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11月我们从美国回来，经过多次参观、联系、商谈，我们被分配到中国科学
院工作。地址在北京西郊中关村。

我们于1956年3月分别到两个研究所上班，把家安置在中关村职工宿舍。那时中关村
科学院只有几幢实验楼，宿舍楼只有三栋。我家搬到中关村三号宿舍楼住，给我们
两小套共四间房。我把母亲和姨母从苏州老家接来同住，以享天伦之乐。从家到实
验室上班非常近，走几分钟就到了。

中关村正在大兴土木，兴建许多楼房，事前必须平整土地。母亲说看见窗外不远处
工人在挖坟，把挖出来的骷髅放在一只只小木盒里等死者的亲属来领。她很害怕，
晚上睡不著觉。据考证，中关村在清朝时为太监的坟地，原为荒郊。我们去时，周围
建筑物还不多，只有西边的北京大学和北边的清华大学，过马路有几家小店，其余
都是大片的农田。

回国时大女儿6岁，小女儿5岁,都还不大会讲中国话。那时她们进了中关村科学院新
办的幼儿园，在宿舍楼后面几间平房里。她们学会讲："老师早！老师，我要添饭"等
简单的话。老师对她们很好，她们不爱吃豆腐，还特地给她们做炒鸡蛋。她们和小
朋友们一起玩得很高兴。后来大女儿要上小学了，附近只有一所保福寺小学，那个
学校原是乡村小学，房子很破旧, 桌椅板凳也不够，要学生从家里带去。我们就发
起到学生家长那里募捐一些钱置办些新桌椅，科学院很多家长都同意，乐意捐款。
但后来科学院某个所的领导知道了，就出来干涉。他跟我们说："你们的好意可嘉，
但我们不赞成这样做。"因此这事只好作罢。过了些时科学院建了一所中关村小学，
师资和设备都还不错。这才解决了科研人员子女的上学问题。

在国外时听说解放后国内治安很好，路不拾遗。果真名不虚传，我在中关村一把伞
丢了好几次，都又回来了。那把伞是从美国带回来的，式样比较特殊。一次我把伞
丢在图书馆里了，第二天同事把伞拿给我说："汪先生，这把伞是你的吧！"又一次
我把伞丢在医院里了，过两天又有人拿给我说："汪先生，这把伞是你的吧！"另一
次丢在班车上了，也有人送回来了，使我很感动。

1956年8月儿子在海淀医院出生。那时在中关村工作和生活都很安定。母亲在北京
有许多亲戚、朋友，常来往，家里很热闹。孩子们健康成长，周末我们经常带孩子
们到颐和园等处去玩。后来因为要照顾妹妹生孩子，母亲和姨母回南方去了，我们
也从3号楼搬到了12号楼。12号楼靠近马路，我们住在四层楼，望出去外面都是水稻
田，颐和园的佛香阁和远处的西山以及山后的宝塔都看得很清楚，风景非常好。傍
晚时分，下班回家，看到晚霞照著西山和颐和园真是美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