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食堂”制度是如何加剧饥荒的？

节选自：中国三年大饥荒的触发及加剧之原因
——论无退出自由的公共食堂的谋杀性后果

文贯中 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

    有研究者认为，1959年以后粮食征购量过大是加剧大饥荒的主要原因，我也同意这一看法。那么，粮荒发生后，公共食堂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 

    1、农奴和权贵：公共食堂共产特性的社会经济结果

    公共食堂制度剥夺了农民自己拥有食物的权利，他们甚至连为自己烹调食物的权利都没有了。当粮荒开始蔓延时，人民公社的各级干部以维护公共食堂制度为名，对农民的住家突然袭击，悉数搜刮他们历年积存的余粮；一旦抄出，立即作为非法私藏的粮食全数充公，有存粮的农民还可能遭受残酷的体罚。有亲历者描述过当时的实况：“公共食堂已经没有粮食，开始吃草根、树皮。尽管如此，上边还在逐级下压催着要粮，不仅口粮没有了，连种子粮、饲料也全部上交了。干部为了完成任务，必须把社员家里的粮食搜光。于是，大抄检开始了。由生产队长和积极分子组成的抄检队手持钢钎挨家挨户搜查，床底下、草堆里、甚至橱柜、鸡窝都要翻遍。可疑的地方就用钢钎捅一捅，犄角旮旯也不能幸免。最荒唐可笑的是他们连厕所都不放过，他们要看看你解的大便里有没有没有消化的粮食粒。大抄检的最后一道工序是挖地三尺。抄检队对屋里屋外所有地面仔细观察，只要见到凸起的部分或是新鲜松动的地块，他们就用钢钎把地面掘开，仔细扒拉土粒。”[15]杨继绳在他的《墓碑》一书中也描绘了这样的场景：一方面是干部利用掌管食堂仓库的特权，获得大吃大喝、贪污、腐败的最大便利；另一方面是农民沦为“农奴”，轻则被罚站、罚饭，重的被处以吊打、穿耳等各种肉刑。食堂这种人们本应该享受肠胃之乐的地方，在许多地方一时间竟成为刑场一样的可怕去处。[16] 

    其次，实行公共食堂化之后，公共食堂实际上成为一种控制农民收入分配的制度安排。在公社制度下，农民本应有两种形式的收入：一部分是以食物的形式分配，主要是粮食；另一部分是现金。公社社员通过每天出工积累工作量（“大跃进”之后直到改革开始前，工作量的积累用“工分”计算），首先换取口粮，如有剩余的积累工作量，还可分得若干现金，用来购买像油盐酱醋、肥皂、牙膏、衣服、鞋袜以及农具等生活用品和生产工具。事实上，在公社制度下，1970年代的农民一年辛苦之后，往往只能勉强领回一家的口粮，拿不到什么现金；孩子多而小的，往往还要倒欠生产队的。笔者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作为知识青年在吉林省农村插队，我是个强劳动力，每年积累的工分与同等体力的农民相当，但每年秋后结算，除了领回本人的口粮外（作为一个单身汉，我不需养家糊口），所得现金十分可怜，购买一张往返四平和家乡上海之间的火车票之后，便剩不下几个钱了。而大部分农民有家小，领回口粮以赡养家中老少之后，很难再有多余的工分领取现金。回到“大跃进”初期，既然农民收入的主要部分是口粮，那么公共食堂制度下的口粮集体化实际上就是取消了按劳分配，而改行供给制，不论干多干少、干好干坏，农民在食堂里吃的是一样的伙食。同时，由于农民没有自养家畜家禽，没有自留地，不能离开集体劳动场所另外谋生，农村集市也被封杀，农民无法用自有产品到集市上换取现金，除了靠公共食堂提供食物之外，农民已完全沦为“人民公社”事实上的农奴，他们的生存完全掌握在控制公共食堂食物分配权力的基层干部手中。正因为如此，干部可以随心所欲地任意驱使农民，不仅令他们忍饥挨饿地从事繁重的劳动，还敢对农民打骂、抄家，甚至施以肉刑。这方面有大量记载。[17]这就是“大跃进”时期毛泽东最重视的“公共食堂”制度的本质。 

    “大跃进”时期以“公共食堂”为后盾的“人民公社”制度，不仅仅是以革命的名义彻底剥夺了农民的一切自由和权利，把他们变成了党和国家的廉价农奴，而且严重打击了农民的劳动意愿。与此同时，由于干部的权力来自于上级授权而不是农民的选举，掌握着公共食堂仓库的干部就成了当地的“土皇上”。饥荒发生后，作风不正的干部便通过贪污腐败侵吞农民的口粮、谋取种种特权。在那饥馑的年代，这种特权常常意味着干部的生存机会和农民的死亡可能。在不少地方，当农民只能在食堂中喝稀粥清汤甚至草根树叶乃至活活饿死的时候，那些堕落的干部或者假借各种名义大吃大喝、巧取豪夺，或者利用工作的便利在食堂里安插自己的亲信、亲戚、好友、部下，利用各种机会盗窃食堂仓库的食物。杨继绳在《墓碑》中这样描写安徽省毫县的农村食堂：“公共食堂一般来说有明有暗。明的是公社机关食堂，按标准凭票用餐；暗是可以多出饱食。如在小农场，火箭营（以武装民兵为主体的单位）、公社饭店、公社菜园等地方，采取多流量、多留粮、多供粮的办法，以满足一些领导人的需要。有的公社不仅暗吃饱食，还聚餐、饮酒。在大队一级，先办食堂，后被统一撤销，大队干部到所在生产队食堂吃饭。多数干部是明餐不饱暗餐饱，东庄不饱西庄吃，千方百计地安排好自己和家属的生活。还有不少干部贪占粮食，以保证自己家属饱餐。……在农民日均口粮二、三两的时候，食堂的粮食被干部吃掉了三分之一左右。”[18] 

     面对这种强制性、压迫性的“人民公社”及“公共食堂”制度，农民唯一能做的便是极度的消极怠工，这又使粮食产量进一步下降。根据1990年的《中国统计年鉴》，1959年的成灾面积低于1956年和1957年，和1954年相近，自然灾害不构成对农业的严重威胁，但1959年的粮食产量只有1亿7千万吨，较1958年下降了15%。减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1959年的粮食播种面积下降。一方面，公共食堂提前消耗了1958年的秋粮，使青黄不接时期提前在1958年冬至1959年春这段时期到来，严重影响春耕春播的正常进行。另一方面，农民的社会经济地位的严重恶化和普遍的怠工，也使得农村经济加速崩溃。所以，1959年夏粮的普遍减产是必然的。随着大饥荒的蔓延，经过整整三年时间，农民通过极度的消极怠工和几千万的生命的代价，才迫使毛泽东在1961年年中终于同意解散“公共食堂”。 

     2、公共食堂解散为何有助于迅速结束大饥荒？ 

    “公共食堂”解散的意义十分重大。在政治上，它意味着在毛泽东主导下推行的“共产主义实验”彻底失败，同时令毛的极左路线在国际社会声誉扫地。在经济上，“公共食堂”制度的终结，对生产力的恢复起了明显的正面作用。其实，在大饥荒结束的1961年，农村人均粮食消费量接近最低点，只有154公斤，远远低于1958年的201公斤和1959年的183公斤，甚至比1960年的水平还少2公斤（见表2），但正是从这一年的5、6月份开始，随着食堂的普遍解散，农民重新掌握了对自己的生存来说最重要的口粮，重新获得了自留地，可以生产蔬菜、瓜果，重新有权在自己的家里烹调食物，农村的集市贸易重新开放，农民可以在那里互通有无。这一切变化让农民掌握了一线生机，也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带来粮食产量的回升，全国逐渐走出了大饥荒。在接下来的1962年到1965年，农村人均粮食消费量分别为161、160、178和177公斤，仍然显著低于1958年和1959年的农村人均粮食消费量水平，尽管农民的口粮不足，粮食产量却继续在回升，逐渐接近1958年的水平。 

    将“大跃进”前期的1958年及1959年与大饥荒后期的1961年相对比，可以发现令人惊讶的反差：1958年和1959年农村的人均粮食消费量比1961年还高，却发生了饥馑和“人相食”的世间惨剧；而在1961年，农村已死了几千万人，剩下的人也是元气大伤、饥肠辘辘、有气无力，而且当年的自然灾害成灾面积比前几年还高，农村的人均粮食消费量又比前几年低，结果不但未发生饥馑，相反却出现了大饥荒趋于结束的局面。这是用粮食征购量过大或其他因素都无法解释的，而“公共食堂”的解散无疑起到了关键性作用。首先，“公共食堂”的解散使农民得以重新支配生存所必须的口粮，并名正言顺地恢复家庭伙食和自留地，他们重新可以自由种植蔬菜瓜果来补充食物，即使人均粮食消费量极低，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也明显提高，特别是农民有了在自己的自留地里干活的积极性和饲养家禽家畜的积极性。其次，粮食消费的效率也大大提高。几百年来中国农村家庭积累起来的度荒年的办法重新发挥效用，使极为有限的食物得到最大程度的利用，转化为更高的生产力和生产积极性。 

    反过来，我们也可以推断，在1958和1959年的农村人均粮食消费水平的条件下，如果没有“公共食堂”制度，那么大饥荒多半就不会发生；即使发生了，也可能是局部的，不至于蔓延成全国性的空前规模的大饥馑。据东夫介绍，由于四川省委1961年封锁中央关于允许农民解散“公共食堂”的指示，结果四川在1961年继续出现很高的死亡率；直到1962年，四川省委才允许农民有退出食堂的自由，于是死亡人数迅速下降。[19]四川省推迟一年解散“公共食堂”的结果是，该省的饥荒也推迟一年才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