长袁振标，炸伤随从数人及双套马车右侧的马，但袁世凯未被炸中。当时车夫刘二驱车狂奔（炸伤的右侧马还能跑动），一直将马车赶回石大人胡同迎宾馆。袁世凯下车后，还故作镇定地哈哈大笑说：“今天有人跟我开玩笑。”这时受伤的右侧马和一姓杜的受伤随从因流血过多而死掉。袁后来当了大总统时，提升车夫刘二为总统府司御校尉。

　　袁世凯被炸的第二天，又有人向迎宾馆投掷炸弹，未炸到人，只将袁的办公室玻璃震裂。在家人的劝说下，袁搬入地下室办公，从此袁世凯再不敢去进宫上朝，而是派外务大臣胡惟德作为代表。

　　1912年2月12日早，大势已去的清朝隆裕太后（慈禧之弟桂祥的女儿、光绪的皇后、溥仪名义上的母亲）携6岁的溥仪在乾清宫颁发了退位诏书，诏书是由外务大臣胡惟德进宫替袁世凯代领的。据当时陪同胡惟德进宫领取退位诏书的袁世凯的亲信唐在礼写于1961年的回忆文章《辛亥前后的袁世凯》中说，领取退位诏书之后，他们走出东华门，“上了马车，直奔石大人胡同外交大楼而去”，这里所说的外交大楼，就是迎宾馆内的洋楼。“胡惟德和我们到后，袁世凯未等请，他就自己走出来，这个隆重的接受诏书的仪式就开始了……当天晚上，袁世凯就在外交大楼里剪了发辫。在剪的时候，袁世凯自己不断地哈哈大笑，谈话中显出异乎寻常的高兴。袁的这种情况很难见到，后来也未曾见到过。”

　　■专使们当年避难的“中华圣经会”旧址，至今还在煤渣胡同东口，现为北京基督教教务委员会

　　1912年2月13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临时大总统孙中山，遵守诺言宣布让位给袁世凯，但要求民国首都必须设在南京，袁世凯必须去南京就职。

　　1912年2月15日，南京临时参议院应孙中山提名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并于2月18日派出蔡元培、宋教仁、汪精卫等5人为迎袁专使，赴北京敦促袁世凯去南京就职。

　　1912年2月27日，专使们到达北京，袁世凯假意热情欢迎，特命开正阳门箭楼城门（以前为皇帝专用通道）请专使进城，并安排专使们住进与石大人胡同一街之隔的东单北大街路西煤渣胡同内的招待所。

　　1912年2月29日晚，袁世凯在石大人胡同迎宾馆内操纵驻扎在北京朝阳门外东岳庙的北洋军第三镇曹锟发动兵变，乱兵进城大肆劫掠，放火烧了离此不远的东安门，并到煤渣胡同示威，扬言反对袁世凯去南京就职。专使们连夜逃往煤渣胡同东口美国人办的“中华圣经会”避难。

　　迎袁专使们住的招待所，原是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建立的清军神机营衙门，清末为培养贵族子弟的贵胄法政学堂。原址在胡同中段，有6进院落，向北直到今金鱼胡同王府饭店，老房今已不存。但专使们当年避难的“中华圣经会”旧址，至今还在煤渣胡同东口，现为北京基督教教务委员会。

　　袁世凯的权谋诈术终于迫使南京临时参议

　　院在1912年3月6日决议同意袁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并授权迎袁专使主持袁的就职典礼。■袁世凯安排孙中山在石大人胡同迎宾馆下榻，自己则把总统府搬到铁狮子胡同陆军部大楼（在今张自忠路3号段祺瑞执政府旧址院内），以示恭敬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石大人胡同迎宾馆举办了盛大的就职典礼，从此，迎宾馆成了袁世凯的临时大总统府。但他还想当正式大总统，他最担心在下阶段的正式大总统选举中，孙中山会成为他难以抗衡的竞争对手，为此，袁世凯邀请孙中山来北京会见，借以试探和笼络。

　　1912年8月24日，孙中山乘火车由天津抵达北京前门车站。当时的前门车站就在正阳门箭楼旁边，袁世凯为孙中山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并特命开启正阳门箭楼城门，以示礼遇。袁世凯安排孙中山在石大人胡同迎宾馆下榻，自己则把总统府搬到铁狮子胡同陆军部大楼（在今张自忠路3号段祺瑞执政府旧址院内），以示恭敬。

　　袁世凯终于得到了孙中山不竞选正式大总统的承诺，1912年9月11日，袁世凯授予孙中山“筹划全国铁路全权”之职，孙中山则表示要在10年内修筑铁路20万里，以使中国富强。

　　1912年9月18日，孙中山离开北京之后，袁世凯把设在东堂子胡同前清外务部旧址的民国政府外交部迁到了迎宾馆，从此，已历明、清两代的石大人胡同改称“外交部街”，并沿用至今。而袁世凯自己，则把总统府由铁狮子胡同陆军部搬进了退位清廷刚腾出来的中南海。

　　■新中国的外交部就设在外交部街迎宾馆旧址。第一任外交部长周恩来和第二任外交部长陈毅都曾在此院内办公

　　1928年北伐军占领北平后，外交部街的外交部南迁与南京政府外交部合并，这里成为旧外交部的档案保管处。1940年，这里一度由汉奸政权“华北政务整理委员会”占用。

　　1949年1月20日北平和平解放。新中国的外交部就设在外交部街迎宾馆旧址。第一任外交部长周恩来和第二任外交部长陈毅都曾在此院内办公。20世纪60年代，外交部迁出此院，院内老楼因年久失修改做仓库。自1974年起，开始陆续拆除院内假山和老楼，兴建外交部职工宿舍楼。

　　今天的外交部街33号院，旧有的洋楼已荡然无存，只剩下一座黑色琉璃瓦顶的中式大门（已改建成房屋）和一座灰色的西洋式门楼，还是当年旧物，在柳絮飘零的暮春中，仿佛还在诉说着昔时纵横捭阖、折冲樽俎的往事。 7.事件经过 作者： | 2005年03月16日 23:14 | 　　1926年春，冯玉祥在苏联的支持下，以与奉军作战为由，在大沽口敷设水雷封锁了水道。1926年3月12日，日本帝国主义派军舰掩护奉军军舰驶进天津大沽口，炮击冯军，被冯军击退。3月16日，日本联合英、美、法等八国公使向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府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冯军撤除防务，并以“决采取必要之手段”相威胁。3月14日，北京2万多名人士集会抗议日军炮击大沽口。3月17日，北京各学校和社会团体400余人到国务院、外交部请愿，要求段祺瑞政府以强硬态度驳回“最后通牒”，驱逐签署“最后通牒”的八国公使出境，段祺瑞政府下令国务院门前的守卫军士行凶，当场刺伤代表多人。3月18日，北京各界人士5000余人在天安门前举行反对八国通牒的国民大会，大会通过决议，要求驳回八国通牒，立即撤退驻津外国兵舰，惩办大沽口肇事祸首，抚恤大沽口死亡军民，严惩枪杀各团体代表的祸首，会后组织了以北京大中学生为主的2000多人的请愿团，前往铁狮子胡同执政府请愿，沿途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段祺瑞”等口号，请愿队伍进入执政府门前广场时，段祺瑞命令卫队开枪，当场有41人被打死（注：通常的说法是47人，但是墓碑上的只有41人，所以我们以墓碑上的41为准），200余人被打伤。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女生刘和珍、杨德群和燕京大学的女生魏士毅等在这场运动中牺牲。在死难烈士中，有7个是中学生，最小的一个年仅12岁。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一八屠杀”。这次屠杀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全国各地纷纷举行罢课，集会和示威游行，抗议段祺瑞惨杀北京民众的暴行。鲁迅在《无花的蔷薇之二》一文中称这一天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4月，冯玉祥驱逐了段祺瑞，执政府垮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