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版本的葉挺（下）

  以下應該是高敬亭被殺的另一版本。

高敬亭被槍斃真相

  抗日戰爭期間，新四軍第四支隊司令員高敬亭被槍斃。流行說法認為，高敬亭是被新四軍軍長葉挺和國民黨廖磊、蔣介石聯手處死。然而，文史學者童志強在《同舟共進》2014年第6期撰文《請還葉挺將軍一個清白——處決高敬亭案的真相》指出，是共產黨自己要求殺高，蔣介石“所請將高敬亭處以槍刑照准”不過是順水推舟，樂見其成。

  新四軍第4支隊司令員高敬亭被處死一案，是抗日戰爭初期發生在新四軍中的重要事件。由於涉及此案的檔案始終沒有完全公開，造成對高案的解讀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坊間有一種比較流行的說法是：葉挺於1939年5月13日應約前往安徽省政府所在地立煌，5月24日安徽省政府主席廖磊向第五戰區誣告第4支隊，五戰區轉報蔣介石，蔣介石批准“所請將高敬亭處以槍刑照准”，葉挺帶着蔣的批文抵達合肥青龍廠將高敬亭關押，然後召開鬥爭大會，葉挺說“對高敬亭要嚴肅處理，要槍斃”，6月24日由葉挺帶來的警衛班將高處決。如此描述給人的感覺，似乎是新四軍軍長葉挺和國民黨廖磊、蔣介石聯手將高敬亭處死。鑑於此事涉及葉挺將軍的令名，筆者認為有必要澄清歷史真相，還葉挺將軍一個清白。

  在中國革命史上，高敬亭是一位有重大歷史功績但又犯有嚴重錯誤、帶有濃烈悲劇色彩的人物。他的身上充滿着矛盾：他參加革命的資歷在鄂豫皖根據地並不算高，但在很短時間內就“乘直升飛機”升任到重要領導崗位；他對敵鬥爭勇猛頑強，卻又熱衷於在革命隊伍內部搞“肅反”，被稱為“肅反專家”；紅25軍長征後，在失去上級的情況下，他獨自領導艱苦卓絕的鄂豫皖邊區3年游擊戰爭，堅持大別山紅旗不倒，保存了紅28軍這支成建制的紅軍武裝；他的文化程度不高，卻能在游擊戰爭實踐中總結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戰略戰術；他對國民黨反動派有着殺父滅妻的深仇大恨，卻能在第二次國共合作的轉折關頭順應歷史潮流，根據對形勢的分析和對中共新政策的正確理解，主動同國民黨地方當局進行岳西談判，成功達成鄂豫皖邊區的國共合作；他一生錯殺過不少無辜同志，但最終還是被自己的同志錯殺。他是迄今為止中共黨內最後一名以“反黨”罪名被“肅反”處死的高級幹部。

  晚年毛澤東在處理高敬亭女兒要求澄清其父問題時，汪東興有報告說，查到項英在給中央的電報中稱，“白崇禧電奉委座電令所請將高敬亭處以槍刑照准”，毛就此批示：“請軍委討論一次，我意此案處理不當，其責任我懷疑主要是項英。”但當時如果上級不同意殺高，很難想象會允忍項英擅自處死這樣一名高官，而且竟然還是以蔣介石批準的名義。如果確係項英的責任，皖南事變後華中局高幹會議批判項英時豈不是現成的一發重磅炮彈？

  在中共看來，高敬亭的錯誤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點：

  錯誤之一，是排斥中央派到4支隊的政治工作幹部。

  錯誤之二，是違抗軍令，抵制東進。

  錯誤之三，治軍無方，馭下不嚴。

中共早就開始關注高敬亭問題

  回到葉挺與高敬亭案。首先從葉挺到江北的時間行止來分析：葉挺是1939年4月27日過江到的皖北，途中經無為、廬江等地逗留，布置工作，於5月10日到舒城第4支隊駐地召開幹部會議貫徹黨中央和軍部東進命令，會後即赴皖東。此事從鄧子恢自傳中更可得到證實。鄧子恢是和參謀處長賴傳珠一起跟隨葉挺軍長過江的，他在自傳中寫道：“我們到江北後，沿途視察部隊，傳達中央和軍部的指示，部隊情緒很高，幹部也贊成，因此，我們就在4支隊司令部召集高幹會議，決定部隊東開計劃，當時高也贊成。會後我就同葉軍長前往淮南路東。”（《鄧子恢自述》，人民出版社2007年11月版）可見說葉挺於1939年5月13日應約前往安徽省政府立煌純屬子虛烏有。

  葉挺既然沒去立煌，當然也不可能從立煌帶回蔣介石批准處決高敬亭的公函。事實上，蔣介石批准殺高的電報，是在6月23日即反高鬥爭大會的第三天傍晚才轉來的。（朱克靖《第三天》，載新四軍政治部《抗敵》雜誌第10期）

  應該指出，從對一些史料的分析看，由於種種原因，中共中央對原紅四方面軍留在鄂豫皖的餘部及其領導人高敬亭，確實不是十分信任。高敬亭的山頭主義思想及行為，也確實讓延安對他很不放心。1937年12月28日，毛澤東致電在武漢的周恩來、項英：“高敬亭率部可沿皖山山脈進至蚌埠、徐州、合肥三點之間作戰，但須附電台並加強軍政人員。”1938年2月1日，中共中央長江局在致毛澤東、張聞天等人電中又指出：“關於鄂豫皖28軍即新四軍第4支隊問題，必須幫助高敬亭同志才能使4支隊進步和迅速出動。”5月22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在關於徐州失守後華中工作的指示中也指出：“用一切力量爭取高敬亭支隊在黨的領導下，使之成為這一區域的主力。”

  1938年4月中旬，張國燾在武漢投向國民黨，併到處發信聯絡其舊部反水。鑑於高敬亭是張國燾到鄂豫皖後考察提拔的幹部，長江局特地委派在湖北威望極高的董必武專程赴皖中舒城，向高敬亭當面傳達中共中央關於開除張國燾黨籍的決定，鼓勵他堅定立場，革命到底。同年6月下旬，因與後任支隊政治部主任戴季英的矛盾激化，高敬亭揚言要在第4支隊搞肅反，消息不脛而走，引起部隊騷動，以戴季英為首的外來政工人員連夜逃離，是為“新開嶺事件”。此事驚動到地方黨委，7月3日，中共安徽省工委書記彭康在給長江局的報告中說：“4支隊問題，最近發生一嚴重事件。戴同志已離開政治部，其他政治部工作人員也離開了……這事表示高已走到登峰造極。這對於統一戰線，對於抗日，對於安徽的工作，都會發生莫大的影響，因此須得有一個斷然的解決。”

  直到葉挺過江前的1939年4月18日，中共中央中原局代理書記在給中央書記處的電報中，還提出對高敬亭的3種處理方案：“推動他到延安學習或擇地養病為上策；給以副指揮名義，4支隊改為縱隊，由其他同志帶為中策……撤銷高的職務為下策。”當時新四軍共有4個支隊，在上級的電文中，唯獨對皖北的高敬亭第4支隊反覆出現“教育”“幫助”“推動”“說服”“爭取”“改造”“處置”等字眼，這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到下面。中共中央長江局、中原局、安徽省工委，以及項英、張雲逸、戴季英、周駿鳴等新四軍將領，都向上級發過對高敬亭不利的報告。

項英並非與高案無涉

  高敬亭是新四軍軍部領導下的支隊司令員，身為新四軍最高決策領導人的項英，對高敬亭的問題不可能無動於衷。以下大量史實可以證實項英與高案的關係：

  如1939年3月2日，項英、周子昆報中央並轉中原局電中指出：“我們正在解決高敬亭問題，你們有何意見？”

  又如，1939年3月14日項英、周子昆致延安電中指出：“高敬亭顯然進步極慢，對東進至今懷疑，對執行黨的路線可說極差，若操之過急，又會生變，而且無效，故季英初採取推動政策是對的。但亦不能因此對高客氣，硬說是他堅決執行了黨的路線，使之或驕或疑，都會發生不好影響。”

  再如，項英1939年4月21日報中央及軍委並轉中原局電中，有“高敬亭無改變，近日又想將部隊調回後方，曾見廖磊請假”，“戴工作有成績，下面已有對高不滿”等語。

  上述電報都是項英在葉挺過江之前發給中央的，它們真實反映了項英對高敬亭錯誤的深刻分析和解決高敬亭問題的迫切心情。即在葉挺到江北後，項英對如何處置高敬亭仍有具體意見。1939年5月11日，項英致電中央：“高部人數最多，五千多，問題不解決可影響發展，這對江北有大關係。”

  1939年5月26日葉挺、項英聯名發給重慶蔣介石的電報，要求蔣介石“擬請將高敬亭撤職以示警誡，團長楊克志、副團長曹玉福畏罪潛逃，懇准予通緝”。葉挺當時人在江北，而電報的抬頭明確註明發自皖南涇縣。從電報分析，5月20日楊、曹叛逃，情況匯報到江北指揮部，指揮部經過確認無誤，再向皖南軍部報告，項英於5月26日以葉、項名義向蔣介石報告要求撤高的職並通緝楊、曹，此電無疑證實項英並非與高案無涉，處理高案不可能繞過新四軍最高決策者項英，同時也進一步證實，說葉挺在此之前就已經拿到了蔣介石批准殺高的公函是多麼荒唐。

處死高敬亭其實是中共內部的事情

  安徽民間有一種傳說，謂高敬亭被槍斃兩小時後，中央來電才到，叫送延安學習，但為時已晚，知情者說“此說不確。中央來電內容是同意槍決，就是我收的電報”。在戴季英平反後，他幾次強調：“是黨中央批准槍斃高敬亭的，葉挺親自給我看的電報。”“高敬亭這麼高的職位，如果不是黨中央批准，誰有這麼大的膽敢動他？”儘管有李資平、戴季英兩個當事人的口述，但因沒有看到第一手的文獻，長期以來，這些只作為研究高案的重要線索留存待核。

  但是，新四軍司令部於1939年形成的《反高敬亭鬥爭之經過》等大量史料證明，高敬亭確實是共產黨、新四軍以“反黨、反中央、反革命”的罪名自己決定要殺的。筆者雖然認定項英與高案有涉，然而並非就認為項英要對高案負首要責任。當時江北指揮部不能與延安直接通電，楊、曹叛逃這樣的大事，江北指揮部必須要向皖南軍部稟報。同理，項英決定要撤高敬亭的職，也一定要向中共中央請示，這是中共鐵的紀律和幹部制度所決定的。只有在延安批准撤銷高敬亭的職務後，項英才會向蔣介石發報。因為新四軍當時名義上編入國民革命軍序列，高敬亭是國民政府軍委會任命的少將支隊司令，必須要走這個形式。1939年6月4日，高敬亭在青龍廠被江北指揮部扣押審查。10天后，中共中央書記處於6月15日致軍部電中明示項英：“中央決定派徐海東去皖整理4支隊，擔任副指揮兼4支隊司令。不日由延安同胡服一起赴皖。望你在配備幹部時注意。”足以說明此中關係。

  從1939年5月26日項英致電蔣介石要求撤銷高敬亭的職務，到6月24日高在皖東青龍廠被處死，時間長達一個月之久。葉挺雖為軍長，但並非中共黨員。當時在皖東有中原局領導下的鄂豫皖區黨委領導人鄭位三、彭康，還有新四軍江北指揮部和黨的前委以及軍隊負責人張雲逸、鄧子恢、羅炳輝、郭述申、戴季英、周駿鳴、林愷等一批高級將領，對如何處理高案這樣的大事，他們經過深入的討論，持有一致的意見，並向上級匯報。項英也不可能不請示延安，而且也有足夠的時間請示。

  在對高敬亭的問題上，葉挺曾在會上說：“我相信中國共產黨對高敬亭的錯誤行為和不正確的意識，是盡了很大的糾正和教育的責任的。中共數次派遣重要代表指示你的工作和糾正你的缺點，你都置之視若無睹，充耳不聞，實可為你的命運惋惜。”完全是黨外人士的口氣。會上還宣讀了中共中央關於開除高敬亭黨籍的決定，宣讀了新四軍軍部關於開除高敬亭軍籍的決定。繼撤銷職務之後，再來個黨籍軍籍雙開，這就更加說明此時黨中央和新四軍軍部對高敬亭已不再採取教育和挽救的立場。試想，戰爭期間公然違抗軍令，罪莫大焉。何況高敬亭還有“張國燾餘黨”的嫌疑，反高鬥爭時的罪名之一，就是批他為“張國燾的高足弟子”。聯想到原紅四方面軍參謀長李特、紅5軍軍長黃超，只因想去蘇聯申述，就被秘密處死於新疆（此二人“文革”後已獲平反），中共中央當時決定棄高也屬正常。

  1939年6月下旬高敬亭被槍斃不久，葉挺還在江北尚未返回皖南軍部，項英於7月16日在雲嶺召開了全軍第一次黨代表大會，會後以大會名義向延安發去“致中共中央政治局諸同志”的報告，在肯定新四軍取得大江南北抗戰勝利成績之後，報告“同時指出正由於反黨的高敬亭之罪惡行為影響江北的發展和勝利”，最後向中央表示：“在前後十天之中，全體代表皆以布爾什維克的一致和熱烈的發言貢獻了實際鬥爭的經驗，並充分開展了自我批評，一致擁護中央軍委對反黨的高敬亭的決定與辦法，揭發高之反黨的罪惡，指出誰違反黨的路線和決定，誰是個人利益高（於）黨誰就變成黨的罪人。”這個給中央的報告，是在項英主持下完成並批報的。由此看來，當時中共中央軍委確實有一個處置高敬亭的決定與辦法，罪名即為“反黨”。

  實際上，對處理高敬亭的問題，葉挺、江北指揮部和項英的意見是完全一致的。葉挺在結束江北之行返回皖南軍部後，項英於1939年8月致中央軍委電中，極力讚揚和充分肯定葉挺的江北之行說：“此次解決高敬亭，葉最堅決，起作用很大，也很努力，在政治上對黨均有極大進步。”明顯是居高臨下地表揚葉挺在高案中執行黨的指示的堅決和努力。還有，經項英批發的新四軍司令部致中央軍委《反高敬亭鬥爭之經過》的匯報中，對“爭取整個部隊到黨的領導下”的“反高”鬥爭同樣也持絕對肯定和高度評價。

  綜上所述，高案的處理決定，是在矛盾激化之後，最終由黨中央拍板的。其中，皖南項英是遙控者，江北葉挺、張雲逸等人是執行者，延安黨中央是最後決斷者。重慶蔣介石“所請將高敬亭處以槍刑照准”不過是順水推舟，樂見其成罷了。3年游擊戰爭期間，國民黨重金懸賞高敬亭的人頭而不可得，現共產黨自己要求殺高，豈有不准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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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葉挺脫黨，後來在抗日戰爭中不肯再次加入中共，我認為可以理解；但說他在槍斃高敬亭事件中起主導作用，我表示懷疑。既然當時中共已經不信任他，在新四軍內他只是一個軍長的虛職，並無實權，那他怎麼可能在殺高事件中起主要作用呢？

  中共在奪權時期的派系鬥爭時有發生。方志敏率領的紅軍“抗日先遣隊”失敗後，其殘部劉英、粟裕部曾企圖“合併”葉飛所轄的游擊隊。粟裕曾奉劉英（後被國民黨殺害）之命綁架葉飛，差一點就殺了他。紅一方面軍在和紅四方面軍匯合後，張國燾也企圖把紅一方面軍“吞”了；毛後來有所察覺，及時率軍出走。此外，各部紅軍內部均發生過“肅反”濫殺的情況。我在想，即便如此，弱小的中共還是最終壯大，打敗了蔣介石政權。對此，有些人說中共得到蘇俄的各種援助；中共間諜太厲害；中共在抗戰中和日本侵略軍相互勾結等等，甚至說中共有許多外國“僱傭軍”。我是認為這種論調如果是為國民黨的失敗辯護的話，也太文過飾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