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问：“Have you ever felt a kind of no-reason's jealous?”（不要笑话我们的破英语，我们是被耽搁了的一代）不知怎么回答，然却百感交集，万千思绪齐涌心头，也不知该写些什么，依怎么个顺序，就这么着散乱地来吧。

那一年，三山五岳一下子全移动到了我们学校。初一的娟，不知跟谁自夸过：“我高不可攀！”被传出，遂成为华山。胡敏同志坐在我们学校传达室里观看过往的女生，从中初选出两位初一的学生，名曰为北京部队政治部招兵。虽然后来经严格的政审和身体检查两位都没有成行，却在学校以及远近成了名人。其中一位是东北人，游泳排球均很出色，得名黄山。另一位是上海人，父亲当时有些特嫌，对慕名而来的各路好汗总是笑脸相迎，不敢得罪。女儿不堪骚扰，整日上街都戴一大口罩。恰与本校一群小男生看见，尾随至三路公共汽车上，说此人五月间还戴口罩，脸上不是烧伤就是麻子，咱们今儿个就跟定了要瞧一瞧她脸是什么样。

汽车到了城里，危险区已出，上海女孩儿并不知晓已被跟踪，摘下了自己的口罩。哇。。。。。。，跟踪的人们嘴巴张了数十分钟合不拢。幸好那几级的学生好坏还学过点儿诗词，不至于太过粗俗，有人脱口而出：“不识庐山真面目。。。。。。”。以后在学校里这几个人认出了那女孩儿，庐山这个名字不径而走。

学校高二有位俞，他母亲曾任“人民日报”第五版（文艺版）的编辑，而他父亲则从批胡风到抓五一六，次次运动有份，其母因而与其父离婚，父亲带着他和三弟到了本城。俞饱读诗书，素有小文豪之称。革命一开始，俞与一些干部子女包括他当时的女友率先成立了“筹委会”，以破“四旧”，抓社会上的阶级敌人为主。不久，斗争的矛头就指向了他们自己的父亲们，“临委会”的同学们请来几卡车军事院校身着军服的大学生，要将他们从精神到肉体彻底打翻。俞被电讯工程学院来的大学生抓获，正要被压往该大学关押，被邻校赶来的“临委会”同伙芦碰见了。芦与俞虽属两派，却是同院，彼此都酷爱文学，惺惺相惜。于是芦对大学生的头儿说：“这个家伙坏得很，交给我了。”大学生将俞交给芦，芦将他带到无人处，说：“快跑吧。”

“咱们后。。。。。。后会有期。”

不久，大家都要上山下乡，拥有众多名山大川的初一各班与本校十三个头戴反革命帽子的俞等高中学生被分到最为艰苦的某县，却为三十多里路所分搁。外校的许多男生慕名到庐山她们队上去访问，那时争女人的心态很直接，先将该队男生一顿暴打，以为女人即会跟随英雄。英雄一走，有该队男生以炉灰在墙上写道：“你的手打了我的脸，我的脸也打了你的手！”女同学则纷纷议论：“看她走路那么扭啊扭啊，把流氓都给扭来了。”于是，一个半月后庐山就转到了另一个生活条件更好的县去。

俞的女友的父亲是武汉某军事学院的院长。她看大字报得知自己是“叔叔的小孩”，而哥哥弟弟都是这个父亲的。虽然一家子对她都很好，可知道这种事情总是很伤感情，于是她拒绝再回武汉，积极地投入到火红的革命斗争中去，孰料却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据说她当年常将一手帕往头上一扎，好似苏联集体农庄的女庄员，女同学们背后叫她“小鸡婆”。

军队比地方要安定的早许多，因此有军方背景的学生往往很快就脱离苦海，去当兵了，例如“血色浪漫”里的钟跃民，仅插队一年即走人。我有许多同学的哥哥当时口袋里都放着老鼠药，因为他们那些本来十分坚贞的女友，面对父母能使其去当兵的诱惑，都走上向父母曲膝的路，抛弃了男友。俞的女友也是这样走的（虽然她好像一直未嫁）。

这一天，俞终于想通了，借了队长的一辆自行车去看山。骑了三十里路，将车锁到了山那里的某处，却遍访全村找不到山，垂头丧气地回到了自己村里。进村见了队长，方想起自己是走回来的，车还在山那边呢。又走了三十里去取了车还给队长。

待续？